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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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　华

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04年第3期

〔摘要〕　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在研究特殊规律还是一般规律、叙述性解释还是理论性解释、理解过去还是预测未来、明确的政策相关性还是有意(无意)的现代主义,以及单个的唯一事件还是一系列的多个案例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历史学对历史的分析和对意义的解释性构建,不能脱离理论假定。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学有许多方面值得相互借鉴。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差异,合作

　　历史学家经常抱怨国际关系理论家滥用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家则经常抱怨多数历史编纂学的非理论导向。尽管双方的指责都夸大其辞,但提出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的不同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两个学科的知识积累能否彼此促进的问题。二者在研究导向上的差异对它们的不同的解释性质、概念化的因果关系、使解释合理化的方法论、评估那些解释的标准,以及学科间的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学科间的差异

明确区分历史学与政治科学的差别特别困难,部分原因是每个学科研究工作变化的频繁。我们能以不同的方法考虑每个学科,这些方法在主要发展趋势上存在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相互重叠的,这意味着在对主要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时,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例外。事实上,每个学科内发生的变化同学科之间出现的变化一样明显。在某些方面,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实证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更多。而且,两个学科的分歧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更使比较工作复杂起来。时至今日,历史“叙述方法的回归”和“语言学措辞”方法的采用,定量分析,尤其是政治学博弈理论模式的进一步流行,两个学科的距离已日渐行远。

(一)特殊规律还是一般规律。历史学家主要对解释感兴趣,重视辨别来自他方的事件、结果和位置,认为事件、行为的意义或解释通常被认为要通过文化的、时间的因素来予以揭示,在方法论强调特定事件的精确性和叙述的完整性,他们努力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事件既独特又复杂,历史学作为研究特殊规律的学科,其对唯一的、特殊的、个体的事件感兴趣;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研究一般规律的学科,对重复发生的、一般的、普遍的事件感兴趣。国际关系理论是抽象的,历史学是具体的,对历史来说绝对不可能的事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就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兰克在一个世纪前就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就是发现每个事件的唯一性,每个存在的无限性。如果历史学家被迫要进行理论概括,那么,使历史有兴趣的东西都会消失。历史会失掉所有的科学基点。历史是一门讲前因后果的学科,它研究特定地方、特定时间下一系列特定行为体的活动。历史学家按照唯一性,而不是典型性来理解事件。例如,在安全领域,历史学家就缺乏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着醉心于研究特殊事件的倾向。同时,历史学家研究特殊规律的导向并不必定表明,他们在解释单一事件时是非理论性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利用理论概念和模式,而在于他们对那些概念、分析型假定和模式的重视程度。政治学家如果不是要以理论模式为基础进行解释的话,他们会对解释一般模型、而不是个体事件更感兴趣,以得到更大的学科回报。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特殊事例,但他们会经常求助事物的一般性来达到目的。

(二)叙述性解释还是理论性解释。按照一个流行的观点,历史学家(不像政治学家)追求的是叙述性解释而非理论性解释,方法论上重视对特定事件叙述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完整性。因为他们尽力描述和解释的事件既是单一的、唯一的,也是复杂的,因此要被迫忍受一定程度的方法论上的自由。历史学家更愿意利用充分的解释,而不是依赖必要的解释,即一个事件被认为是过程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争论的结构往往不是含蓄的(包括逻辑演绎),而是相互关联的(包括相关叙述的使用)。有观点认为,叙述性与理论性的分歧没有什么好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历史事实作为存在的标准,历史著作关于描述事件可能性原因的结论也同样如此。因此,它们都依赖(有时是不言自明的)因果型理论。

(三)理解过去还是预测未来。人们利用另一个方法来说明历史和政治学公认的分歧是,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愿对未来作出预测。彼得·诺维克指出,“历史学家从不认为有能力预测。”约翰·加迪思认为,对于在寻求模式的人而言,历史的确具有一定的、有限的预测功能。不像数学和化学,其变量在数量相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重复组合,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1〕就历史本身而言,它并不能作为未来的指导。比较而言,政治学者坚信,他们有明确的能力作出预测。举例说,社会科学的一个论点认为解释就包含着准确的预测。一个学者的理论要准确预测特定现象的发生,他就应明白自己已对特定现象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另外,对政治学家来说,预测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控制能影响社会福利的结果。对预测的热心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四)明确的政策相关性还是有意(无意)的现代主义。乍看起来,历史学和政治学显得与决策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次一级的国际关系与决策者有更公开和明显的联系,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家会把目光集中在当前决策者最关注的当代史上。理论的“社会效用的命题,通过国际政治学这一特殊学科得到最好的注解(或许在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经济学能与之媲美)。〔2〕社会科学家都有明确的寻求政策性知识和回答“何者为是”问题的使命。另外,关注当前历史有着方法论的合理性。举例说,深层历史的研究可能和国际关系理论者的研究目标并没有联系。如果岁月的流逝已改变了世界,而相同的因果却没有联系,那么,国际关系理论者将对不能获得的因果关系研究有兴趣。那就是说,如果国际关系理论家不受时间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们对遥远过去的研究可能一无所获。因为关注资料的有效性,他们也会犹豫研究更久远的过去。通过关注当代相对不太远的国际关系事件,理论家们能获得更多的和更可靠的资料,从而追求更严谨的理论检测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不要夸大或低估历史学家同样是以对“现代性”的关注获得动力的。一些当代史学家已经指出,研究过去要能提供观察现在和解决当代问题的视野。另外,历史学和政治学有共同的社会学影响力以及金钱诱因。举例而言,学者的个人兴趣经常受到现实世界关注点、学术和政治的旋转门以及为得到政府资助研究的影响。进一步说,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历史编纂学能免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历史和历史证据对人们的身份感如此重要,以至于证据本身成了研究的中心。”〔3〕这种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一旦历史事实形成了,对历史的理解会对政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单个的唯一事件还是一系列事件和多个案例。可能是历史学家在努力解释特定的事件,而国际关系理论者努力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规律性的概括。按照人们接受的看法,社会科学者注意过去仅仅是为了支持或驳斥因果性结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单一的唯一事件的特殊性可能被低估。比较而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复杂的社会事件有一些相似性,但没有事件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是要把事件理解为单一的,而不是典型的。对政治学家来说,许多人坚信,其目标是要确认重复发生的行为模式。詹姆斯·利雷认为,解释是一种陈述(或一系列陈述),它表明,一个特定事件的后果仅仅是既定模式的例证。〔4〕然而,这种区别也不能被夸大。在关于个案研究合理性和价值的争论中,一些政治学者听起来已很接近历史学者,而同时,历史学家认为,比较是有价值的。一个有很强说服力的、演绎型的、内在联贯的理论可能会由于某人的不合常理的评论被严重贬低。比较而言,比较方法在多重案例研究方面会有优势。

二、历史解释中理论的作用

通过先前存在的思维框架过滤经验主义观察,解释必须以根本的理论假定和概念为基础,现在都已成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常识,也是实践者和哲学家的常识。然而,历史学家不总是相信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是通过介入其中的思维框架获得解释的。“科学历史”的第一个学派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关注解释特定事件,而且要让事实自己说话。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是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摆脱历史学家的偏见和先入为主重现过去。通过对材料的钻研和对批判性解释学方法的应用,历史学家能借助叙述重现过去,获得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科学的历史事实。

但在20世纪末,许多历史学家对兰克式的有可能按其本来面目重现历史,以及历史事实存在于资料的观念产生了质疑。历史理想主义者强调指出,历史仅仅是对意义的解释性构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经历,没有人‘造就’历史是为了维护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仅是造就历史的一种方法。”〔5〕而且,历史的编写有必要反映当代人的关切和文化,因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除了历史理想主义者外,其他人重视所有经验主义观察的理论性特征。卡尔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辩解而批评兰克式的“对事实的迷信”,强调指出,所有观察都应涉及对事实的选择性过滤,在兰克的实证主义和历史理想主义之间标明中间的立场。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既不是事实谦卑的奴隶,也不是独*的主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是现在与过去永无止境的对话。这使我想到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学家倾向于构建叙述性的解释,而政治学家倾向构建理论性的解释。尽管叙述性与理论性的区别有某种吸引力,但分析起来是有缺陷的,没有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给予足够的关注,由于出现了许多例外,其已经不能作为历史与政治学分野的有用的评判标准。

分析起来,叙述作为一种方法,几乎能和所有的理论相容。尽管历史学家在叙述时自觉应用明确的理论的程度不同,但叙述性分析不能脱离理论假定。举一个例子说,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叙述方法与理性选择理论并不相容,但该论点仍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一些学者近来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面表现出对“分析性叙述”或“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性、理论性的区别的效用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对十九世纪的兰克式的研究范式与新领域社会学作出较准确的区分,但把历史学家同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区分开来就没作用了,更不用说当更多的分析方法采用后,以定量分析为导向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经济历史学家”或“计量史学家”已崛起,并占据了学科的领导地位。这些学派明确拒绝把历史视作包含自己解释的叙述方法的观点,努力要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建立历史解释,并通过可接受的方法说明他们的合理性。他们变通地接受了经典的“规律涵盖模式”,认为解释在一般的、经验证实的行为规律下就是对现象的归纳。

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学的其他相关领域在从新计量历史向后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学科流行的方法论的影响。它并不坚持解释时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但相信叙述的效用和达到此目的的主要方法,在这方面它一直保持了连贯性。在重要问题上,它近20年来也一直具备很强的理论性。一些历史学家在能指导历史解释的分析性假定和理论模式方面,态度十分明确,一些历史学家也通过分析方法,而不是编年体的叙述方法来展现他们的材料。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不仅十分精通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而且通过理论概括参与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为理论的构建作出了贡献。历史学与政治学在研究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上的区别也存在例外。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系统阐述或检验了一般性的命题,一些政治学家研究了个体事件的特殊性规律。但这种研究并不是每个学科鼓励或训练本学科学者的做法。

历史学家最突出的例外是阿诺德·汤因比,尽管有人对汤氏的“思辨历史”持批评态度,但却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编纂学特殊性规律的看法。有学者曾指出,这种工作“事实上,根本不是历史,而是一种对最普遍、最一般社会学原则的探究。”该问题不仅涉及《历史研究》到底属于历史学还是社会学的范围,而且涉及其是好的还是糟糕的社会学作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描述、解释一系列事件或情节,与之相比,他们理论概括的工作大多数具有很强的附带性,而且理论概括时受到明确的时间观念的限制。修昔底得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发生的事件会再次发生的,他是为所有时代而写的。然而,斯坦利·霍夫曼却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没包含明显的“如果…那么”或分析性的理论概括的特征,也许修氏的历史有一套清楚的理论假定的推动,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它们是什么、关于他是否是个现实主义者,以及其给出的不同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着。我们能从修氏的洞察力中进行理论概括,但要使那些理论概括得到证实,我们就必须超越修氏的历史,构建出更有比较性的理论研究方法。其他历史学家也进行理论概括,但他们的理论概括通常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相反有着明确的历史阶段的限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政治学者的身上,他们承认自己的理论概括是有条件限制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任何理论或理论概括的尝试都必然包含着具体的“范围条件”,只有在此范围内,理论才是适用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范围条件是如何得到具体说明的。历史学家利用的是时空条件,而社会学家利用的是分析标准,这些都体现在构成他们各自理论基础的各种假定之中。

两个学科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还有着其他的不同。政治科学强调简约的价值,强调用尽可能少的假定作出尽可能多的解释。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纷繁复杂,但政治学者会使之抽象化,首先对其本质特征作出解释,他们会明确说明自己的分析性假设和预测,并论证后者是如何来自于前者的,从而系统地检验这些预测。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太热心阐述假定和因果规律,而这是使他们解释成立的东西。他们不重视解释的简约性,更喜欢尽其所能对事件做“全面的解释”。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因此,他们愿意利用许多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有助于历史学家审慎地分析现象、事件、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意义。

有人认为,理论是个装有各种工具的“工具箱”,从中我们能针对不同的事件取出类型的工具———如各种假定,这取决于需解释的特例的情况———这样会对特定的现象作出全面的解释。然而,它并不会帮助对一般化的理论模式进行详细的阐述或检验。理论概括需要单一的、十分具体的、完整的理论结构,和基于实证基础上的证实过程一样,这些都要以理论标准为基础进行认真地选择,以便发挥出研究设计的最大效果。它们会反映在统计研究中,也反映在结构的方法论中,它们很少对事件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每个案例分析的结构是一组问题,关注的是每个事件与理论相关的另一面。政治学家研究一般规律的倾向越大,就会更多地反映在其对外部因素合理性问题的关切上———关于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过程,而历史学家对有关受时间限制的一系列事件的内部因素的合理性更感兴趣。

三、合作的意义及局限性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在假设条件、目标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理想的相互适用与合作关系,但这决不是不进行合作尝试的理由。同现实生活一样,学术研究的许多任务既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也不是不可能的,关键不是放弃,而是在尽力发现的过程中我们走得更远。第一,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现实的关系会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实际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两个研究领域来说,彼此间的主要关系应是一种同盟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我们不要把它们主要当作获得能力集合体和共同安全的手段,而是当作限制、影响和治理的一般工具,尤其是治理彼此盟友的工具。此类同盟在当今国际政治学中日益普遍和重要起来,这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清楚他们之间在利益、目标以及客观事实上存在的共同点和分歧之处,从而使他们能够观察和影响对方,并对彼此间的分歧进行协商和保持一种坦诚的态度,避免成为对手以及由此带来的伤害。第二,应进行跨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尊重学科之间的差异,不能用学科间的分歧来阻止有意义的相互借鉴。历史学家对事物来龙去脉的关注能帮助政治学家“正确表示”自己的长期预测,即历史学家能帮助政治学家准确定位他们规律性理论概括所能应用范围的条件和环境。历史分析或正确分析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根据实证证据为衡量各种观点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历史事实能成为纯粹抽象分析过程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能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受益,把理论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尤其应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能帮助历史学家看到事物发展的模式,否则,历史学家仅仅只能看到一些独立的事件。理论有助于历史学家避免天真的实证主义,给他们提供广泛的解释模型和范式;会使他们对自己方法论和认识论中先决条件进行更为认真的思考;帮助他们审视重复出现的模式和独立存在的类比。总的来说,理论会帮助历史学家获得更广泛的、更深刻的、更有说服力的概要性判断。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很多东西值得彼此借鉴,判断它们中间哪个更为重要既没有意义,也是不可能的。从科学的标准来看,能完整描述事件之间关系的并不就是好的历史,因为任何历史都受着理论性假定和模式的推动,更多的理论化能使那些模式更加明晰,分析起来有说服力。同样,能缜密地阐述逻辑关系的理论结构并不就是好的理论,因为好的理论必须在复杂的条件下能被经验证实,对历史背景的更多关注有助于揭示理论的时空(以及分析)的适用范围。对每个学科危害最大的是彼此忽视对方。历史太重要了,不能完全把它交给历史学家,理论太重要了,不能完全把它交给理论家。〔6〕

值得关注的另一面是,学科间存在的紧密的互相使用的可能性,会产生不适应和滥用的危险。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赖即兴之作来超越彼此的分歧。制度性的交流的缺乏妨碍了他们进行长期稳定的学科间的相互借鉴。接下来的学者不得不以某一特定目标为基础提出论点,两个学科展现出的制度性的狭隘要求我们对论点应时常予以补充和完善。我们不能妄加评论历史学家是如何误解和误用国际关系理论的,但历史学家认为的政治学者滥用历史的问题,并不是指在政治学著作中经常发现的糟糕的历史叙述,如不准确的叙述、对特别重要事实的忽视、站不住的解释等等,导致了不完整的历史知识和研究。这种糟糕的历史叙述的一个共同的、令人生厌的来源是政治学家的一种倾向,即为了对历史事件及其发展状况进行解释,他们依赖的是其他政治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著作,这就像品尝已被用过的茶一样。但决不仅仅是政治学者这样对待历史。历史学家甚至在进行本专业研究时,也时常会犯相同的错误,更不用说他们在进行专业外的研究了。政治学家原则上能把其特殊的研究方法与充分的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因此,该问题对学科间的基本关系而言,并不带有普遍性:产生于该问题的对历史的滥用或误用,并不说明就存在着不适用的问题———那指的是对历史材料的误解及随后的误用。即使政治学家基本的假设和方法没有同基本的历史的先决条件和目标产生根本性的冲突,政治学家也不会理解历史著作提供给他们的材料的本质和限制条件,会在实践中忽视它们的局限性,从而把历史事实和数据变成与其本来面目不一样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的误用就会出现。

首先,学科间不适用问题往往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数据的误用,历史学家对此会说:“你误解了某些观点,忽略了某些事实,你不能那么讲”(这是历史学家之间常常说的);“你离题了,曲解了你正在处理的资料,你不能那么做。”同时,在历史学的领地上,我们也不能针对政治学家立个“不要靠近,这是私人财产”的招牌(这可能有点武断了),而是想在招牌上写上“薄冰,危险”。在历史学的领地上立牌的原因不是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概要性判断太好、太敏锐和太复杂了,以至于接受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误用,而是恰恰相反,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来说,它们经常还不够好。除了众所周知的把历史学家的判断当作国际关系研究的数据相联系的问题外———这是历史学家特别不能认可的,有关问题和答案会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领域内最被广泛接受的历史学家的概要性判断彼此也会发生冲突———根本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的概要性判断和国际关系理论能达成一致的地方,它们却时常说的不是一回事,内容和意义的差异,往往使一致的地方流于表面化。打一个比喻,即历史学家的概要性判断就像是雕塑的组成碎片,但作建筑材料的话就勉为其难了。〔7〕

其次,在政治科学中,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既有严谨的理性的新现实主义或者叫结构现实主义,也有纯粹的博弈论,还有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国际事务即特定现象的相互关系进行的统计学———数学分析,所有这些讨论都不适用于以上情况。在这里,与其说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相互不适用的问题,甚至在历史材料被广泛作为数据使用的地方,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不存在任何真正联系的问题。我们要发现和解释的概念(即不会随历史的变迁发生变化,但被认为是有关固定的、格式化现象规律性、结构性的相互关系),如研究主题的概念(即不是人的行为,也不是有目的的能动的行为体的行为,而是指为了科学的目的,被剥离了人的、有目的的因素,从而能操控和可计算的现象)、我们希望的解释结果(这样设计就是为了排除概要性的判断,对此类相互关系提出证据,最好是统计学———数学的证据),所有这些离历史学界正在从事的、将来也会做的学术工作是那么遥远、陌生,以至于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真正的对话,更不要说彼此适用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3〕〔4〕ＣｏｌｉｎＥｌｍａｎａｎｄＭｉｒｉａｍＦｅｎｄｉｕｓＥｌｍａｎ,“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ｌ997,(22):5-21.
〔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6〕ＪａｃｋＳ.Ｌｅｖｙ,“Ｔｏｏｌ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Ｌｅａｖｅｔ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997,(22):22-33.
〔7〕ＰａｕｌＷ.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ｌ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997,(22):6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