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学术批评?

岸上的猪

2003年初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陈福康先生在6月15日《文汇报》“学林”版发表了《对〈宋诗纪事补正〉的几点意见》，就署名、凡例、诗的增补及小传撰写体例等，提出商榷甚至批评意见，并表示“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钱先生疏漏甚至搞错的地方”。随后傅璇琮、张如安二先生在8月1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宋诗纪事补正〉掇误》，对陈先生的批评予以肯定，称赞说“这是一种好的学术风气”。11月19日《中华读书报》刊出王若先生的反驳之文《对〈对宋诗纪事补正的几点意见〉的意见》，质问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陈先生竟毫不隐讳地说，在写这篇大作时，‘我粗粗翻阅，尚未过三分之一’。为什么这么急着发表意见？难道是钱先生的书不值得全读……我不禁要问，这就是傅先生称赞的好的‘学术风气’？”读没读完全书，与书中有没有错误，应是两码事。王先生若不能同意陈先生的批评，可以讨论，可就陈文指出的疏漏和错讹予以说明或辩解，不必追究陈先生读没读完全书。陈先生认为该书有疏漏和错讹，谈对该书的几点意见，而非逐一为全书刊误，所以读不读完全书，是他自己的事。傅先生说的“好的学术风气”，分明是指严正提出商榷和批评意见的态度，而非说读该书之多少，王先生也没必要这样来反问傅先生。王先生还责陈先生不去接受该书之内容，却纠缠于个别字句，是“另存心思”，则更不像话了，这分明就是不许批评。
     
关于《宋诗纪事补正》的批评与反批评，使我想起自己数年前对《陈寅恪诗集》出版质量的批评。此书整理出版中出现不少差错，我的批评文章列举出一些，其中有《题初学集》序引钱谦益诗句“洞记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指出“洞记”二字显然有误，其下说：“似这样有疑问处，稍费点事，查一下钱氏《初学集》，便不会错了。”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的王存诚先生撰有回应文章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16日），因此责怪我：“马斗全先生也未‘稍费点事’去查一查。”出版者因粗疏而将陈寅恪先生诗序中的“洞房”错作“洞记”，却反怪笔者为何不去查有关资料，这叫什么道理？须知，作为读者，查不查他书，那要看他有没有兴趣，但作为出版者，不负责任而出错，却是说不过去的。更不可解者，讨论《陈寅恪诗集》中的错讹，王先生却要来检查批评者的“宅心”，不但指我不“仁厚”，而且送我一顶“深文罗织”的帽子。即使我提出的批评是错的，那也只能说我水平低，怎么能说我在编造罪名以图构陷。何况我指出的错讹，许多处王先生并没有话说，还有“这当然足以证明马先生的高明”的话。
     
似王若、王存诚二先生这样的反批评，如今较为常见。这便不能不使人想到我们应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
     
谈到应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谁都会说得非常动听，会说应当虚心接受，应表示欢迎与感谢，还会有“闻过则喜”之类现成的话。但真的遇到批评时，却有相当多的人明显表现出并非友好的态度，不是虚心接受或就所批评的问题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却以攻为守，设法从问题以外来找批评者的不是，甚至不惜使用污蔑性的语言。至于破口大骂，骂批评者为“小人”，将批评者比作“苍蝇”，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古人留给我们的传统可不是这样。便是如今，能虚心接受批评能够“闻过则喜”的榜样，也还是有的。就以王若先生文提到的傅璇琮先生为例，便是极教人敬佩的一位。傅先生虽是治古典文学的大家，极严谨的学者，但也难免偶有失误。应是十几年前吧，本人曾有小稿纠正傅先生《唐代诗人考略》中考证宋之问籍贯的一个问题，即“漳滨”属用典，指卧病他乡或失意滞留之地，不能用以证明宋之问家在漳水一带。傅先生读后认为此见是对的，不但将拙稿转交权威的《文史》杂志，而且因我是个年轻人而对身边的年轻学人说了称赞我的话。数年之后，我看到傅先生任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选有一篇不该选的论文，作者不知“女弟”系妹的另一中称法，竟因之得出“弟”也可用来指女性的结论，而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弟走从军”解释为其妹从军为妓，简直是在闹笑话。我即致信傅先生，记得有如此文章怎么可以发表在《唐代文学研究》这样严肃的刊物上的话。傅先生很快回信，真诚地接受我的批评，检讨说因为工作忙，未能仔细阅稿，致有是误，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做具体编辑工作的西北大学有关人员。对这样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或曰与这样的文人交流，是多么轻松而愉快，真有如对古人的感觉，所以至今难忘。
     

看来，关于批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大道理，而是实际遇到批评时，能正确对待。发生文字之争，不论对方意见正确与否，真诚和友好的态度，即古人所谓雅量，总是应该有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