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北大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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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上了互联网，也上了纸媒体。海内外关心北大的一项具体的人事改革方案，这说明北大在人们心中的重量。

公平地讲，《方案》出台的只是一些人事制度改革原则，《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把第一稿中的一些稍微硬性一点的规定也给抹掉了，或软化了，已经有激烈者斥之为“倒退”，甚至说“搞不好会一退三千里”（语见北大新闻网）。同样，北大校内部分教师批评《方案》，也不是谁皱眉头谁就一定有心病，或者饭碗都受到威胁。

部分青年教师感觉受伤害的首先是尊严——心理上的：北大八千教职员工，别人的饭碗都还是铁的，为什么单独对这一部分下手？难道青年教师不是北大师资队伍中学术最前卫最活跃、思想最不保守、与学生最接近、也是最有生气最有希望的部分？不为学生和外界满意的、“损害北大声誉”的“北大教授”难道出自这一群体？还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地位最低、动起来阻力最小、因而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从新闻网公布的近三万字“说明”来看，《方案》的指导思想不无逻辑不通或自相矛盾之处，容易遭人诟病。比如，既然北大本科学生是最优秀的，从中产生的研究生难道是汰优选劣的结果？果然如此，那也应当是改革招生制度的问题，而非人事制度问题。外校考来的研究生，为什么不可以看作提前开始“远亲繁殖”？通过不分内外的公平竞争，把毕业博士中的少数留下来任教或担任管理行政工作，怎么会产生“把质次的推给其他院校”的联想？以北大毕业的博士不都是最好的为理由“原则上”不予选留，也明显不合逻辑。最后，批评教员选留“内部市场”制缺乏正当性，马上应当想到管理者选拔“内部市场制”的不正当性。“上梁不正下梁歪”，改革为什么不从管理者开始？抑或“校长助理”之类的任用不属于“人事”制度？院系选留自己的博士生会有“唯亲”的问题，管理者的任用就不会有？

我不怀疑方案制订者推动高校改革的用意和“打开一个缺口”的苦心。但是担心用错了力，找错了方向。有点像当年国营企业“砸‘三铁”：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干部体制等外部环境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单单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走了一段弯路才发现，原来国营工厂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一样，并不是一招“奖勤罚懒”就能见效的。多年以后，北大又步入此路。就从这一点看，说公立大学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似不为过。

但也不尽如此。高校的布点、招生、机构设置、行政管理、教师岗位以至生活管理是一套有计划的体系。主管上级对高校教育和科研的管理干预具体而微。有些计划即使到了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还是不能废弃的，有些则已成陋规。有不少是长官“拍脑袋”的产物，没有经专家科学论证，更谈不上“决策民主化”，算不上是“计划”。此外，高校近年来许多专业越来越“市场化”。比如人文--社会科学各院系，一些有市场需求的短线专业、应用性专业如工商管理、财会统计等等急剧扩张，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密。有从原来的一门课扩大为一个系科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也都趋之若骛。今日北大教学区，常常能路遇一辆接一辆急驰而过的高档轿车，一到周末，主要的几座教楼附近车满为患，道路几为之堵塞。车里走出的是直奔各种MBA、EMBA教室的各色人等，学员出钱上学固然不止是为了一纸文凭，有关院系则赚得盆满钵满。供求双方，各得其所，一片繁忙的市场景象。忙着为人佣耕，自家的责任田荒了还不知道。难怪一位曾居北京的著名“中国通”、现任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当面对笔者讲：你们的某某学院只剩一位院长的名气和一块北大的牌子了。相比“短线”系科，人文学科则因“无市场”而被迫瘦身。 原有的“传统”专业则一再被要求放宽口径。


即以历史学论：“亚非拉史”对口的毕业生就业市场眼看越来越窄，“纵向”即国家投入的的研究项目少，也无财团资助，因而快要被弃置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位置也一再下降，最后，整个“世界史”都变成了与“专门史”并肩的“二级”学科。不要忘了，此等事发生在全球化高涨和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凡此种种作为，“不务正业”是当然不能说的。但问题也出来了：大学特别是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的研究性大学如果这样办下去，跟应用型的专科技术学院还有区别吗？在大家竞相攀比改学院称“大学”、将几个学校捆在一起扩大成果争排名、争当“国家队”即重点大学和争进“创世界一流”的大学之际，究竟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真的还成了一个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样的话听起来可能老得掉渣了。此“大学”也不同于彼“大学”。然而，说办教育的宗旨是为了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为了推出几个学校、几个学者到国际上去争名次拿大奖，这总没错吧。

《方案》强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核心是学科建设，关键是人、是教师队伍建设”。讲到学科设置和教师队伍，有人开口“市场竞争”闭口“市场法则”，甚至抬出市场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事。所谓“市场竞争”，说白了即学校、院系和教员都要每年不断地比论文比排名，考生不愿意报、毕业生进不了大公司的系科专业就该出局，但他们其实心里明白：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总体上仍然是国家行为。北大接受国家重点扶持，并非市场法则作用的结果。或许此番“市场化”改革方案，最现实的意义反在“反市场”地继续争取国家的重点扶持？也未可知。此外。教育和商品生产毕竟是有区别的。国民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文素养的提高同全民健身一样，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短期内很难看出成效，也不是出几个世界级科学家或金牌得主所能解决的。今日大学要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没有问题。但是崇拜市场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嫌。以市场引导教育更是要不得的。当年洪堡创建现代大学，哈佛捐款办学，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大办教育，蔡元培改造旧北大“官僚养成所”，等等，都不是用市场需求所能解释的。斯坦福大学开办时也没有什么市场需求。因为希望给学生提供一个不近烟酒的环境，周边城镇市民甚至表现出对它强烈的敌意。

我怀疑《方案》制订者缺少事前的调查研究，或者认为现在只是制定原则，而这些原则又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大学行之有效的经验，具有“普世”性，不需要一个系一个系的做调查。但据我所知，北大文史哲诸院系就有“特殊”情况。仅就历史系看，几年来申报教授而未果的多位青年教师，在自己的领域如埃及学、辽金元史等，都被公认是国内第一流的。一位78级中年学友，工作20余年，从教十多年，默默耕耘，与世无争，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至今还是副职。有位任副教授职近10年的同事兼管系学生工作多年，论文、著作中都不乏上乘之作，至今也是副教授，还不要说有的年轻副教授同事，包括现任系副主任，尽管教学研究成就斐然为大家公认，却甘于退让兄长，从未申报提正职。所有这些，原因其实极简单——教授岗位名额有限。由于还有源源不断的后起之秀，今后几年此类问题将更尖锐。但是，如果谁要把他们赶出去，我必须说：他是在对北大历史学科犯罪。

我以为对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就事论理——论高教改革方向之理。中国高教的落后状况首先是学校太少，13亿人口的大国总共千余所高校（合并归堆后数量更少），造成每年高考“千军万马过窄桥”。经济尚不发达当然是根源，缺乏合格的师资也是原因。但一边是资源严重不足，一边是令人痛心的财力物力人力浪费，包括学校内部的浪费。“耳顺”之年的读书人如果身体健康即使在古代也正是思想成熟、发挥作用的好时候，为了让出位置而把他们一刀切退，有何科学性？那么多的机关管理部门人浮于事或者无事生事，以清华、北大的师资力量和管理队伍之庞大，为什么不想一想开源节流，允许它们独自或与人合作办几个象样的分校？内地高校体制要真的实行改革走向市场，必须真正打破教育部统管国立大学的一统天下。让学校自主发展甚至“横向***”。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发掘体制内外的各种动力，新建一批可以与现有公立大学平起平坐的“正规”大学。

其次，大家都在说办好学校教师是关键，这好比说优秀的工人是办好企业的关键。仔细想想，比第一线的工人——教师更重要的“关键”因素恐怕还不止一个。历任的北大领导似乎都胜任，又多数不令人满意，因此，在“谁有资格上讲台”问题的上面，还有一个“谁有资格充祭酒”的问题。不然，为何“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北大新闻网 pkunews.pku.edu.cn/newsshow.php?id=15610） 此外，为什么同级、同班毕业，跑到国外大学的纷纷拿诺贝尔奖，留在国内的则默默无闻而终？为什么许多文、史、哲大师，前半生名震天下，后半生基本无成就，等到改革开放，其人也年老体衰，只能徒唤奈何？这里有高校体制的外部环境问题，也有高校体制和管理本身的问题，“善治”与“恶治”(good or bad governance)的问题。教育部和学校内的现有管理机构虽迭经“机构改革”，仍然叠床架屋，占用了大量资源不说，还无端生出许多事，并且政出多门，这“工程”那“建设”，申报立项，中期和期终检查验收，评奖，数不清的会议、报表，竞相让院系所行政和教员围着它们转。为什么不能分清主管部委和学校自身的职与能，让高教事务也能“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