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野田内阁时期日本的 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

嘎嘣脆

野田内阁时期日本的 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
——“野田内阁执政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广涛
张雪妍
2011年9月2日，野田佳彦正式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同时也是民主党自2009年9月实现政权更迭之后，两年内产生的第三位首相。野田上台之后对其前任菅直人内阁的内外政策进行若干重大修正，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基于此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和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26日在日本研究所会议室，举办了“野田内阁执政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人民网》等媒体记者共计30余人与会。研讨会分别由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晓峰研究员和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学者热烈讨论，研讨会气氛活跃，不仅就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而且还对日美关系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 中日关系的新动向以及中国的应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认为，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外交政策上相对稳定的国家，所以中日关系不太可能因为某一位首相的更迭而产生重大改变。同时，中日关系中的很多既存问题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致，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梁云祥认为由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增加，日本谋求推进对华合作仍然是野田内阁时期外交政策的主打方向。但是，不排除野田利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压力因素，要求中国在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同时谋求加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大慧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日本在寻求牵制中国的同时，又不能脱离中日关系的现实。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的现实，不能否认日本对中国在经济上的的依赖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野田佳彦是以保守激进著称的首相，黄大慧认为没有必要对当前以及今后的中日关系持悲观态度。总的来说，中日关系还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同时黄大慧认为，美国在回归亚太之后，东亚地区合作到达“十字路口”，中国应该跟日本、韩国等国就如何推进东亚地区合作，进行充分地协调对话，而不能被动地接受日本消极东亚合作、谋求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政策行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教授认为，日本在制约中国的同时也在利用中国。对此，在中日关系的立场上，周永生的观点与黄大慧教授基本相同，即从整体而言，不要把中日关系看得过于悲观。虽然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特别强调更加密切地投靠美国，但是不能把它解释为野田内阁的过分亲美，这种投靠可以看作是对于鸠山内阁时期过分脱离美国的反弹和外交补救。周永生认为，由于日本并不能脱离中国，所以野田的过分亲美路线，无论是对野田自身，还是野田之后的日本领导人，都将会面临一个瓶颈，那就是日本投靠美国会导致日本对美国再无利益可图，最终日本还将会反弹回中国。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建平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矛盾的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如果中日之间不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今后仍不排除中日两国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可能，对此，他列举了一系列史实和数据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最后，他主张在涉及东海领土问题以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端上，中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论证，才能与日本进行谈判，否则可能会在谈判的过程中陷入被动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从宏观的视角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做了如下总结。他认为，在2010年的APEC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虽然进行了会谈，但野田的发言内容毫无新意，基本不具有建设性意义，可见其并没有将对华政策放在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通过野田上台的一系列外交举动可以看出，日本已经将中国置后考虑。例如，日本在G20峰会上谋求与美国谈亚洲合作事务（TPP），而后在APEC中再次提出亚太合作（TPP），积极讨好美国。接着，在东亚峰会上，日本与东盟发表了《巴厘岛宣言》，又与印度加强核能等方面的合作意向。可见，中国在日本对外政策的顺位已经明显排在美国、东盟甚至印度之后。总的来说，在中日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战略高度来应对，这样才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 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调整
梁云祥教授认为，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国家通常会通过外交政策来实现其内政目标。所以讨论日本的外交应该从内政的角度来审视。为此，通过野田内阁9月份的执政演说可以见诸日本外交的若干端倪。野田内阁的内政目标为：灾后重建，重振经济。梁云祥认为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走向应该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安全保障的理性选择。日本当前外交走向的主要特征是深化日美同盟。梁云祥说道，尽管民主党上台后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日美摩擦是技术性、程序性的摩擦，而不是政治上、价值观上的摩擦。所以，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至少在二三十年之内，日美同盟关系仍然稳固。在经济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很密切，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振兴依然有重要意义。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而忽视日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在安全保障领域，在坚持日美同盟的框架内，日本可能会增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安保方面还有东盟问题，日本虽然不是南海国家，但是积极同越南、菲律宾合作使南海问题多边化。日本力图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这除了想获得这些国家的能源之外，也有出于遏制中国、增加日本自身安全系数的考虑。黄大慧教授主要从宏观领域谈了对日本外交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尽管日本政坛更迭很快，但探究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不能只看野田佳彦本人的外交偏好，日本外交政策的持续性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因此，黄大慧认为应该将野田内阁的上任与民主党上台后的内政外交政策联系起来看。野田上台后尽管外交政策有明显调整，但最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日本的国内问题、即灾后重建、经济复苏、如何巩固民主党政权等问题。在外交方面，野田明确主张日本不能变成一个内向的国家。可以看出，日本并不会完全埋头与国内问题，日本还要参与海洋等其他领域中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亚太秩序的重建。
《人民网》日文版主编陈建军认为，国内经济复兴以灾后重建是野田内阁的首要问题。但是，日本国会通过的第四次补充预算案，其国债数额达到历史新高。就当前形势来看，在国内经济方面，野田不会有太大作为。所以，野田只有通过有效的外交政策来为其政权加分。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加强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同时，日本谋求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最大化。
吕耀东研究员对野田上台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走向进行了宏观地总结。他认为，菅直人在外交方面穷于应付，基本上没有开展比较有意义外交活动，既没有访美也没有访华，外交上可谓一片混乱。野田上台之后，可以看出其力求改变菅直人内阁时期的外交消极状态的意图。从这个角度出发，野田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以“泥鳅哲学”为思想根源，来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与政策。具体表现在借美国战略的东移，在强化日美同盟基轴的过程中，开展价值观外交，借南海问题拉拢东盟和印度国家对抗中国，并以区域合作（如TPP）的谈判，来调整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同时，在3·11大地震导致核泄漏灾难之后，日本通过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合作等手段化解核泄漏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不仅通过公共外交与国际合作化解了核泄漏的负面影响，还逐渐转化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核能、核电站出口。从担心国际社会的谴责发展到日本给其他国家提供建立核电站的经验和技术。即在保持国际形象的同时还实现了核能出口，这是当前日本外交很大的一个特点。
三 日美关系的深化
关于日美关系，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经历菅直人内阁的重新转向美国，野田内阁已经完全表现出“对美一边倒”的态势。
黄大慧教授主要通过鸠山内阁和野田内阁时期对美外交政策的对比，进而总结了日美关系的特征及走向。他认为日本外交具有“钟摆效应”，小泉时期日本对美国方向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极限，日本认识到这种“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使它失去了亚洲外交，并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此后，安倍便对日本对美和对亚外交进行了调整，这种修正到鸠山时期又达到一个顶点。日本的入美入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不能因为美国归回亚洲、日本深化日美同盟，就认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骤变、日本再次“对美一边倒”等等。菅直人上台后对日美关系进行了修复，特别是借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外交再次倒向美国，日本开始奉行“对美一边倒”的战略。野田上台后，对菅直人的对美政策进一步强化。从鸠山时期的对等，到菅直人以及野田的一边倒，日美关系可以看成是一个对等与协调的周期性反复。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最主要从自身利益和国家发展大方向来确立。那么，日本如何判断它的国家发展方向呢？对此，周永生教授认为日本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已经失去了远大的志向。小泉时代日本的目标是做政治大国，所以日本在外交方面是积极进取的。目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无望，将目标降低为保存现有的安全与地位。目前，普遍认为日本加强“日美同盟”是日本天然的政策，对此，周永生并不这样认为。日本之所以加强“日美同盟”，因为日本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为了保持日本作为富国、富人的地位，日本不得不加强“日美同盟”。但是，“日美同盟”仍然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所以必须恢复自身的军事力量，实现其独立的安全保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从野田的施政演说以及其它场合的表态都表明，日本要恢复自身武器的生产，适当进行武器的对外出口的意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副教授通过近期日本思想库报告、政府报告等渠道，对日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和归纳。他认为美日同盟的再编不可避免，其调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美国在日本驻军问题。美国在日驻军问题虽然在民间层面引起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一系列问题，但是最终都以首相下台而得以解决，可见，美国在日本驻军在政治上仍然是得到日本政府认可的。第二、美日联合军事演习。近期的美日关系新动向表明，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频度都有所增加。第三、美日高层的安全磋商。日本的战略作用在美国总体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在上升。除此之外，美日同盟在非传统安全中的作用依然保持着活力。这集中体现在反恐、核不扩散体制的加强以及节能领域等。同时，于铁军认为日美关系的一个新特点是加强美日同盟的贸易与经济要素，即美日同盟的紧密关系不仅应当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中也应当有所展现。
吕耀东研究员认为野田上台之后的日美关系主要表现在修复和深化两个层次。修复主要是解决鸠山内阁时期遗留的日美关系的裂痕，如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野田强调坚持冲绳县内搬迁，以此对美妥协。日美关系的深化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救灾、反恐等领域加深日美非传统安全合作。第二、多次确认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第三、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迎合美国，诸如向美国购买F35等战机，以及加入TPP的谈判意向等。
四
TPP 与区域合作问题
关于日本近期表现出意欲加入TPP谈判的动向，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日本此举的政治意图远大于经济意图。
黄大慧教授认为，TPP是美国回归亚太的重要表现。所以美国的TPP战略不仅仅是经济上和贸易上的，而更有战略意义。日本谋求加入TPP谈判也不仅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日本通过TPP可以有效地削弱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主导权的力量。同时，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在安全领域中积极配合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同时日本在TPP问题也积极配合美国。可以说日本加入TPP谈判的意向是修复日美同盟、并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日本加入TPP谈判也有协调美国、削弱中国的政治意图。
周永生教授认为，单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量，日本参与东亚合作与加入TPP二者所能获得的收益基本相同。但是如果东亚地区实现区域合作，无疑中国的获利最大，所以日本对此没有太大的热情。反而是加入TPP，既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借日美同盟来遏制中国，可谓一举两得。
吕耀东研究员认为，美国提倡TPP的目的是在亚洲还没有建立固定合作秩序的情况下，主导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日本加入TPP谈判既有迎合美国的主张、深化日美同盟的一面，同时也有削弱中国，并进而联合美国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的意图。
研讨结束以后，王晓峰副所长做了精彩的会议总结，首先他对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和热烈研讨表示感谢。王晓峰副所长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学者必须冷静、理性地看待中日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中国的GDP总量对日本的超越，并不表明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越日本。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的许多误解，例如中国对日本在大地震之后的普遍悲观的形势估计等，为此他主张研究日本问题同样非常需要对日本的实地考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