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功能的误用及其他

影音王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学术主流视为“小儿科”。图书情报学界为摆脱这样地位，苦苦修炼，最终结出了正果。在过去短短的十年时间，它就从当年的“前科学”的辅助学科状态跃进到“后现代”的信息科学高位。这从某著名大学有关系科十年内三易其名可见一斑：图书馆学－－科技情报学－－信息管理。

似乎可以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似乎还没有那个学科有如此与时俱进的本领和一日千里的发展。从社会大背景上讲，这显然与信息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信息化密切相关；从学科发展的小背景来看，这与它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的“核心期刊”概念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并加以本土化有关。

虽有学界对这两样舶来品有食洋不化之议，但其成功却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几年前，还很少为学界所了解的核心期刊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引文索引，竟然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者的利器，大学教授们争取晋升、争夺科研资助和奖励以及高额学术津贴的手段，研究生们能否戴上学位帽的紧箍咒，期刊编辑们更上一层楼的发动机。如果说，高考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指挥棒，那么，似乎可以说，核心期刊则成为发表学术论文的指南针。

笔者常常在想，核心期刊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竟让无数学界精英和管理官员俯首称臣？显然，如果没有一两把刷子，核心期刊和它的编选者是不会这样傲视群雄的。

首先，它是建立在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 ，而唯科学主义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根本性思潮，获得了最高和最终的权威。任何东西只有与科学攀亲，才能获得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次，它是来自英美学术界的舶来品，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时代要求。而跟国际接轨，在很多人看来，便意味着进步、发达和现代化。第三，它的量化分析，迎合了现实社会中科学研究的数目字管理的需要。

因此，对图书情报学界来说，核心期刊是情报学界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是图书馆学科提高自己地位的致命武器。而且，通过向人文社科学界管理部门大量推销自己的产品，满足后者对量化管理的需要，它也大大提升了自己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地位。


核心期刊真的像它的信奉者那样神乎其神吗？至少在中国，至少就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言，它的缺点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核心期刊本身是否具有权威性就存在着疑问。在核心期刊的筛选和确定工程中，虽然大都利用了定性的专家评价法，但正如核心期刊的倡导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问题是参与评价的专家数量较少、专家评价方式单一”。 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似乎可以明确地讲，没有比专家的判断更为有效和直接的确定方法。其他的筛选方法如引文分析、文摘法实际上仍然是间接地反映着专家的意见。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离开了核心作者，就不可能有核心期刊，核心作者是谁，当然是各个领域中最活跃的专家。缺少专家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光凭期刊情报界和社科管理部门的参与，很可能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很难建立真正权威和有价值的核心期刊体系。

其次，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科研管理部门对核心期刊的误用。核心期刊的主要功能不是科研论文的评估，而是帮助图书馆在订阅有关杂志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经济和有效的为读者服务，以取得最佳的价格/性能比。假定核心期刊是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的，那么，应该说它的确有一定的评估作用。比如说，提起《历史研究》来，国内的历史学者一般都认为是一个高水平的杂志，能够在上面发文，是学术成果得到重要承认的标志。但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被确定核心刊物，而是因为半个世纪的严肃而认真的学术积累使它成为中国史学期刊中的旗舰。这显然是一种潜在的专家评价在起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科研和人事管理部门，从便利管理出发，把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的附带功能，作为科研和教师管理的量化手段，只认杂志不任文章，把核心期刊作为数目字管理的利器，作为教师晋升、奖励和津贴的根据。实在有本末倒置之嫌。

虽然这一误用的主要责任是在管理部门，但一些期刊情报界的人士也难辞其咎。他们或是有意无意地通过大众媒体扩大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或是顺水推舟，迎合管理部门的盲目热衷，夸大自己产品的重要性。其中可能还夹带自己的私利。有一次，笔者无疑中查阅到某江南名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统计，发现该校在一流刊物（这是核心期刊的核心，基本上每个一级学科只有一个）中发文最多的是该校图书馆系的一位教师，顿感疑惑，因为该系比起其他文科各系来，实力之差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仔细一看，才发现由该系主持确定的该校核心期刊中，《情报学刊》和《中国图书馆学报》同时被列入屈指可数的一流刊物中，为此，这位作者左右逢源，一年内同时在这两个刊物上狂发论文四、五篇。而哲学和历史这两大学科，只有《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名列其中。一个作者每年能够发一篇论文就谢天谢地了。至此，笔者对所谓核心期刊的可信度锐减。

误用、甚至是滥用核心期刊作为论文评价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首先，造成一些学科间的不公正竞争，人为地制造矛盾。在核心期刊论文的统一模子下，没有多少相比性的人文学科（通常是指文史哲或传统文科，相当于英文的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通常是指政经法或应用文科，相当于英文的social sciences）被捏在一起统一评估，往往缺乏一致的科学和客观的标准。于是，各学科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尽量扩大自己核心期刊的数量，由于各校对核心期刊的总量有所限制，各学科都想尽可能多地让本学科的期刊成为核心刊物，相互间的竞争变成了一种非常残酷的你失我得的零合博弈（zero-sum game），如果某一学科的教授成为学校文科的主管，或者核心期刊的确定者主要来源于某个学科，那么，该学科核心期刊往往就会得到特别的照顾，于是就常常出现了一个学科核心期刊数倍于另一个学科的怪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教授曾经对该校社科处确定的文科科研津贴期刊 做过非常细致的分类研究，他发现社会科学总论、社会学、统计学、管理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类，共41种。经济学类共58种。新闻图书出版、档案学、文献学、博物馆学类，共38种，这三类共占了137种。而中文、历史、哲学、教育、心理系和外语6个系科总数只有96种，比前面主要涉及经济系、管理专业、图书馆情报系的137种还要少41种。 由于各学科核心期刊数量不均，各专业互相攀比，结果，在某些大学确定的核心期刊中，一些普及为主的刊物，或者属于丛刊类的连续（甚至是非连续）出版物也列入核心期刊，成为核心期刊筛选和确定中的笑话。

把核心期刊作为论文评价的另一个后果是，可能会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核心期刊的目录不可能年年变更，以作得比较好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 为例，也只能是计划每4年更新一次目录。也就是说，如何一种新的学术期刊最快也要4年后才有可能（仅仅是可能！）入围核心期刊，从实际的利益考虑，有哪一位学者会从事这样一种得不到起码承认的研究呢？

由此看来，学界、特别是拥有权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部门，忽视了核心期刊在论文评估方面的重大缺陷，过分热衷于确定各自的核心期刊，可以说是患上了一种“核心期刊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机构，依靠国家各个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巨额资助，积极争夺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评定的“话语权”，分割这块令人羡慕的“大蛋糕”时，最早利用核心期刊以及引文索引进行所谓“学术榜”排名的科技情报界，已经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仅不再迷信核心期刊，甚至对与核心期刊互为表里的引文索引评估法，也提出质疑。一般认为，由于人为因素较少，在论文评估方面，引文索引评估法比核心期刊略胜不止一筹。即使这样，它也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局限。为此，2002年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合理利用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在科研评价方面的作用，强调科研评价要严格区分政府评价与学术界自我评价，取消政府导向的ＳＣＩ排名，突出学术界的评价。   

如果连严格按科学规范写作的自然科学论文，都很难用引文索引这一项指标来判断其影响大小的话，那么，在学术严重失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利用引文索引分析来判断论文价值，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0）发布重要的统计信息为例，在从马克思主义到环境科学的19个学科门类中，一年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在10次一下，总数的一半左右在5次之下，许多在本学科内排在前三位的期刊文章，其被引用次数三次，而且有的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如陈独秀的文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核心期刊的标准不行，被引用率标准欠佳，那么是否就无法进行有效和系统的论文评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没有核心期刊制度和引文分析的1980年代，学术论文的评估工作，就其公正性、有效性、经济性和准确性而言，未必就不如有核心期刊制度的90年代。人人都同意，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显然不是看所发表的期刊，而是看论文本身。那么，谁最有权威对论文质量作出相对可靠的判断呢？当然不是期刊编辑和期刊情报专家，而是同行的专家。于是，我们就重新回到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评价方法：由学者们自己来评价他们的研究。

一些人担心，在中国这个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中，同行学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害关系，既然他们也很难免俗，其评价又何以能够公正客观呢？“人算不如天算”，这里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但这不是情报学界的核心期刊制，而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专家匿名审稿制（referee system）  。中国人文学术要真正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不是靠确定核心期刊这一表面功夫，而是应该学习国际学术期刊编辑中匿名审稿这一精髓。虽然核心期刊是英美学者的贡献，但英美学术界在评估一篇论文的价值时，根本不在乎是否是核心期刊，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该期刊是否是一种referee journal（匿名审稿的期刊）。  


诚然，专家审稿不是万应灵药，但有专家匿名审稿的杂志比没有专家匿名审稿的期刊享有更大的学术声望却是不争的事实。专家以“专”见长，比起职业编辑和情报学专家来，他对相关专题的研究更为了解，更具有权威性。考虑到专家审稿制中，一般是请两位专家同时审，如果意见不一时，还要请其他专家参与，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保证质量。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采用匿名审稿制 的杂志，也都是专家审稿与编辑审稿（在美国，他实际上也是该学科某一领域的专家，如果博士学位可以看作是专家的话）结合。专家主要是从学科现状和发展来审文章的内容，如文献是否可靠，材料是否全面，观点是否创新，方法是否独到，结论是否恰当，编辑则注重结构是否合理，前后是否一致，语言是否标准，注释是否规范等外在的形式。

专家审稿是保证期刊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形式。但也不能说，没有专家审稿的杂志水平就不行，这完全取决于各个学科的特点和传统。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法学教育特发达，其法学期刊为各国学者所瞩目。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全美国各大法学院如哈佛、耶鲁等名校的法学期刊，无一例外都是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所编，这在美国法学院已形成传统，被认为是培养成功的律师所必要的训练。笔者曾经问过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法学院的教授，这种由学生编的专业杂志何以保证质量？他说，其中的重要办法，便是学生编辑非常认真地核对论文中的每一个引文和数据。

考虑到现代学术体制下培养的首先是专家，而且学术发展总是建立在学术积累和继承的基础上，那么，美国法学评论的学生编辑的审稿办法虽然笨拙，却相当有效，至少他们所编的法学期刊与其他旗鼓相当的匿名审稿期刊，在各自学科的眼中，拥有相似的崇高地位。显然，如果严格按照各自学科的学术规范来从事研究，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前，给出起码相关研究现状，展示自己新发现的材料和现象，进行前后一致的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评定论文质量的高下并非高不可攀，也不是什么多深奥的学问，非得动用统计工具不可。美国法学院学生们编辑的法学评论就是明证。

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启示性的问题：在目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中，判定学术论文水平高低，推动学术的进步与发展，确定核心期刊不是办法，分析被引文率也非灵丹妙药，甚至建立匿名审稿制也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首先的办法只能是建立学术共同体一致遵守的学术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文社科界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学术远离政治权力的干预，成为一个能够决定自己研究规范的、真正自治自主的学术共同体。

2002-09-09教师节前夜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