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的抄袭问题

入主中原

笔者由于研究的需要，近几日翻阅了有关《史记》研究的一些论文。在查阅的过程中，竟然发现邓新跃的《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刊于《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3期）一文在全文构架和具体观点对刘兴林的《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刊于《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5期）一文都有着严重的抄袭现象。为了严肃学风，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指出。

将邓文与刘文进行对比，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邓文的许多语句都是直接从刘文中直接照搬，只做一二字词的修改。笔者对照了邓文的第一部分与刘兴林的第一部分，得出的结论是邓文是对刘文的直接抄袭。如：

1、邓文：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司马迁以道家哲学为主,融合儒家,其主体部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载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篇思想史论文不仅是在西汉大一统的文化背境下对先秦学术的批判与总结,而且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重要思想根源。司马谈在文中对先秦主要学术流派都有鞭辟入里的批判,唯独对道家褒扬有加。从本体论意义上充分肯定道家:“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此处“形”指肢体,“神”指元气。这种以“形”、“神”二元论生命,明显源于道家。庄子称:“人之生,气之聚也,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庄子采用道家形气二元说来解释生死与生命的本质，认为生命源于元气，与天帝或神灵没有关系，生死属于物化，与鬼神幽冥没有关系，显然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范畴。
刘文：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司马迁以道家哲学为主,融合儒家,其主体部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载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篇鸿文体现了司马迁父子对先秦主要学术流派的批判继承，唯独对道家褒扬有加。文中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此处“形”指肢体,“神”指元气。有裴骃《集解》引韦昭语及张守节《正义》为证。对生死现象的这种解释在《庄子》中屡见不鲜。《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至乐》中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采用道家形气二元说来解释生死与生命的本质，认为生命源于元气，与天帝或神灵没有关系，生死属于物化，与鬼神幽冥没有关系，显然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范畴。

这段长文邓文除了个别的改动之外，如将《庄子》的出处移到引文后面，在引《至乐》的时候在前面多引了几句以遮人耳目，全段基本上是照搬。

2、邓文：先秦儒家如孔、孟,违时疾俗,追求真理,为济世而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汉儒趋时媚俗、追求富贵,为私欲而进取,知其有可为而为之。《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集中体现于立名,立名即“三不朽“的标志。《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可以说成了司马迁的座右铭,他信奉“立名者,行之极也。”又深有感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少卿书》)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名不虚传”、“名冠诸侯”、“名垂后世”、“名重泰山”等评赞更是不胜枚举。立名,是司马迁品评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是司马迁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司马迁晚年希望《史记》能“藏之名山,传于其人,通邑大都。”(《太史公自序》)就是要通过“立言”以实现自我的“不朽”。由此可见,先秦儒家“三不朽”的人生追求是司马迁生命意识的核心。先秦儒家追求真理,视仁义为第一生命。孔子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更是明确地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告子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殉道精神。追求生的真谛有助于思索死的意义,“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所以,司马迁反对将殉道牺牲推向极端,见辱则死,动辄舍生,他主张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死而后已,不为一时之辱而舍生,而是以立言著述来阐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比传统儒家更具韧性,更为顽强。
道家思想对司马迁对人生意义的探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高扬了一种不为物欲所拘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庄子·逍遥游》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来概括道家人生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无己、无功、无名,集中体现为逍遥无为、不拘于物欲、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庄子的超世脱俗,其实是由愤世嫉俗转变而来的。《史记·游侠列传》引《庄子·月去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非虚言也。”以诸侯为巨盗,以仁义为赃物,司马迁借此抨击了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汉儒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总之,先秦儒、道两大思想流派从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两个方面促成了司马迁生命意识的形成。

为免于耽误大家的时间，笔者在这里不再引出刘兴林的原文。邓新跃上述三段文章也基本上是对刘兴林文章的直接抄袭。他的改动只在于将引文的出处置于引文后，而不象刘兴林直接放在引文前。读者有兴趣可以直接拿到两篇文章对比。可以说邓新跃的抄袭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竟然直接从刘兴林的原文直接照搬，而且全文竟然没有一个注解。邓新跃的文章总共三个部分，其余两个部分笔者没有时间去查对，仅就占了全文三分之一比例的第一部分来说，竟然没有自己的一句原话。当然他抄袭得很是隐蔽，就是选了一篇五年前的旧文来抄袭，这样拉开了时间间隔，无心的读者也就不会发现了。这样的垃圾文章竟然能公开地发了出来，不知《益阳师专学报》的编辑拿了国家的工资是干什么去了。


令人费解的是邓新跃的文章在文末竟然说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吴承学先生的大力指导，在此深表谢意。”吴承学先生的为人为学一直是我所敬仰不已的，吴先生的《晚明小品研究》一著是我最喜爱的一部著作。我想吴先生大概不会指点邓新跃去抄袭刘兴林的文章吧。恐怕是邓新跃借名家的名气来抬高自己文章。学术攀比实为当今学术界一个怪现象，后学者当然要在前辈的指点在才能成长，但如果仅仅是想借名家名气来抬高自己，而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学问与学养，恐怕带来适得其反的效应。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