遵从典范、置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关系研究

dorm99

作者：庞中英

注：此文是作者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上的发言草稿（2003年9月20日）。其部分内容刊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在此发表的是发言的全文。

从对PARADIGM的理解说起

中文政治学中最初把它翻译为“范例”， 后来竟然约定俗成地多数把它叫做“范式”（大陆）。有人也把它理解为“典范”（台湾）。总之脱离不了一个“范”字。其实，这只是把握了该词的一个常用含义。在科学研究中所说的PARADIGM并不仅是“范”的意思（EXAMPLE， PATTERN， especially : an outstandingly clear or typical example or archetype），而且更重要是一种科学学派或者学科的、哲学的、理论的框架、体系、观点、准则，在这个框架、体系、观点、准则中，理论、规律，和为支持它们所做的通则化以及实验，已经公式化（系统地或者确切地得到阐述或者表达、说明）。

美国Chava Frankfort-Nachmias and David Nachmias著、台湾潘明宏、陈志玮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美国很流行），PARADIGM翻译为“典范”，指“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主导理论”。 这里的“典”字有所接近上述PARADIGM的第二层意思。

遵从典范的重要性

综观这些年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客观上，这门学科在世界上的年轻性、不成熟性和大量借鉴使用别的学科的情况），仍然存在着缺少典范指导的问题。另一方面，学习式的、模仿式的、进口式、时髦式、生吞活剥式的典范指导下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前一方面，主要是指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并不是在一种研究设计、研究框架、研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典范本身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缺少典范指导的研究本身就缺少方法基础。而没有方法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研究是一种低水平的研究。后一方面，主要是指大量进口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实证方法，把这些理论当作是研究国际关系普遍规律的典范，而加以尊崇、使用，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似乎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如何做”（怎样做）的灵丹妙药。


根据科学哲学，“每种研究体系都是建立在（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典范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要求明确的典范，否则，就不会有与他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努力。每一学科的发展势必导致在特殊典范（或者几个典范）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反过来又会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缺少典范指导或者简单模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典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界的一致性缺乏，“集体努力”不多，学术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尚未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急需典范的指导。另外，偏好使用来自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典范，在不少情况下有可能简单地把中国的实际归纳于这些所谓一般典范（范畴）中。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以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般理论，也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国。

什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

对这个学科的中国学者（学生）来说，有必要区分“研究方法”的两个层次：其一是工具性、技术性的层次。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的所谓“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CENCES”就属于这个范畴。中国学者（学生）多数确实缺少这种训练。但在西方大学留学过的对此并不陌生。我们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如果指的是这个层次的问题，那么事情非常好办，只要引进一些有关方法的教科书，并在大学阶段给以大规模普及，就可以做到。其二是理论性、典范性的层次。

应该说，对存在着方法问题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工具性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典范方面的研究方法则比较难。本文认为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不应是“怎样做”的问题，而应是典范问题。

孔恩和波普尔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典范像组织原则一样，都有其必要，一旦缺乏它们，科学研究将无法成为累积的集合体。大家熟知的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S KUHN）的理论先驱性和经典性地区分了常态性科学和革命性科学。常态性科学（NORMAL SCIENCE）是指对任何历史时期均适用的科学成果——科学界承认的、学者（学生）入门的基本知识，这些成果承前启后，世代相传。“我是指真实科学实务的某些被接受范例（包括法则、理论、应用以及工具方法），提供孕育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条理连贯的模型。典范的研究，主要是为学者（学生）提供准备，以便在日后成为某一特定科学社群（共同体——作者注）成员时研究之用。”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如果根基于共同的典范，他们在心理上是认同科学研究中的相同规则、规范和标准：“这种情况及其所产生明显的共识，就是常态性科学的基本要件，也就是一个特殊研究传统的起源和延续。” 孔恩认为，常态性科学界是支持和保卫已经建立的典范的一群人。就如同今天国际关系学术界许多学者捍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样。

但是，常态性科学刚性的自我延续，限制了改变和创新。尽管如此，孔恩认为，“新典范的出现以及它容许更多新颖的研究型态，就是任何特定科学领域发展至饱和的征兆。”孔恩把“革命性科学”视为某一对立型典范有着突破性的发展， 即“典范转换”（PARADIGM SHIFT）。在科学上，典范的改变就是革命，这样的革命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放弃一个主流典范的过程，是以尝试检验此典范做为起点。随着科学家对主流典范有着各种不同的面向和意涵，进而着手经验性的验证，旧典范与研究发现的一致性，就日益薄弱。孔恩将这种不一致性成异例（ANOMALIES），并且认为随着持续地进行验证或者解迷，异例的情况越来越显著。于是，新旧典范的支持者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最后科学界接受新典范，并且回归到典型的常态性科学活动。因此，从旧典范到新典范的期间，在科学界中将产生不确定性和***。

尽管提出了典范转换的概念，但孔恩却居然认为，科学革命相当罕见。他认为，科学家大抵致力于常态性科学的研究。他们不是想立即反驳主流典范，他们也不可能立即感到异例的存在。孔恩认为，在科学中充满着异例和不一致性，但主流典范却仍然成立并被使用，直到被重大危机所抛弃为止。任何重大危机的出现一定有合理的原因吗？什么（比如“911事件”）使科学家突然觉察到重大危机的存在？对立型典范是如何建构？孔恩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波普尔（KARL POPPER）却激进地触及了这个问题，提出规范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界应该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因此没有任何主流典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科学必须是永远地变革，而批判主义就是科学本题的核心内涵。波普尔提出的是“知识暂时性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知识的存在并没有恒定不变的合理性，总要受到不断质疑。一些“主导典范”（主流理论）可能过时，而为新的典范取而代之。否证（REFUTATION）构成知识论点的革命：“‘一般’的科学家，是应该感到悲哀的人，‘一般的’科学家，曾被指引至极端错误的方向。他被教导成教条的心态：他是教条主义下的牺牲者。他所学习到的方法，只求是否实用，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波普尔认为，如此，科学家将沦为其所诉求典范、自身期望、过去经验和语言的‘囚犯’：“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确实是囚犯；如果我们尝试如此做，则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逃离我们的框架。但是，不可否认地，我们将发现自己又身处另一个架构中，不过，它将是更好的且较宽敞的；而且，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再次逃脱出来。”

把孔恩和波普尔关于典范的本质和意义重复一遍，对我们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有几点启发：（1）国际关系研究要成为一个学科，就要建立起这个学科学者和学生的一系列共同性，包括规则、规范和标准。这是这个学科的组织原则。（2）作为理论性的典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很大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典范变化也是很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它的主要使命不是维护旧的典范，而是发现新的典范；不是研究什么东西没有变化，而是研究变化。典范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主导、主流形式的国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演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变中，地区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在欧洲出现，相应地国际关系也在经历着深刻的演变（所谓“后民族国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传统的国际关系典范，无一不遭受着重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学科的自我反思不断增多，置疑知识的性质，特别是知识的社会学（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general,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particular），这导致了所谓“诠释学转向”（the hermeneutical turn）。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实证主义方法的一些重大缺点。建构主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此外，历史和经济社会学的转向也很明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得以建立和并在90年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得到巩固，而历史学方法则重新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典范的影响都有所后退，更多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者）方法走到前台。与此同时，大批搞“国际研究”（已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自其它别的广泛学科的同行，致力于真正跨学科、跨典范的国际研究。一些并不属于传统政治学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却成为了这个学科的中心人物。

最近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质问：“我们的理论是否误导了我们？” 。比如，在理论上思考“911事件”，他认为，“世界政治的所有主流理论只关注动机的世俗方面。他们忽视宗教的影响，尽管宗教狂热往往促成了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家面对的挑战类似于其早期先贤：即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世界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联”。“最成问题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作用的假定”。“将研究的名称从‘国际关系’转换到‘世界政治’，对我们或许有益。‘国际’关系的语言太容易使我们倒退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上。非对称相互依赖并非国家之间仅有的现象。”“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多么狭隘”。“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往往为重大事件的压力所推动，或许，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将使我们重新聚焦于知识创新的崭新时代”。

基欧汉的自问和自答非常好！笔者引用他的观点，为的是进一步说明，国际关系研究即使是在美国也已经是一个最需要典范转换的学科。冷战的结束，暴露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典范转换的一些问题，而“911事件”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范”状态进一步加剧，主流理论已经受到世界形势演变，特别是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和影响。这对一向重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老师”都在转向了，“学生”不能仅仅爬在后面模仿、追寻“老师”的旧范式。在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形势下，中国学者如何对国际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保守性和出路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自觉和不自觉地坚守国际关系的常态性知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偏好。中国在最近25年主要引进、偏爱的是西方的主流的现实主义典范，加上中国近代以来片面的“实力”迷信、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学术研究的官方化以及实用主义的学术心态，几乎能够算得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数，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这个老旧的、保守的知识框架下“发展”，用国际关系的常态性知识，特别是现实主义来观察、研究、分析国际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急需大量的“革命性的科学”，即国际关系的新典范。这些典范可能来自外国的新理论、新概念、新体系，也可能来自中国学者自己的典范转换之结果。总之，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继续用旧典范研究新事物、新世界的时候了。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唯方法主义，到处都要画地为牢，受方法论束缚。我们要方法，但不能拘泥于方法。这是波普尔之不同于孔恩的地方。为了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固然，我们需要大家认同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但是，自由的创造力、洞察力、想象力和灵感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发展中国的国际研究，笔者的一个建议是16个字：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这样，我们就从典范入手开展国际关系研究，又不拘泥于典范，并有所创造。具体方式是调查清楚国际（关系）研究的已有典范，并对之进行比较研究，也许，由此，外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可能由此就结合起来了，中国也可能产生出具有典范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