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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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一平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06年11期

[内容提要]实力历来是政治分析的核心。国际政治的新现实是:实力的性质与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实力赖以产生的资源已经越来越复杂,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凸显,软实力成为与国际政治社会学及世界政治文化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理论维度而受到高度关注。相对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有其独具的特点。它能够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亦会对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影响。中国是个拥有深厚软实力潜力的大国,亟需在政治体制建设、文化生态环境、外交哲学与战略、“事在人为”诸方面建构和强化自身的软实力。


[关键词]软实力　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哲学　中国对外关系

　实力是国家的属性之一,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相应的实力。然而国际政治的新现实是:实力的性质和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实力赖以产生的资源已变得越来越复杂,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软实力成为与国际政治社会学及世界政治文化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理论维度而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高度关注。软实力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冲击与日俱增,渗透于国际关系当中并深刻影响其运作。中国是一个充满软实力潜力的国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脉络演进和国际社会机理衍生,中国的战略思维需要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强化软实力研究。

一、软实力概念及其理论外延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软实力( soft power)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软实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同化性的权力,具有使他国心甘情愿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因而软实力的定义可概括为: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1]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引起国际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罗伯特·达尔将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到道德地位,认为软实力是影响力的形式之一,在影响力的多种形式中,理性说服比强制可取,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2]此外,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斯诺的《世界混乱:变革与延续的理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著作在广义上都属于软实力的研究范畴。

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有其独具的特点。从作用方式看,被作用行为体的认可和接受是软实力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它排斥强制性的发号施令和暴力;从作用结果看,软实力更多是一种道义力量,自主性和变通性非常明显;从作用过程看,软实力不具有规范性和统一性。

软实力不是平均分配的,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因素所决定。其一,软实力拥有量的差异。各行为主体拥有软实力资源是不均等的,一般说来,软实力资源拥有量多者,软实力潜能相对较大。其二,行为体使用软实力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异。行为体拥有一定量的软实力资源,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拥有与软实力资源等量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资源需要通过实施才能发挥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技能和效率直接影响其结果。各行为体在使用软实力资源的效率上存在的差异使得软实力的效果大相径庭。其三,行为体使用软实力资源目的的差异。行为体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去调配使用软实力资源,其所产生的作用、结果也具有差异。其四,行为体软实力实施范围的差异。

一般说来,行为体的软实力总是因其所影响的领域、对象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地缘关系、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因素对软实力的实施效果产生着较大影响,且这些因素的相似和关联程度越高,其作用力就越显著。

国际行为体对软实力的追求不是任意和无限的,软实力的作用同样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政治资源的制约。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也是不平衡的。因为政治资源的缺乏,一些弱小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受到制约,甚至被边缘化,这成为制约其软实力作用的重要因素。其次是国际关系模式因素的制约。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模式,它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每个行为主体在追求软实力作用的过程中,都不得不面对其他行为体同样企图的挑战和抗衡,必须得到其他行为体的赞同和认可。再次是国际道义因素的制约。国际道义(或国际道德)“是表达着大多数国家真实意志的对外行为规范,其核心是主权平等”。[3]

虽然国际道义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被看作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基础。在国际社会中,“作为群体成员的国家是社会的,那么它应该和人际关系中所通行的那样, 存在道德的发展并具有道德秩序”。[4]如果一个行为体抛弃了国际道义,一味追求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那它必然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其国际威信、国际地位及软实力的作用也会随之削弱。因此,任何行为体都应该在认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自己的软实力目标,自觉维护国际道义原则。

软实力理论亦对当今世界政治的行为范式产生了重大作用力。如一些学者将美国外交史上的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激情归因于美国文化中的“个人动因”,以及权力是建立在商业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理念。也有一些人把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归因于“日本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天生的极其危险的⋯⋯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非物质的倾向”。[5] 美国学者加里·哈特最近在谈到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时指出,“美国现已拥有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实力,同时美国还拥有第四个实力,即思想的力量,历史上几乎没有或仅有少数几个伟大国家曾经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一实力体现在我们的建国原则、宪法对于我们是谁的陈述、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管理自己的方式上。众多国家将追随我们,因为这一思想的力量将远远胜过我们所有武器具有的力量。”[6]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2005年4月在一篇题为《2004年的世界形势与日本》的文章中指出,迄今为止日本外交实力一直是靠经济实力来支撑的,鉴于日本经济的现状,这种实力已难以支撑。他认为今后日本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形象力”,在外交上加强“提案力”,提高“说服力”,提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张。可见,软实力对当今世界政治的行为范式发生着重大的作用力,软实力因素作用于国家行为的内容和目标,渗透于国际关系中并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关系的运作。

软实力概念及其理论外延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的重要思路。它强调了非物质因素(如文化、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克服了过去许多现实主义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过于依赖物质性实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使得实力思想更为全面与完善。

二、软实力因素对国际关系的渗透和影响

　　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军事实力主导其他类型的力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必然支配世界事务的观点。软实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和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作用,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关系的运作。

一方面,软实力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7]发生作用。随着全球化在人类各个领域的深入拓展,国际系统进程(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速度加快,系统内行为体增多,交互作用日益加强,人类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极大提高,国家实力的性质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新型的实力资源和形式正在崛起,有别于主权国家的超国家权力体系与机制日益强化,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识框架。这就使得软实力因素作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理念参与到国际政治的运作中来,国际政治的实力变量因此而越来越多维化。软实力将制度、价值、文化、意识形态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过程——相对于内部制约——有了更加迅速的增强,尽管它不一定立即和从本质上改变民族国家事关本国重大利益的原有决策。[8] 正如摩根索的精辟总结:“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政治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力量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9]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软实力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国家认同。约瑟夫·奈在阐述软实力资源如何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时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鼓励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权力或者硬权力。”[10]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这些软权力源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将软实力中的制度、价值、文化、意识形态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方面,美国堪称典范。长期以来,美国主要通过价值观输出、留美外国学生影响、文化出口、国际组织等渠道对他国发挥吸引和说服作用。1946 年美国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该法案的潜在原理是:无论接受者的职业或研究属于哪一个领域,曾经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这一经历本身,就为其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国际带头人提供了广阔前景,而当他承担起领导职责时,会怀有对美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赞赏。[11]1961年美国通过《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及《富布赖特——海斯法案》。正如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言,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认领域”[12]。1978年,美国国际通讯社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得以创立,它将美国新闻署与教育文化公署的职能进行了合并与重组。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卡特总统着重强调了这个新机构的双重职责:它“要向世界讲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特别是我们对文化差异和个人自由的承认”; 它“还要向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以便于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使我们有效地处理国际问题”。[13]为调整和审查国务院的各种公共外交计划, 1999年美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美国的大众传媒借助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强化美国文化在全球传播的范围和力度。美国新闻署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128个国家设立了211个新闻处和2000 个宣传活动点,在83个国家建立了图书馆;“美国之音”每天以19种语言48个国际频道向100多个国家播音;美国还控制了世界上75%的电视节目,其电影产量虽然仅占世界的7% ,却占去了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50%以上。[14] 即便如此,约瑟夫·奈还在著文深刻检讨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以及由此带来的软实力的衰落,他忧心忡忡地列举: 1989年到1999年期间,美国新闻署的预算减少了10% ,该局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资金投入也削减了一半。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接管新闻署时,该局的雇员仅剩6715人(而60年代中期鼎盛时期有12000名雇员) 。冷战期间,华盛顿资助的广播电台每周可覆盖苏联一半的人口和东欧70%

80%的人口;而“9·11”袭击前夕,只有2%的阿拉伯人能收听到“美国之音”。同时,每年学术和文化交流人员的数量也从1995年时45000人减少到2001年的29000人。他意味深长地告诫美国人,软实力不仅仅是流行一时的大众观点,它是美国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当华盛顿轻视它在国外的吸引力时,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当美国在世界上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外国领导人采取亲美政策将不啻于同死神接吻时,他们就不可能做出对我们有益的让步。如果美国的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失去了合法性,那么人们的不信任感会增加,从而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世界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导致美国的软实力正在衰落。盖洛普国际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访问的29个国家中,多数人认为华盛顿的政策使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产生了负面影响。人们的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削弱了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15]

另一方面,软实力会对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巨大作用力。首先,软实力可塑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共识,影响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界定,决定人们对国家利益追求的行为模式。从理论上说,作为国家公民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实践中,确定国家利益却不得不借助于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必然受制于价值观念、阶级地位、党派背景等社会因素。一个国家历史上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国家利益的决定,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即“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含有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16]其次,软实力因素正在直接影响或参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外交目标、决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目标。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以意识形态为思想框架和观察工具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宗教意识以及道义原则的巨大能量会直接作用于国家交往中的冲突抑或融合,并彰显其多种功能。软实力的定位功能为国家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定向功能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基础。美国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冲动,欲把美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向全世界推广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软实力因素作用于外交政策内容和目标的典型。二是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美国三权分立和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政体特点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极大影响和制衡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使得这一过程往往成为官僚政治斗争的过程。不仅行政机构内部有矛盾,而且它和立法机构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日本的外交机构则具有很多日本家庭组织的特点:重资历、级别明显、强调和谐,决策过程和政策变化都相对缓慢,比较容易预测。而FaGuo的外交机构和决策过程也具有FaGuo文化的特点,即权利相对集中、突出个性、协调性差,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三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执行与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和艺术的外交是由代表国家的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一种社会现象,构成软实力的诸多因素极大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和手段。如中国文化中的重礼仪,既表现为外交行为中的崇尚礼尚往来,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表现为对“礼仪”、“面子”的考虑和重视。

三、强化中国软实力的建构

一国之战略思维以其内在、有序的逻辑联系影响着国家的政策决策和政策实践。战略思维也从来就不是精确不移和一成不变的,没有最好的、普遍适用的战略思维,只有对思考领域、问题性质或研究目的而言更适切、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思维。因而战略思维是需要本着科学的方法和灵活的精神,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的。长期以来,中国战略思维的习惯视角是强调国家硬实力多,关注软实力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脉络演进和国际社会机理衍生,中国战略思维需要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以软实力作为重要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外生变量和国家利益内生变量产生巨大作用力的视角,强化以往予以关注但尚欠重视的软实力建构。

软实力是个新名词,但其内容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单靠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中国是一个充满软实力潜力的国家,但从目前国际环境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因素有待加强和建构。正如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所言,世界上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不够,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仍是负面的。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是“神秘”、“恐惧”、“黑暗”等。可以设想,如果人们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反映是“恐惧”,那么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就不可能是正面的,这亦是中国软实力缺乏的重要表象。[17]

软实力是对别人的一种实力,但更是改变自己的实力。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等硬实力的同时,亟需充分发掘和运用自身的软实力,强化中国的软实力建构。

第一,中国尚待建设一个充分和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更有待形成民主、法制的政治文化传统,努力塑造公正、民主、人权进步的国家形象,充分显示机制创新能力,在完成开放的公民社会建设的同时完成政治文明的塑造,“制度先行”原本便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如此将有助于保证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和富有活力,并广泛和有力地影响国际对华舆论朝积极方向发展。

第二,中国需要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现代文化生态环境,构造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深厚的人文传统,应善于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区域与全球认同意识,以开放的心态,身体力行,既承认国际社会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和而不同”,又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中国也具有丰富的关于世界理想的文化观念,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向善的国际伦理,恰可以有效化解国际秩序中的“恶”因素。我们应以此超越“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逻辑,致力于全球社会秩序的建构、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性建设,在道德与实利、价值与需求之间寻求均衡,为世界提供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中国有潜力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念,甚至一种和平主义文化。中国还应以世界和谐与和平的文化理想主义,努力推进全球和国际事务决策民主化,倡导多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国际框架,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妥协、宽容精神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魅力、具有丰富伦理基础的文化话语体系。

第三,中国尚待建构长远、连贯、科学的外交哲学和大战略。新的中国外交哲学和战略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能够缓解外部结构性困难,并有效改善“反应式”外交,能够对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予以平衡并取得广泛的国民共识。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新中国发展史上,毛**外交哲学充满了马列主义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法思想,如矛盾论、阶级斗争学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力量对比的方法等等,而其过失则是有时过于注意意识形态分歧,过于强调对外斗争。邓小平外交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灵活务实,如对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感觉、对国际格局的深入洞察、对中国总的发展战略的心中有数,以及后来及时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等,显示了敏锐的时代感、深刻的使命感与长远而清晰的战略眼光。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哲学面临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对中国现当代的外交哲学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确立新的整体性国家战略,而且是不同于以往的需要、更多考虑国际因素和重视互动的战略,是不将自己作为纯粹“接受者”的战略。在百多年的国际竞争中,有太多的事实证明,战略路线的合理选择会导致一国的实力由弱变强,而战略路线的偏差与谬误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乃至国家的倾覆。个中原因十分简单,战术上合算的一件事放在大的战略框架下是否合算则是不确定的。在战略确定的情况下,一些政策设计都只是战术性的。战略的制定牵涉到跨领域、跨学科的知识,需要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其对知识和能力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中国要往前走,从现在起,就必须重视战略制定,培养自己的战略家,鼓励民间战略研究的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明确有效的战略来迎接未来、创造未来。第四,提升国际事务中“事在人为”的意识。任何国际交往都是由具体的人来调研、决策和运作的。国际交往是特殊的人际交往,既带有主观意图的可塑性,也包括人的个性魅力与智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首先,要重视交流的力量。交流学是国人长期忽视的学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懂交流或乏于交流皆成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掣肘。中国急需交流学,交流也是生产力。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不讳言,“中国人不太善于交流。不善于的成因包括:教育弊端、社会认同、思维定势以及传统教育的敏于行而讷于言等”。他期待以交流学中的幽默改变官场表象——不苟言笑、生硬内敛、造作拘谨、摆官架子、不怒自威。[18]
其次,应重视首脑外交、个人关系、热线联络以及决策者个性与外交结果之间的有机联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作为一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对政府外交的直接介入,有助于国家关系澄清是非、消除分歧,达成谅解与共识,并与对方迅速而直接地解决重大外交问题。首脑所表现出的领袖素质与个性魅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外交的参与者可以是在野党、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各界人士。民间外交提供了非官方的信息和对话渠道,是政府外交的补充和辅助,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政府间合作的作用。为此,应充分发挥学者、专家、退休大使及知名人士以民间私人身份参与国际交往的作用,为官方外交投石问路、铺路搭桥、探讨问题、寻求共识。

注释：

1. 本文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参见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8, pp. 87 - 88; Joseph S. Nye, “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2000;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 - 11。

2. [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第56页。

3. 韦正翔:《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99页。

4.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洪小良等译:《社会过程》,华夏出版社, 2001年,第219页。

5. Martin M. Sampson, “ Cultural Influences on Foreign Policy,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Valerie M. Hudson, Culture &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6. [美]加里·哈特:“新的大战略”,《洛杉矶时报》, 2004年7 月29日。

7. 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份。如国际和平与冲突的现状,大国关系、国际组织、邻国和相近区 域的合作氛围,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及国家在决定其利益 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

8.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期,第164页。

9. [美]汉斯·J·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第203页。

10.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Publishers, 1990, pp. 32 - 33.

11. [美]弥尔顿·C·卡明斯著,金元浦译:“当外交披上文化的外衣”,《社会科学报》, 2005年5月7日。

12. [美]弥尔顿·C·卡明斯著,金元浦译:“当外交披上文化的外衣”,《社会科学报》, 2005年5月7日。

13. 转引自金元浦:“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 2006年8月13日, http: / /www. arting365. com /nision /discourse / 2006 - 08 - 013 / content. 1155478325dl32711. html。

14. 转引自方立:“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文化扩张与渗透”,《前线》, 1999年第6期。

15. [美]约瑟夫·奈著,肖欢、王茜译:“美国软实力的衰落”,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4年第10期,第33—35页。

16.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期,第161页。

17.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引起国内媒体广泛关注, 此观点为雷默答《参考消息》记者问时的阐述。详见“‘北京共识’ 与中国和平崛起”,《参考消息》, 2004年6月10日。

18. 吴建民:“交流也是生产力”,《中国青年报》, 2005年5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