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中日关系三题

dorm99

　　一、 要用大视野、大战略来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大国，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因此，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具有重大的地区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球的意义和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些，不仅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都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既然中日关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此，在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时，就必须超出双边——当然首先是必须超越一己(国)之私，一时一事之争，从地区和全球的视角，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对待、来思考。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表率。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把此前一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东京做出的“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考虑”称为“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他紧接着说，“第一步放在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他还说，“看得远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邓小平的这段话是对日本政治家说的，恐怕也是对中国政治家说的。对于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以及普通国民来说，我们是否谨记和践行了邓公的卓识远见?我们扪心自问，在指责日本朝野狭隘民族主义、岛国心态等痼疾时，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时，我们是否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大视野需要大智慧。有了大智慧、大视野，方能构建出大战略。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构建对日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日本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而扎实的研究，彻底弄清楚其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的真实状况，彻底弄清楚其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日比较研究，以真正做到知彼知己。为此，应当由外交决策层主导，集中全国政、军、学、商、媒诸领域的精英进行攻关，改变当前研究力量分散、研究重心不明、声音多元但噪声甚大的局面。在构建对日大战略的过程中，外交决策层应当始终做到审时度势。既审短时期，又审长时段;既度己之势，也度彼之势。在操作层面则必须整体协调，先易后难，徐图未来，特别是要内外兼修——在内强身健体，善用国力、民智和民心，对外则既长于造势，又善于借势，巧用中日关系之外的其他重要双边关系，巧用包含中日关系在内的多边关系，巧用各种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与此同时，还要十分注意外交大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协调和配合，且勿使三者之间出现脱节甚至是彼此背离的状况。
　　二、 钓鱼岛问题能否作为个案来处理?
　　最近一个时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两国国内民意汹汹，外交官员、政府要员态度强硬，而且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议论纷纷。
　　无论是基于历史的经验，还是依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中国对该岛失去实际控制权已经有数十年;美国1971年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美国向日本“归还区域”之内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我们可以据此指责美国人用心险恶。
　　对于中国而言，钓鱼岛问题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自有其重要性。但在笔者看来，与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局相比，这一问题仍然只属于一个小case。对于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做法，中国政府和国民不做出反应当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过度反应是否就那么恰当?是否真的就有利于争端的最终解决?如果前文观点是成立的话，那么在看待和处理与钓鱼岛相关的问题时，就必须始终坚持如下原则，就是不能因小事而乱大局。一个基本的选项是，将钓鱼岛问题个案化，脱钩化。实际上，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著名表态，采取的就是这个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其良好的效果也是包括中国政治家、战略家在内的广泛群体所认可的。
　　三、 要以极大的宽容、持续的耐心和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做好对日的公众外交
　　日前，笔者参加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和日本问题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协办的“构建东亚共同体和中日两国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听了中日两国20多位学者和外交官的发言，并对多位日本现任和前任外交官、著名学者的观点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早稻田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大部分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承认日本侵华历史，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一些日本政治家缺少历史知识，在胡说八道，对此日本历史学家是反对的。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应当共同努力，以形成对历史的共同判断，在推动日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作用。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OECD前副秘书长谷口诚建议，应当重视和发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要注意两国年轻一代的培养，特别是要发挥留学生的作用。此外，与会的其他日本学者和外交官以及中国学者都提到，中日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认为这是发展两国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巨大障碍之一。吉林大学的刘雪莲教授还特别指出，两国民间对抗比政府间对抗更可怕。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有见地的。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日本朝野特别是普通公众对华的猜疑甚至是敌对情绪，为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就是要在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日本行政当局的不智之举和右翼政客的情绪化表演的同时，下大力气做好对日的公众外交，以良好的公众外交改善和促进官方外交。为此，首先要高度关注公众中的学界精英、商界精英、媒体精英。要通过学术交流、投资洽谈、二轨外交等渠道与他们进行扎实有效的沟通，解疑释惑，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并藉此来影响广大的日本普通公众对华的态度和行为，让理性的光芒始终照亮、合作的精神逐步融入、正确的认知和理念深深扎根于广大的普通日本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田，稳步扩大对华友好人士的数量，大力培植对华友好的中间力量。其次是进一步扩大来华日本留学生的规模。偏见源于无知，猜忌和敌意则往往是由于隔膜所致。谷口诚在此次会议上曾提到，多元化的经历特别是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验，对塑造其国际观有非常大的影响。目前在华留学生总数已达1.6万人，位列在华留学生人数的第二位。他们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肯定会影响其中国观。而这部分人与日本国内青年的交流，又必然会对后者对华的态度和情感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基于这一状况，中国政府应通过增加国际交流基金等方式，进一步扩大日本来华留学生特别是短期留学生的规模，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并重，名校与一般院校并重。三是做好对日公众外交参与者的组织、协调工作。对日公众外交是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环，其本身也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既需要政府、军方、学界、企业、媒体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又需要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并力争达到步调一致。对于政府之外的参与者来说，应当有国家意识、整体意识、大局意识;对于主政者而言，则要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八方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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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进行对日公众外交时，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秉持这样一个理念：真正地相信和依靠日本人民。在这方面，邓小平同样为我们做出了表率。1987年5月，他在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表示，“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对于日本“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复合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的。1989年12月，在会见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表示，他“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认为“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实际上，1949年以来，在对日公众外交方面，我们是有很长历史和成功经验的，只是当时我们把这一行为称作“民间外交”而已。对于这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要大力继承;并与时俱进，在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与此同时，极大的宽容和持续的耐心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不是示弱，而是一种自信;不是畏惧，而是一种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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