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

岸上的猪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同仁，邀请我出席座谈会，感谢您们选中了高校非常关心的话题。高校文科学科建设中的评价标准问题，在高校中是具有非常重要导向作用的。高校文科教学与科研，以及青年教员发展和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经费与其他学术资源的配置，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因为都被建立起来的学科评价标准所导向。不管高校中的教授们和研究生们，对这些评价标准赞同也罢，抱怨也罢，跟进也罢，不理睬也罢，它总在导向我们学术活动。高校文科建设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

对高校文科学科建设采用自然科学评价标准，这种情况越来越普及。例如，考核发表在一定国际学术刊物的论文数量（SCI，SSCI），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率数量等。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评价标准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更加是被国际普遍认可的。但是，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有一些与文科相适用，有些不一定适用于文科。

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评价标准等。所以，目前国内许多重点大学，都将科研论文在国际专业刊物发表的数量，作为考核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发表论文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不适合文科方面来看，也是相当多的。例如，从论文的语言方面看，自然科学研究使用英文发表论文，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国际惯例（除化学或医学领域也有使用法文和德文发表外），很少使用中文或阿拉伯文发表（尽管这两种语言使用的人口并不比使用英文的人口少，而因为我们不是科学大国）。文科研究成果用本地语言发表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科的学术成果是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发表的。

再如，从文科研究方法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者的个性，受到文化背景、心理偏好、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政治意识、生活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文科学术研究，更多地采用间接或婉转方式来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不是真空中的人，有些话不愿意说、不能说、不敢说、不想说。这种文科学术中的存在的情况，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到例证。基于文科研究的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说，可能比自然科学更加复杂。

从文科的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来看，可能带有研究者的认识问题的个性或历史性的局限性。这种个性化化与历史性的特质，也不太容易被国际统一标准来衡量，因为在西方经常出现双重标准的情况，对自己使用一套标准，对外国人使用另外一套标准。其中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因素较多。例如对“美”或“恐怖”的界定与评价标准。文科由此被称为“软学科”，不太容易象自然科学论文那样来统一的评价，而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来检验，经过对研究成果的社会实践检验后，才能做出适当的评价。

又如，从研究问题的过程来看，在自然学科领域，以小组研究形式的情况较多。在文科，以学者个人单独研究的情况较多。所以，在自然科学发表论文时，两个或三个作者一起发表论文较为多见。在文科领域，一个作者单独发表论文更为常见。在同样工作量的情况下，由于人数不同，自然科学发表论文需要的时间要短一些，文科发表论文需要的时间长一些。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还有其他许多区别，我不一一列举了。为什么这两个研究领域有这么多区别，在高校里却倾向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价文科？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研究经费差别的影响。从经费的需求方面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依赖于实验室与仪器设备。所以，需要花较多的经费支持，从经费投入方面看，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物质产品比文科研究成果更加接近，所以，商业市场中的公司企业，也更愿意出资支持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项目。

相比之下，文科研究成果不太容易直接转化为商业市场的产品。从资金投入方面看，除非企业家个人有兴趣，或企业具有慈善计划，或有文科学者与企业家有私交外，一般的公司企业不愿意资助文科研究项目。从经费的需求看，由于文科主要采用的研究资源是文献与实地访问，所以，主要的经费化在书籍费、数据费、差旅费、问卷调查费、版权使用费、版权作品复制费、会议资料与注册费用方面，如果不是特大型的全国调查（如全国人口普查）外，文科科研仿佛花不了自然科学那么多的钱（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而全国人口普查花费的经费可能比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研究项目都高（若不信，就公布出来就比较一下）。

由于经费方面的巨大差别，钱多的项目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钱少的项目，无人过问。由于钱多的科研项目入账后，管理单位管理提成的份额也大，项目为单位做的贡献也大，必然受到单位主管的高度重视。因而自然科学，在高校中成为“强势群体”，文科的经费少，落为“弱势群体”。所以，象大多数“强势群体”的文化代表主流文化一样，对文科学科的评价标准，也倾向于“强势群体”，而不倾向于“弱势群体”自身的考虑。

二、行政管理的标准

高校文科科研项目经费，主要依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划拨。掌握经费资源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它的考核标准，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高校文科学科建设。俗话说“钱投到水里，也能听到响声”。同样的道理，行政主管部门划拨的研究经费，投入到高校后，经过一个财政年度的使用，也要有个年度总结，这是行政主管部门的期望。

从事文科研究工作多数是中长期的，不一定同财政年度和行政官员们的任期相符合，行政主管部门的“期望周期”，与文科科研的大、中规模项目的“研究周期”也不相符合。越是大的科研项目，周期就越长。一般的中型项目，通常也可能跨年度。所以，行政管理部门的希望周期与文科科研项目的周期，在时间上就会发生冲突。

为了继续顺利的获得拨款，高校文科科研就会偏重短周期的项目，短周期的项目，容易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完成。所以，即便行政部门没有表达他们的“希望周期”，但是，高校的也会主动选择“小型化”或“短、平、快”的项目。目前文科科研领域中的浮躁和浮夸，与短期化与小型化不无关系。
行政管理标准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数量化管理。因为数量是最能够横向比较的指标，数量化和表格化管理，应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之一。高校管理的企业化趋势，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政管理表格中的数字，是“会说话”的，会在比较高校排名排序中，表达出无声的力量。而表格的数字与下一年度的拨款具有相关性，高校里的人们也会追求统计表格中的数字。如何在不造假的情况下，又能填写出数字来呢？只有小的项目，短周期的项目的数字，更容易获得。追求论文发表数字的结果，使得项目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

于是，高校晋升教授职称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要看字数。同样，还要看出版著作的数量，也要看著作的字数。在表格上还有专门的文章或书的字数的一栏。有些表格却没有质量评价的栏目。这种不正常的评价标准，还在引导高校文科的科研工作。

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大小与所能够支配的资源多少有关。由于自然科学的使用的经费多，文科使用的经费少。所以，国家政府到社会经济部门，从教育部到高校的行政部门，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情况。在许多头衔的设计上，只有自然科学，而没有文科的考虑。例如，理学与工学都有院士，而文科无论人文还是社会学科，都没有这一设计。但是，头衔设计不同，在社会和高校里的工作与生活待遇也不同。经费和待遇设计中有这样许多不同，但是，在学科的行政管理上，却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管理文科，另文科的学者感到，要么想办法靠到理科中去（如社会心理学），要么甘于被轻视。

三、市场经济的标准

市场经济的标准，对文科科研工作也有两方面的影响。从不利的影响来看，经济是知识经济，也包括人文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当商业化的触角进入到高校中来的时候，商业市场评价标准也就要影响文科科研行为。例如，出版成套丛书比出版一本书的经济效益不同。俭约化文风是我们优良学风之一。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千万不要将短篇小说，来长到长篇小说。好看的电影，千万不要改成多集的电视连续剧。但是，商业市场销售利润标准，同“俭约化”文风相反。页码多的书比页码少的书价格更贵，厚的大部头比小册子卖价更高。10册一套的丛书，比1册一本的书卖得贵。“大权类的书”比普通的书，打了很大折扣还有利润，可见利润空间之大。由于书号是宝贵的资源，也是政府垄断的资源，所以，出版社从盈利角度出发，必然趋向“多卷本”丛书，“大全类”工具书发展。开始是5本一套的从书，后来发展到了10本，30本，50本，100本。商业利润与书的册数少有关，书的册数越多，分量越重，部头越大，出版社的利润越高。但是，书的册数与论文的字数与研究成果的价值，没有必然的相关性，高校里没有学者认为，书越厚，部头越大，论文的字数越多，研究成果的价值就越大。
商业利润对著作和论文数量的影响，也传授给了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们在写学位论文时，字数也越写越多。过去，硕士论文写3-4万字，现在，一般硕士论文写5-8万字。过去博士论文写10万字，现在博士论文写15-20万字还感觉字数少，也有博士论文写到30-60万字的长篇巨著。字数最多的博士论文，也没有看见哪个获得教育部的优秀博士论文奖。所以，追求论文字数也是商业化导向结果。因为在博士论文在改编出版时，在一个书号投入情况下，厚重的书价格高，给出版社带来的利润大。

在书和论文作为文科研究成果载体的时代，以字数、厚度、册数为衡量的标准。在电视和广播成为文科科研成果的载体的时代，成果将以小时数来衡量：10小时，50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现在，电视剧和卡通片早已在电视台按照时间来计算价值和价格了。评书和广告也按照时间在广播电台计算价格了。有一天，文科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的节选，也会按照小时数来计算成果的。

从有利的影响方面看，商业化促进了文科科研成果的普及化，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从全国的纳税人支持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他们有权利知晓文科学者都做了些什么？普及文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也是对纳税人的一个交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反对文科学者，在电视中讲他们的知识或介绍他们的研究，这是学者对纳税人的义务。

商业化的影响使得学术研究传承和创造的知识普及到全社会，使得收入最低的老百姓也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商业化在科技发展的支持下，将知识传播成本大大降低，为社会大众所享用。如果没有基于科技支持的商业化促进，全世界大学今天所拥有的大部分知识，还只能被贵族、高收入阶层、政府官员所使用。

四、学者个性化的标准

文科学者具有更多的个性化特点，这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一个特征“孤独”（柏林洪堡大学精神之一）。个性化也是人文学者思想独立，研究独立，不受到宗教与政治的干预的一种保障（蔡元培校长思想）。允许大学文科学者的思想独立和研究行为孤独，也表达了政府对学者的高度信任。由于文科学者的个性化和研究的独立性，所以，被横向比较文科研究成果的难度也就更大。

文科学者的研究个性化也被误解过：其一，是否定个性化。看不惯文科个性化传统，认为个性化是不入主流或有问题。可能是受到传统观念和认识影响太深，认为说太阳从东面出来是正确的，从西面出来是反向的比喻（比喻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说太阳从“南面”或“北面”出来的话，一定认为这个人要么是病了，要么是疯了。其实，主流的认识将太阳出升的方向定为“东”以后，太阳才出升在“东方”。当时，如果将那个方位定为“南”或“北”的话，太阳也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出来了。太阳出来是重要的，但是太阳从哪里升起的方位名称，是由人决定的。同样的例子，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年历一样。现在不同的国家、民族表示同一样事物或人物，文字也不一样（除了“妈妈MAMA”的叫法外）。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忽视学者的个性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另一种误解，是滥用个性化。个性化也不能胡来，个性化也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个性化，是对个性化的扼杀。

文科学者的个性化固然重要，但是，用个性化作为评价文科学术研究的标准，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如同，所有的孤独者不合群会产生一样后果：不容易被人认识，不容易被人接受，更不容易当选为大众的代表。

五、国际主流化标准

国际主流标准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国际主流研究的方法；其二，是国际主流研究的热点或前沿课题。对这两个方面，也有适合与不适合我国文科研究的影响。从适合的方面看，借鉴国际主流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偏重于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进行我国文科科研工作是适合的。我国接受国际主流研究方法从清代的“西学东渐”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国际主流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使我国古代的经学研究方法中的神秘主义色彩被逻辑推理所代替。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在今天，文科研究中的真理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方法，也要在借鉴国际流行的逻辑推理、社会调查、直接观察、田野工作等的科学方法代替。


国际热点或前沿课题方面，适合的程度不一定象研究方法那样高。国际主流的研究热点或前沿课题，各国学者对此看法分歧就比较大。在当前受到市场经济与学术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热点或前沿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具有一致认同，但是在文科难以有一致性的认识。美国人文学者感兴趣的课题，欧洲学者不一定感兴趣。亚洲学者认为重要的课题，美国学者也不一定认为重要。但是，我国高校中文科在接受国际主流研究方法的同时，将外国主流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不加分析，也一同接受了。

六、本土特色化标准

本土化研究方法与热点课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方面包含有地方经验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它必然带有民族性和有爱国情感。但是，有时它也会也被冠以本国的特色，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本土化本来是地方知识与经验的一部分，同“中国特色” 不是一回事。不能将本土化方法与课题与“中国特色”混淆。例如，民族学、民俗学、地方志等。但是，本土经验和知识并不妨碍国际主流研究方法的使用。

本土化就是地方经验的方法，它有非常轻巧的长处。例如，在当地，传统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一个发展趋势的方向和大致的规律，用不着采用复杂的数学与统计学来证明。因为人人的经验和悟性都可以感到这一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采用复杂的数学统计，有些“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了。但是，本地方法中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对国际学术界听起来就不容易理解。唐诗宋词用翻译成英文，文化味就减少了许多。但是，为了让外国人知道李白的诗说了些什么，也必须用国际主流语言和表达方法翻译过去。

结论：

以上六种评价文科学科制度的标准，在高校里是同时存在的。谁也不比谁最，谁也不能说就是最好的。谁也不能取代谁，也难以将它们排序。高校只能按照各自的特色，将它们在文科科研评价体系中，调整各自所占的比例。

我个人的看法是：高校文科科研的评价标准，象中国的民族政策一样，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标准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排斥的；应该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标准，而不能一刀切。搞文科的学科建设，也不能搞齐步走，而要散步。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之中，散步前行。

我们应该在允许文科学者采用“团队式”的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容许“孤独的思想者”，独自穿着拖鞋和睡衣，在草地上冥思苦想；在允许文科部分学者上电视和上广播，允许他们成为电视明星，为高校做免费的广告，又履行对纳税人了解高校情况，研究情况。同时，也允许部分教授坚决拒绝媒体的采访，只允许世人从他们的论文中读作者的思想，永远都不要看到他们的尊容；在允许文科学者将研究成果写成通俗的大众读物，为大众提供普及化人文知识，也允许部分学者写出那些连“圈子里的人”都读不懂的论文；在允许因为学者思想大大超前的同时，也允许学者的情感停留在历史长河之中。在允许学者出现被别人认为是“有病”，或“疯”的话语表达的同时（只要他们没有用肢体行为侵犯别人法定私权利和社会公权利），也允许他们采用流行歌曲式的语言，表达流行的观念。

国家允许大学有一个独特的时空，为了允许文科的学者们有一个自由、独立、甚至是有些极端式的思维生活方式。文科的学者们被允许极端强调某一观点、见解、知识和经验，不惜达到及至的程度，为的是他们希望引起社会大众对此问题的关注，为了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综观世界上经济与科技成功的国家里的大学，它们对于文科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几乎都给予了学者们这种特殊的思维权利。只有如此，他们的学者才保持着冷静、沉着、深刻、独特与远见。世界一流大学保存了人类的经验与智慧，知识与悟性的承传与创造，都离不开国家对文科学者们的尊重与信任，于是国家授予文科学者们这些特权，并将这些权利写进法律加以保护。

所以，评价文科学科建设的标准是多元的，在这些标准体系中建立起了文科的学科制度。评价一个好的文科学科制度，不在于制度的设计者主观如何善良与理想，而在于制度执行的后果是否能够促进文科学科发展和进步。学科发展的良性结果支撑着学科制度，否则，学科制度要么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障碍，要被束之高阁，敬而远之。还是那句诗说得好，“我劝天公常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以上是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我所工作的大学。谢谢各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感谢孟宪范编审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