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思考

嘎嘣脆

作者简介：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对于中美关系，我主要有三点印象。

　　首先，中美关系太复杂、太多元。中美关系正在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金融危机引发的力量消长，特别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升到世界第二，使中美关系发展的时空背景继续变化。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中美建交以来面临最重大的碰撞与磨合期，而其过程与结果将决定21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轮廓。

　　其次，中美之间难以有真正的战略互信，即使有也只是功能性的，相对的，将就的或是粗略的。只要美国对华接触与牵制、交往与防范两手战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对中美战略互信就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战略互信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处于更强势地位的美国。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决定双方进行战略磨合会有难度，战略碰撞与对立亦有发生，但应该是理性而可控的。

　　第三，战略互信不够不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障碍，也不会根本改变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它可以培育，也可以保持在某一限度。

　　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官方的解释不能说明未来，对一个崛起强国的猜疑是普遍的，特别是霸权国家。

　　中国的崛起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大国和亚洲的日本，是在错过近代工业革命形成的大国力量格局之外的崛起。1840年以后的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大国，今天的中国崛起主要是近30年的事，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大国的崛起。不只是美国，也有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心态是复杂的。中国崛起会为世界带来机遇，尽管中国宣称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在它们看来，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却不能有一个清晰肯定的答案。美国亦是这样，说的与做的也不会是一回事。

　　按照西方国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崛起的大国总会因为利益的扩大不满于现状，要求改变国际秩序，因此总会成为挑战者，为防止挑战霸权国家必然要实行遏制。这种认定多少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反过来，中国版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认为（到现在还没有创立），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出于维护既得利益，总习惯于遏制后起的大国，如果这种认识成立，并指导崛起大国对霸权国家的外交，那么，在理论上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不会消除。至少也会实行以两手对两手战略。因此，从理论上看，一个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是缺乏互信的。从现实上看，即使抛开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因素，大国之间也不会有真正基于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战略互信，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或者在一种威慑平衡下相信谁也不会先动的感觉。战略互信将是相对的，功能性的，可以培育的以真正使这种关系避免陷入对抗甚至战争状态。对中美战略互信不宜有太多的期望，中美缺乏互信才会有必要努力去培育，而非加剧这种不互信。中美目前阶段缺乏战略互信也不会根本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缺乏战略互信的中美关系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中美关系尽管有过起伏动荡，但中美关系对两国带来了日益壮大的利益。以经贸方面讲，无论中美关系如何起伏，两国经贸关系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常性，它使两国形成利益捆绑。中美接触时贸易额不足10亿美元，1979年建交时也不到30亿美元，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发展到3800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太平洋两岸还没有任何一位战略家曾经对此有过大体准确的估计。从理论上讲，经贸关系属于低位政治范畴，从属于安全等高位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列强之间有很强的经贸关系，但也爆发了战争。如果以此认为，不论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密切，一旦有事，中美不会考虑经贸因素。这是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的国际关系观。

　　紧密的经贸关系必然演绎着政治内涵，双方领导人不可能不“慎思之”，相互依存论也的确有其根据。因为有重大利益而会自然形成的预防性诉求，跨国公司、华尔街、金融平衡恐怖、巨大的失业潮的出现，对中美交战可能导致千百年民族仇恨的预想等等，都会推动两国巨大的游说集团给政府施加压力、尽可能避免陷入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及时掐断两国间丝丝作响的战争引信。一种密切的、规模巨大的经贸关系会抬升两国对抗的政治与安全成本，抑制双方轻发战争的冲动，也就是“斗而不破”。尽管政治利益可能凌驾于一切，但经贸利益已成为政治利益的重要部分。因此，中美即使缺乏战略互信，也不会影响这种实质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不再是政治精英决定的，而是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决定的，是跨国公司、金融家、老百姓的选择。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服从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崛起方略，中国靠融入世界实现国家持续发展，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不应是单方面的。中国始于冷战终结前至少十年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几乎同步，这是一种具有卓越远见的巨大政策改变，即在全球化时代改变自己、逐步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不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改变没有挑战国际秩序，否则必然会是一种逻辑悖论，改变自己成功的发展的路径，可谓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也是欢迎的、期望的，美中贸易发展到令人难以想象地步也是这种融入的产物，因此，美国如果要对华实行遏制，那么也会陷入一种逻辑上的悖论，遏制它本来不应该遏制的对象。

　　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代在变，中国不应重复一味使自己融入世界的单行道，中国与世界的利益相互捆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同样需要与中国形成互动，以形成一种实力上水涨船高、利益上相互促进的态势。

　　（四）中美关系已深入到两国各个层面，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增多，影响和要求驾驭好这种关系的力量在增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入，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不能仅仅从“国家对国家”（state vs state）的层面观察，还必须考虑“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vs civil society）以及市民社会对国家（civil society vs state）的互动等众多层面来分析。细分的话还可以公司对公司、非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等等。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两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领地’，广大的社会力量、两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察也被卷入中美关系的过程之中，中美关系成为人人都可以施加影响的国际政治议程。”① 从这个意义上看，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只看领导人表态、不能只看强硬的或柔和学者精英的观点，需要统盘考虑各种因素，以免一叶障目，因小失大。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太多，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需要冷静处理，避免出现“问题绑架论”。这当然是要求中美关系研究者们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总体上看，中国与美国有十足的理由发展建设性合作，中美关系仍然会充满着摩擦与冲突，仍然还会有起伏，在战略发展态势上，一个国力走下坡路的美国，会更有紧迫感地卷入中国周边，平衡中国，但处于力量升势的中国，仍然会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寻求与美国建设性的合作，中美关系中也有巨大的内生与外在力量推动两国关系平稳前进。中美两国到底如何认知对方，中美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还难有理想的答案。

　　注释：

　　① 倪世雄，赵曙光：《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60年》，载《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2页。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