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寅达：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的若干认识误区

岸上的猪

　　内容摘要：中世纪时，德国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相反，神圣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古罗马霸主地位的继承者，皇帝是“世界之主”。但辉煌背后潜伏着负面因素。德意志特色不能等同于普鲁士特色。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普鲁士特色；另一方面，德意志特色是由各部族和邦国长期来共同构成的。同时，有必要纠正史学界对《凡尔登条约》、《金玺诏书》和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等问题的错误看法。

　　关键词：神圣罗马帝国　德意志特色　凡尔登条约　金玺诏书　马丁?路德

　　作者：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241）

　　德国在当今世界，尤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正在起着独特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在欧洲的发展进程中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受诸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存在着若干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不仅干扰了国人对德意志前人的理解，还会影响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把握。前阶段，笔者借独立写作德国通史的机会，对德国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产生了一些想法，借此文与学者们共同探讨。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

　　德国在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形成方面，落后于英法两国。我们正确地把它归入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并认为正是这一“后起”性，推动它在瓜分世界的热潮中具有一定的疯狂性，在完成统一后不到20年，即放弃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改而推行“世界政策”，追求“阳光下的地盘”，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19世纪末期以前，德国一直落后于英法等国吗？它的“世界政策”仅仅导源于后起国家的疯狂性，或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追求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乃至殖民地的具体表现吗？这牵涉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认识。

　　我国学术界经常把神圣罗马帝国同伏尔泰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中世纪的德意志人同这样的怪胎联系在一起，似乎必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其实，伏尔泰作为18世纪的启蒙人士，他所处的环境是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崛起，评价的对象是处于末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使用的标准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启蒙思想。

　　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在形成初期，由于基督教和上帝而“神圣”，由于承袭古罗马的光辉而“罗马”，由于地位高于一般王国、具有国际性威权而成为“帝国”。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公元800年查理一世被罗马主教利奥三世戴上凯撒的金色冠冕，并获得刻有“罗马帝国再生”字样的帝玺，其正式称号为：“上帝所祝圣的最和蔼的奥古斯都，罗马人民伟大而爱好和平的皇帝，上帝恩赐并为之祝圣的法兰克和伦巴底国王。”到962年，奥托一世（旧译“鄂图一世”）以德意志国王的身份接受皇冠，得正式称号“皇帝奥古斯都”时，德意志人的欧洲霸主地位就更加明确了。以后，皇帝及国家的名称继续发生变化。奥托二世逐渐推出“帝国”的概念。奥托三世为了对抗拜占庭政权要求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主张，使用了“罗马皇帝”的称号，并经常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罗马帝国”的名称，在帝玺侧面刻上“复兴的罗马帝国”铭文。巴巴罗萨执政时期，为了同“神圣教会”相抗衡，从1157年开始，使用了“神圣帝国”的名称。此后“神圣帝国”和“罗马帝国”两个名称合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

　　当时使用的“皇帝”称号，同中国秦朝开始使用的称号，以及18世纪以后欧洲等地使用的称号，含义是不同的。当时的皇帝并不一定同帝国的领土捆绑在一起，从理论上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冕可以为一个在世界上没有一寸土地的骑士所获得。皇帝是“世界之主”，但是“就所有权而言，他就不是了”［1］。皇权没有固定的地域范围，其行使权利的对象不是万物，而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他是上帝的代理人，又是全人类的代表。皇帝在法理上具有三大任务：代表着宗教的统一；是国际仲裁者和调停者，有责任和义务维持世界和平；是法律和正义的象征。从理论上说，欧洲各国君主都可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实际上，皇冠经常戴在德意志君主的头上。

　　德意志人通过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普天之下最神圣的权力。按照当时的说法，耶稣基督曾经把权力授予彼得，而彼得又把权力传给教皇，教皇通过加冕授予了世界之主。由于加冕典礼在罗马举行（以后则转到亚琛等地），皇帝又能据此获得来自罗马的权力，这一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曾授权罗马人统治世界。

　　然而，辉煌的背后是各种负面因素，正是这些负面因素，给以后德国的历史带来很多麻烦。

　　其一，德意志人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在发展初期就获得了“世界第一国”的地位，造就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缺乏危机意识，易于沉湎于内部打斗，尤其容易为了争夺皇位而在德意志人内部纵横捭阖。在近代形成民族国家的浪潮中，原先偏安一隅的英国和法国逐渐占据领先地位，而德国反而落后，其根源与此有关。

　　其二，巨大的荣耀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义务，德意志国王兼领了神圣罗马皇帝，就不能仅仅专注于德意志的事务，必须经常奔波于罗马和其他各国之间，不时出兵平息意大利的动荡，甚至需要率领整个基督教世界实施“东征”，时间一长，疲于奔命，掏空了自己的基础。

　　其三，神圣的皇冠由教皇加冕，将罗马教会的势力引进了德意志的政治生活，造成绵延数百年的政教之争，严重损害了双方的威望。同时，由于皇冠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同德意志王国相关联的是整个天主教世界，因而它不可能像日后的英国法国那样，把国内的教会势力置于王权之下，德意志国王必须永远同天主教势力平起平坐。

　　其四，德意志国王为了有效地抗衡教皇，常常向国内的邦君让步，使诸侯势力逐渐坐大，甚至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关于德意志特色

　　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德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重秩序守纪律、专制独*、尚武好战。正是这些特色，导致了它在完成统一并发展壮大后，就急切地向世界霸权伸手，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在第一次大战后，导致了法西斯的孕育发展，最后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于这一特色的来源，则同德国统一的道路有关：普鲁士用王朝战争的手段统一了德国，把普鲁士的特色推广到全德国。在笔者参与编著的《德国史纲》中，曾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士精神的描述：“你每迈出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都纯粹是瞎说。”［2］

　　我们对普鲁士精神的这种解读，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反对，出现了几篇重新解读普鲁士特点的文章。［3］部分德国学者，如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在1990年的中德学者双边讨论会上一再强调，普鲁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没有什么两样。

　　就普鲁士特色来说，笔者经过考查和思索，认为是不容否定的，尤其在发展道路和国家精神方面。当然，这里所指的普鲁士，应该是弗里德里希大王执政前后的普鲁士，既不是早期的普鲁士人，也不应该包括领土急剧扩大后原属西部的地区。普鲁士具有高效的官僚制度、浓厚的尚武精神、重视履行职责和义务，等等。“开明专制主义”尽管在德意志其他邦国也逐渐显现，但是在普鲁士表现得更为明显。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既同普鲁士的地理位置和发展进程有关，也受到了普鲁士开国初期三代君主（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个性、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影响。普鲁士地处神圣罗马帝国的东北边陲，远离德意志的发展中心，地广人稀，荒蛮穷困，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铁罐里的一只陶罐”。日耳曼人刚登上欧洲舞台时，社会结构上实行军事民主制，作战在部落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体部分，在先进的罗马文化的间接影响下，并由于自身的发展逻辑，逐渐离开了祖先的生活方式，缓步进入中世纪后期；而偏远的普鲁士，则比其他地区更多地保留着祖先的生活方式。

　　此外，普鲁士邦国的发展不是由民众融合所推动的，原先彼此分散的领土，通过统治者的长年征战，逐渐组合起来，统治者需要不断强化绝对主义王权，以遏制地方主义势力。

　　然而，在普鲁士精神和德意志特色两者之间，似乎不能划上等号。古代中国由秦始皇完成统一，但秦国的精神并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精髓。不少德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东不西”的德意志特色，正在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也许德意志特色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但以下内容似乎必须包含其中：根深蒂固的“世界意识”或“世界情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霸主意识；在国家的层面上（而不是邦国层面上）强调联合而不是融合，更反对形成铁板一块式的统一，强调地方分权（这与普鲁士精神相悖）；共同体意识，强调内部协调而不是斗争，其中又可以派生出其他特色——基于古代军事民主制的日耳曼民主，强调统治者既要身先士卒，又要当一个好家长，而被统治者要当一个好下属；等等。在这方面，德意志人更多地保留了人类发展早期的军事民主制传统，而在近代的发展中，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缺乏在国家层面上加强融合的条件。然而，在国家没有实现融合的同时，各邦国内部却出现了“小邦专制主义”。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德意志人拥有了融合的条件时，他们也会进一步凝聚在一起。

　　与德意志特色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是德意志人的代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甚至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答案无疑是普鲁士。在此以前呢？国人对奥地利有一些认识误区，忽视了它在相当长时间里曾经是德意志大帝国的领袖。自1438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消亡，这368年中，除了为时三年的插曲，都是由奥地利君主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使在1815年以后存在的“德意志联邦”中，为首者也是奥地利。从神圣罗马帝国末期起，德意志人中存在着三股较为强大的势力，即奥地利、普鲁士和紧邻法国的“第三德意志”。第三股势力，由于直接追随法国，在民族情感方面是失分的。而普鲁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力和影响都不能同奥地利相比。在普奥争雄初期，普鲁士的领土仅为奥地利的1/6，人口1/3。只要奥地利愿意，它可以长时间地充当德意志的领袖。它的困境，在于控制范围远远超出了德意志的范畴。当时的奥地利大公国，2/3的领土在德意志王国之外，包括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勃艮第。它的梦想，是以大公国（以后改称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为基础，稳坐德意志皇帝的宝座，再以两者为基础，成为欧洲霸主（这种设计具有浓厚的德意志特色，但相悖于普鲁士精神）。然而这一设计，不符合当时组建民族国家的欧洲潮流，当以普鲁士为首的其他德意志人要求它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它竟选择了自己的帝国，从此离开了德意志的主体。

　　笔者在访德期间，曾经同Gerhard Schildt教授讨论过此事，我们一致认为，如果德意志的统一由奥地利来实施，近现代德国的对外形象将大为改观。对德国历史涉足不多的读者，如果回味一下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所反映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形象，以及莫扎特、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也许会产生同感。

　　与德意志特色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德意志民族的两重性问题。不少人认为，德意志民族在善和恶两方面都爱走极端。从一个侧面看，他们思想深刻，崇尚理性，守纪律，讲秩序，做事认真，有为天下人勇挑重担的世界情怀；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他们崇尚权威和武力，经常会在世界上成为“问题民族”，一有机会就会发动对外战争，给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灾难。对这一现象，一种解释是强调该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继承了两种遗产，一种是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普鲁士精神，以后被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所继承和张扬；另一种是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追求民主、自由和人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