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规范化的期待――评阎学通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dulidiyijun

方法论是一门研究有关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一门学科有没有充实完善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一门学科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当它对其方法论加以完善或革新时，就常常孕育着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理论内容的诞生，推动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前进。因而，在我国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对方法论的探讨已蔚然成风，已译介了大量西方的方法论专著。反观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在近20年来，特别是冷战后10余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成了一门“显学”，理论研究，对策研究等方面都蔚为大观，但讫今为止，却没有一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专著。 这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需要是极不相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探讨，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再更上一层楼了。

以此观之，阎学通先生与孙学峰先生的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可谓应运而生，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关系学进一步“科学化”的开创性意义及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的界碑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份的。  

自90年代以来，阎学通先生成果不断。他运用一系列对国人而言独特而新颖的研究方法，对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些貌似想当然的问题，如国家利益、中国崛起、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入剖析，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树。以《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等为代表的著作，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耳目一新。包括笔者在内的后学，对阎先生的研究方法虽心仪已久，却难入门径。新著就是阎学通先生与孙学峰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个总结。作者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学生们的迫切需要，二是同行们的诚恳建议，三是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责任感。（前言第1页）

全书正文共分7章，再加三个附录，从结构上看，俨然是一本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既有从哲学高度对国际关系方法论的探讨，如研究、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的讨论，又有研究法的介绍，如变量与变量关系，还有具体的研究技术，如证实与证伪、演绎与逻辑、个案与比较等，重点在第三部分。在笔者看来，本书有二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是其实用性，这也是作者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有助于增强自学者的感性认识，使他们能深入体会到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并能根据范例进行模仿”。(前言第4页)这一目的是通过两个手段达到的。其一，是内容全面，既包括研究方法的介绍，也含有如何选题，如何提出假设，如何提出政策建议，如何进行研究设计，甚至做规范的注释和编写附录和索引等。其二，结合范例说明。作者在介绍每一个分析方法时，都结合具体的分析范例进行解说，并在书后，就前面所介绍的国际关系基本研究方法，摘选了11个应用范例加以示范。阅读本书，可以满足一个初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需要。正如作者本人所讲的，具有手册性质。研究人员可以随时翻阅，将有关内容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上去。（前言第3页）。

第二，是其理性主义（用作者的话说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取向。这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原则之一，即突显科学概念与普遍概念的区别。经过一个三段式逻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本质都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方法，因而，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决定研究结论是否科学。（第一章第二节）因为国际关系学属于社会科学，所以国际关系学的本质也是科学，因而，判断国际关系研究结论科学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阎著》没有问第四个问题，即（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是否“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从全书的内容来看，《阎著》把“科学方法”的概念看作是理性主义方法，即吉尔平所称的经济学模式（又称理性选择理论），对吉尔平所谓的社会学模式，现在的建构主义、认知理论等基本没有涉及。  

作者说，“本书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深化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讨论，而是介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知识，侧重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故而书名也定为《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本书还想想帮助我国青年学者学会自己织网，解决捕鱼的根本问题。”（前言第3页）从这一点上看，作者的目的是圆满地达到了。然而，经济学方法论家考德威尔认为，一个成功的方法论家，其作用在于：“首先表明没有惟一的‘给定的’方法，然后证实依然可能有合理且富有成效的批评和辩论，而后一个任务需要通过对重建起来的方法论的地位的优点（如果有的话）和局限性进行严格的讨论后来完成”。 作者也声称，“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规范化，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怎样才算规范，这本书希望能提供一个规范的样本和途径，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则书中至少有以下几个观点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预测功能
  
国际关系学，或者广义地说社会科学有没有预测功能，《阎著》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可以用来搞预测、而社会科学知识不能用于预测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在预测性方面，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预测力强而后者的预测力弱，而不是有无预测力的区别。”（第16页）为什么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预测呢，答案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的变量不容易得到控制。”社会科学到底有没有预测功能，让我们看一看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的情况。据经济史专家哈奇森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预测问题，经济学家们似乎很难保持一种平衡的而非极端的、温和的而非偏激的观点。” 在19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曾对经济学的预测功能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也继承了这种传统。但今天，更多的人则加入了怀疑论者的行列，甚至“不但把经济学中的预测描绘为不可能，并且斥责这种尝试是荒唐的，甚至不诚实的。”， 罗森伯格也批评说，本世纪缺乏经济预测方面的进步（无论这种进步是由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是由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完成的）。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一些大师们对此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如摩根索就曾警告说：“国际政治的学者必须吸取而决不能忘记的第一个教训是，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不可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和可行的预测。” 卡普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在预测问题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中，对预测有两个基本的限制。因而，“一般说来，不能指望国际政治理论预测个别国家的行动，因为相互作用问题过于复杂，而且自由参数过多。”但他也为此论留有余地，观测一种特定的国际政治系统中的特征行为或典型性行为，却是“可以期望”的。  
  
第二，关于科学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
  
《阎著》在谈到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时，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社会科学可以用直接理解的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科学产生了过度相信和过度依赖直接理解研究方法的问题。（第25页）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直接理解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检验。”（第27页）作者在其后的论述中，基本限于理性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没有涉及直接理解方法和其它“非科学”的方法。

社会科学的兴起有着两个必不可少的知识传统，一个是建立在自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之上，另一个则根植于19世纪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学著作当中。尽管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依然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沃土。在国际关系领域，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界，是一个世界，两个故事，并有着相应的两套理论脉络。一个故事的来自“外来者”，和自然科学家一样，力图去解释大自然的运作机理，并把人类世界看成自然的一部分；另一个来自内部，用一种与严谨的自然法则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去理解国际事件的意义。 前者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国际关系，并认为有果必有因，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风行一时，并被冠之以科学行为主义；后者则以传统的历史哲学分析和基欧汉所谓的“反思主义”流派为主。例如摩根索在他那著名的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的第2条原则中曾生动的描述道：我们可以追溯或预测一位政治家，“我们仿佛就站在他的肩后看他撰拟公文，监听他与其他政治家的谈话，察知和预见他所思所想。”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三K”（卡赞斯坦、基欧汉、克莱斯勒）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认为“制度安排、行为规范、身份认同深深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一背景变化极为巨大，只能运用文字表意而不是常规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文本的具体研读，以理解主导作者文章的象征性体系，而不是对大量事件进行具体分析。  

因而，可以说，有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从外部观察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另一个从内部观察一个独立的社会王国。这两个版本不可偏废。但要完全纺织在一起也不可能。我们学者晓端先生已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以近几十年来取得进展的非线性理论和耗散学说为根据，从混沌现象和人的非理性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强调，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泛议，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国际政治分析的大门。  
   
第三，方法决定论？
  
《阎著》把研究方法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科学的本质是方法”，因而，“研究结论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也应该依其研究方法而定”。（第15―16页）在《阎著》看来，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低水平重复的原因是我国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缺乏研究方法的专业训练。正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使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因此，“要使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能赶上美国，就必须提高研究人员提高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其实，以研究方法来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已其来有自。在19世纪，对这个划界问题的传统答案是，科学依仗运用归纳方法而不同于非科学：科学从经验开始，在归纳法的帮助下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而形成普遍的定律。到波普尔这里，科学以其系统阐述和检验诸命题的方法为特征，而不以其论题或其自称的知识确定性为特征；无论科学提供什么样的确定性，都是代替愚昧的必然确定性。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马克.布劳格则认为，以此划出的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可证伪性和可检验性两者都是程度不同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划界标准当作描述一个多少是连续的知识系列，在其一端我们发现如物理学和化学这样一些“硬”的自然科学，在其另一端我们发现诗歌、艺术、文艺批评等，历史学和一切社会科学虽然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处，却有希望更接近于该连续一体的科学一端而不是非科学的一端。 另外，还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科学的”。什么才是好的方法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等。

客观地讲，《方法》一书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规范化的期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超越有着完全可以期许的促进作用。然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真正规范化、科学化，则还需要有类似布劳格先生《经济学方法论》这样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世。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规范化的期待，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人的期待。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