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思想者对话之五]鲍德里亚

林の声音

[与思想者对话之五]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鲍得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工作才导致了媒介/受众关系的彻底改写。他的计划涉及到社会形成的再生产的社会学模式的解构。博得里亚质疑社会化模式的真实性乃至指涉性，该模式把个人关系描述成规范或意识形态的社会场域。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的社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消费的社会。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利润和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产品销售之间的矛盾，因此张扬消费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新问题域中，“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今天上演的就是消费的神话。
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的根据。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首先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进程中，平等并没有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物质条件的不平等就是无可辩驳的。而进入消费社会后，福利革命则力图实现平等的诺言：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患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
后现代社会不仅是消费社会，而且是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被符号所操控，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当物品进入到符号逻辑时，物品的消费变成了一种地位和名望的展示。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使自己与他人不同，符号-物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中，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另一种支配与控制，即通过主动地进入到消费社会中，通过身分的差异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物体系。
符号的生产和交换，是后现代社会的主导范式。媒介和传播在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后现代的语言系统是按照模拟（拟仿[simulation]）的原则建立的。现代社会的符号规则是理性，要求符号指涉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来表征世界。符号是作为现实的模仿物存在的。但到了后现代社会，符号和现实越来越不相关。在技术的支持下，模拟不再是对物的模仿，而是对符号的模拟。（1）影像是基本现实的反映（2）影像掩盖和偏离了基本现实（3）影像掩盖了基本现实的缺失（4）影像与任何现实都无关，不过是自己纯粹的仿像（simulacra）。仿像是模拟产生的影像或符号，如迪斯尼乐园。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超真实”的社会。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消失了。现实不仅仅是可以复制的东西，而总是已经被复制的东西——即超真实。“地图先于地域”的原则打破了“地域先于地图”的原则，原本不复存在，一切都是没有原本的摹本。真实和虚假、现实和想象的区别消失了。符号取代了现实，甚至比现实更真实。
虚构的现实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其后果就是现实的消失和仿像的统治。对博得里亚来说，社会是作为一个总的效果平面存在的，是包含所有行动和所有结构的“系统中的系统”。在这一社会场域内，个人的集体行动既不是靠法律也不是靠理性控制的，而是靠作为刺激物的信息流控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日益增长的符号、媒介和表达系统的流通破坏了现实，代之以对现实的拟仿性表达。既然个人对生存状况的知识依赖于有关符号的符号闭合环路，个人便丧失了认识集体身份（阶级、性别）——有这些身份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行动——的依据。
在博得里亚的后现代版本中，现实（和表达）被破坏为仿像，主体被社会破坏，这一后现代模式拒斥任何个人与社会之间，意指与现实之间的中介观念。被电子媒介吸收的个人集合体的社会行动再也不是建立在意义或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了。作为乌合之众的受众同时是拟仿的客体（端点）和冷漠的社会行动的流通（扮演[enactment]）的冷漠主体。
大众[受众]对社会化的拒绝是很不相同的；来自无数的无名和匿名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它的解构和惰性。在媒介的情形中，传统的抵抗包括了按照群体各自的符码和各自的目标来重新解释讯息。相反，大众接受所有讯息，却把它们一古脑儿（en bloc）扔向了景象里，无需任何其他符码，无需任何意义，最终无需任何抵抗，却让一切滑入悬而未决的深渊，甚至不能说是无意义的深渊，而是总体的操纵/着迷的深渊（Baudrillard，1983，第43-44页）。受众对媒介的信息洪水开始厌倦，对各种投票、购物、问卷、参与的活动越来越抵触，积极的受众变为冷淡的受众。各种符号对他们来说都毫无意义。
受众成了后现代思潮解构主体和社会的中轴点。博得里亚把权力置于大众无动于衷的观看之中。缺乏集体身份的抵抗采用了“超服从”（hyperconformity）的形式：大众用符号的再循环这一“致命的”策略进行抵抗。后现代的“大众”概念排斥了任何个人的集体表达的可能性。
博得里亚的“大众”可以在两方面为受众分析所用。第一点是对媒介中，尤其是电视中的大众拟仿总模式的思考。影视媒介是巨大的模拟者。政治和娱乐、新闻和娱乐的界限都模糊不清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最后，媒介和社会的界限消失了。海湾战争成为一个电视事件，一个媒介景观。电视观众外在于任何社会联系或个人表现，成为一种媒介权力模式的完美隐喻，这一模式回应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化批评模式。
第二点是新的影视形式的分析可以和它们对隐含观众（implied viewers）的拟仿效果相联系。近来的影视分析聚焦于纯粹的文本特性，如拼贴（pastiche）、样式的混和、自我指涉性等，这些文本特性是社会性的新表现形式。相差悬殊的文本都成为与拟仿效果（而不是与意识形态）更有关的身份认同形式。后现代批评倾向于把受众概念抽象为这些文本所阐释的拟仿位置。
后现代思潮的大众概念，在意义生成的实践之外开启了受众/文本关系问题的新视界。这一模式中的权力，更关注影响关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接受。不过，这一开启的视界又被受众/大众的抽象所发出的两组探讨封缄了：一方面是社会死亡的说法，另一方面是当代话语诸形式间的差异。（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悖谬是：它从批评“再现”着手，但它的分析却比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更专注于文本。）这两组探讨印证了20世纪晚期对社会性和文本性的一般论述，结果把受众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后现代思潮抛弃了受众研究的核心论题（中介效果），荒唐地指认了单独分析受众的不可能性。通过把抽象的总体性概念推向其逻辑极至，后现代思潮指明了在媒介研究中重构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抽象层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