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鹏等：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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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通过媒体，反对“伪科学”、“学术打假”，热闹了好一阵子。现在又请出洋棍子——什么“科学警察”，到国内来帮助“反伪打假”。对这样的炒作，究竟如何看待，它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和进行必要的剖析。

科学探索无禁区

科学发展史已经表明：科学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首先发现、经过艰苦奋斗和克服了各种阻力而获得的。开始时，有人不理解或者还不完善而未及时支持，尚且情有可原；但是，科学的自由探索历来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不合适的人为干预，学阀的霸道作风，不利于重大科技创新的诞生和实现。只有发挥和保护好广大科技人员和民间科学家的探索精神，鼓励创造，才是有利于重大科技创新诞生的政策保证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科学探索无禁区，这早已成为国内外科学界的共识。

非常规创新思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力

科学哲学研究表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遵循着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交替发展过程。其中科学革命的新发现和新突破，往往是由有悖于当时常规科学的非常规创新思维的感悟和超常规实验现象的启发，通过科学的探索和实践来开道的。而当时的常规思维对于非常规科学的萌芽，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一旦非常规的科学探索逐渐得到公认并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就成了新的常规科学。然而，当新的常规科学经过一段时期后，又会遭到更新的非常规创新思维的冲击，最后又被更新的非常规科学所替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永远不会停滞和终结。这就是说，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时代性和客观性，科学上的绝对真理只能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逐步逼近；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时代的局限性。因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尊重非常规探索，是真正的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那种用已知去否定和批判新知的作法，是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

重大科学发现实质上是一场科学革命

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不仅不易为当时常规科学家所理解，而且由于它对当时的常规科学形成革命性的冲击，客观上影响到当时常规科学权威的既得利益。因而科学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开始时遭到DIZHI、封杀是常有的事。怪不得量子理论的奠基人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理论，不是靠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要等到反对者终于死去，而赞成它的新的年青一代成长了起来。”不久前，我国一位院士也深为我国重大创新受到压制的现象惋惜，他指出：“现在，有的等到第二代还不行，因为是他的接班者掌权，有可能还要等几代人方可得到承认。”看来，要实施真正的重大科技创新，必然会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这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技发明，其鲜明的创新性、革命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残酷性”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由于动摇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基本理念，直到死后才发表；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还被当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虽然，这样极端的事件现在不会发生了。但是，类似大陆漂移说的创始人魏格纳遭到当时多数地质学家和著名气候学家柯本(也是魏的岳父)的反对、压制了数十年的事，在我国还是存在的。我国还发生了有望获诺贝尔奖反而被打成“伪科学”以致积怨成疾含冤病逝的事例。

科学实践是检验科学真伪的根本标准

要判别非常规、超常识的科学是非和科学真伪，确实非常困难。科学不同于商品，商品有品牌，有具体的对照物和检测标准，可以分清真与假。科学属于认识范畴，判断科学的真伪，既不能以仅仅适用于特定范围的理论为依据，也不能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理论唯一标准，更不能以某些人的所谓常识和臆断为根据。我们认为，判断科学理论的是非、真伪，只能以实践作为根本标准。这里讲的实践，不仅指科学实验，也包括社会实践和历史实践。其他的一切标准，都是不正确、不准确，因而是不科学的，最多也是次要的(如形式逻辑推理)。这是科学上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科学上的“反伪打假”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自主创新一大障碍

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国内的反“伪科学”、“学术打假”，打击的有些往往是我国科技的重大自主创新。某些“反伪斗士”以“科学救世主”自居，唯西方近代科学马首是瞻，鄙视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和科学实践，尤其厌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而取得的原始创新。他们将西方近代科学作为衡量真伪的唯一标准，或者用陈旧的科普知识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的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到处乱批“伪科学”。

现在，他们的“反伪”活动开始受阻，竟又请进了洋棍子——“科学警察”来帮忙。可是，科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谁可以充当什么“科学警察”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只有靠科学实践检验，根本不需要“科学警察”，也不应该有“科学警察”。如果那样，只能误导学术方向，阻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的成长和实现。因为他们依赖常规思维和常规科学进行“裁判”，必然会造成科学是非的颠倒和阻碍当代科学的飞跃。同时，也要警惕某些外国反华势力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学术界自主创新武装的阴谋。如果“反伪”者硬要不顾后果充当“科学警察”，那么最终必然会走向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反动”。至于科学探索中的某些错误，不仅在科学上是允许的，不能说成“伪科学”，而且只有通过科学实践检验和学术争鸣加以纠正。至于学术腐败，也不是“伪科学”问题，而是属于道德问题。


为重大自主创新构建良好的舆论环境

胡Jintao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坚持把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这是当前摆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科技界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我国科技发展任重道远。为此，首先应当按照“双百方针”，在一些科学基本理念上，如什么是科学、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科技自主创新有无积极作用等，通过媒体开展公开的大讨论。以便拨乱反正，为我国重大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宏观学术环境。

孙文鹏(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任振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徐道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严谷良(国家发改委原副司长、高级工程师)
李世煇（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孔凯旋(北京蔚格淼纳米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其翔(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张  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耿庆国(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

2005年5月10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