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岂能“达雅”？——对《当代政治哲学》译文质量的几点评论

laruence

前几天去北京参加了一次有关学术翻译的会议，期间听到有关刘莘翻译，金里卡著，上海三联书店在今年1月份出版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肯定性评论，比如，这本书已经上了万圣书园学术著作排行镑，有许多学者都在推荐这个著作，比如，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钱永祥为中文版写的书评，再比如，汪丁丁近日在浙江大学特意举办了一次讲座，对这本译著作了专门推荐。

因为本人刚好给本科生开设《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课，并且我使用的正是金里卡的原版教材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刘莘的译本我在今年三月份就已买到，只是没有认真读过，也没有与原著比较过。既然有学术翻译会议与会者的一再提及，有良好的销量，还有钱教授、丁丁教授的推荐，看来这是一本非读不可的著作了。因此，在北京会议结束以后，我感到有必要好好地研读一番《当代政治哲学》，以便向同学们推荐。

然而，当我拿来细读之后，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要命的，仍然是译文质量问题。

首先，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刘莘翻译的《当代政治哲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硬伤，比如，他把human engineering译成了“人类基因工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第286页）。要知道，“人类基因工程”的英文是“human gene engineering”，这是一门有关人类基因、遗传、医学等有关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而“human engineering”这个术语在上海译文版《英汉大词典》中有明确的条目和解释：“human engineering  1（尤指工业企业中的）人事管理。2 人类工程学（一门把人类行为学知识应用于机械和设备的设计的学科，它把使用机械和设备的人看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使机械和人都能发挥最佳作用）”（《英汉大词典》，1993年，第853页）。可见这是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如果说把human engineering译成“人类基因工程”属于一时看走了眼，还值得原谅，那么更糟糕的是，刘莘的译文尽管通顺流畅，但是离开原著的原意太远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看原著，而只读刘莘的译著，因为其文笔的确不错，它似乎已经达到了“雅”的程度，但是，如果你对比原著，那么你就会发现，它连起码的“信”都没有达到，何谈“达”和“雅”？因此，严复先生的“信达雅”标准在这里变成了“无信达雅”。

这样的翻译是可怕的。既然刘莘先生在“译后记”里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以下希望：“希望译本的质量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公共’认可”（第891页），因此，我不得不明确地表达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意见：《当代政治哲学》是一部不合格的译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刘莘在同一个地方声称“译者吸收了许多专门术语的先行译法，也修正了其中一些不妥甚至误导人的译法”（第891-892页）。我想刘莘想纠正的一个自以为最大的错误是，译界对罗尔斯A Theory of Justice译名的翻译，刘莘主张把它译成《一种正义理论》而不是《正义论》，我认为，这种纠正是可笑的。

另外，刘莘在“译后记”里还有一种说法我也不敢苟同，他说：“尽管主观上不敢有丝毫懈怠，译者相信译本中肯定还存在有多次检查也未曾发现的问题或缺陷。这是译者的局限——局限之为局限就在于不可能为当局者发现。”依我的判断，其中的“问题或缺陷”不是一个有没有“丝毫懈怠”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我不知道刘莘是否对自己的翻译能力有一个客观的估价，或者说有一个自知之明。最大的“局限”是“能力的局限”。所以，刘莘在这里的自我辩解是苍白的。

依我的理解，“信”是翻译的基础，“可信”是翻译能力的证明标准。没有“信”的译著，就是“不可信”、“没法信”的译著，就是欺骗读者的译著。《当代政治哲学》毕竟是学术译著，而不是小说，容不得译者“信口糊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正是一部让人“无法信”的译著。

我在此只选取其中部分片段以示证明，这些片段的英文句法和思想都比较简单，并不是那些深奥莫测、逻辑关系复杂的语句，因为这毕竟是一部教材，但是到了刘莘的笔下，一切都改变了。

（1）So these two defences of the free market are  
contingent ones.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instrumental  
defences of the free market. They tell us that market  
freedoms are a means for promoting maximal utility, or  
for protecting political and civil liberties. On these  
accounts, we do not favour the free market because people
have rights to property. Rather we give people property  
rights as a way of increasing utility or stabilizing  
democracy, and if we could promote utility or stability  
some other way, then we could legitimately restrict  
property right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103).

刘莘的译文：所以，为自由市场进行捍卫的这两种途径都立足于偶然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捍卫自由市场的途径都是工具性捍卫。这两种途径告诉我们，市场自由要么是促使效用最大化的手段，要么中保护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的手段。按照这些解释，我们之所以赞成自由市场，并不是因为人们享有财产权利。相反，我们把人们的财产权利当作增进效用或稳定民主的途径；因此，如果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增进效用或稳定民主，我们对财产权利予以限制就是正当的。（《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89页）。

这一段译文的几个明显错误：第一句话，找不到“途径”、“基础”的对应词和意思，是刘莘的杜撰。第二句话的“途径”也是如此。把“political and civil liberties”译成“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错。正确的译法是“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

下面是我对那个段落的译文：
所以，对自由市场的这两个辩护都是偶然的辩护。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对自由市场的工具性辩护。它们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既是提升最大效用的手段，也是保护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手段。照此看来，我们不是因为人们享有财产权才赞成自由市场的。确切地说，我们给予人们以财产权，把它们当作增进效用或稳定民主制度的途径，假如我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来提升效用或促进稳定，那么我们就会合法地限制所有权。

（2）再比如，for example, one common argument for  
unrestricted capitalism is its productivity, its claim  
to be maximally efficient at increasing social wealth.  
Many utilitarians, convinced of the truth of that claim,  
favour the free market, since its efficiency allows for  
the greatest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preferences. But  
the utilitarian commitment to capitalism is necessarily  
a contingent ones.（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102）

刘莘的译文：例如，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进行论证的一种通常途径是：断言这是能够最有效率地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许多功利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就是因为相信，具有这种效率的生产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总体偏好。但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式的信奉必然立足于偶然的基础之上。（《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88页）

我试译为：例如，支持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见论点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于它断言，这种资本主义能够最大效率地增加社会财富。相信那个断言的许多功利主义者赞成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的效率促成了各种偏好的最大满足。但是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承诺必定是一种偶然的承诺。

（3）又如，Libertarianism differs from other right-wing  
theories in its claim that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is  
inherently wrong, a violation of people’s rights. People  
have a right to dispose freely of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y have this right whether or not it is the best way  
to ensure productivity.（P。102）

刘莘的译文：自由至上主义与其他右翼理论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断定：由于通过税收的再分配是对人们权利的侵犯，因此它本质上是错误的。人们有权利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和劳务——无论这种自由能否保证生产率，人们都拥有这样的权利。（《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189—190页）

刘莘把“redistributive taxation”译为“通过税收的再分配”，错。在那句话中也没有“由于……因此”这样的因果关系，又是刘莘的杜撰。接着刘莘漏掉了“the best way”。

我的试译是，自由至上主义与其他右翼理论的区别在于它断定：再分配的征税本来就是错的，它侵犯了人的权利。人享有自由处置自己财物和劳务的权利，无论这种权利是否保证生产率的最佳办法，他们都拥有这个权利。

（4）As Robert Nozick put it, ‘individuals have rights,  
and there are things which no person or group may do to  
them(without violating their rights). So strong and  
far-reaching are these rights that they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if anything, the state and its officials may d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103）

刘莘的译文：正如罗伯特·诺齐克所言，“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那些侵犯个体权利的事情）是不能针对个人的，无论是以其他个人还是以集体的名义。这些个人权利是如此坚韧和意义深远，以至于它们向人们提出了国家及国家官员可以做什么（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的问题。”（《当代政治哲学》，第190页）。

刘莘把诺齐克这段重要的话也译错了，我想把这段话的正确意思留给网友们来回答。我手头没有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中译本，网友们不妨去对照一下这段话的译文。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年英文版，第ix页。

这只是我在这个译本的第187-191页与原著第102-103页进行对照的结果。我只是指出了其中一些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不会译的翻译是对原著的强奸，而译得太好但是缺乏“可信度”的翻译是一种诱奸。刘莘的《当代政治哲学》真是“译得太好”了，好得有点儿可怕。

最后，我想说的是，“太好的”译著是可怕的，是对读者的“诱奸”，不知道钱永祥、汪丁丁先生有没有认真阅读并且比较过原著和译著。我相信有不少读者是因为像钱先生和汪先生这样学者的推荐才去购买《当代政治哲学》的。为此我想在此向钱先生、尤其是丁丁先生提出忠告：在你向天真的学子们推崇新译著之前，请你自己先认真比较一下原著和译著。有人很怀疑你俩的英语水平，而我不希望那是真的。

在我国，的确有许多看不懂英文的回国留学专家并且著名学者、大学教授，这是谁的悲哀？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