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武：基于大学的科层化管理和学术体制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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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这是个很迫切需要反思的话题，同时也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之所以说沉重，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呼吁，其结果可能是苍白的———除反映出知识分子真挚可爱的一面外，恐怕更暴露出知识分子的脆弱和无力。如果仅仅只针对现状来批判，我们的讨论很可能也只是感性的，甚至流于表层。这种批判人人都会，因为我们确实已沦入了一个批判的社会。就现实而言，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却是建构。如何建构？我想基于现状的抽身反思是必要的。下面我就当前“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谈谈个人浅显的认识。

一、大学的科层化管理与教育本质之间的悖谬

中国现代的大学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从本质上看其实是西方科学主义的产物。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生产和资本寻租的内在需要，一些在技术层面上落后的国家不得不被动地纳入了现代化的强大语境之中。历史在逼迫着社会转型，中国的20世纪既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这个转型远没有完成），同时也是个秩序混乱的历史。在19世纪后半期的重大社会转型中，我们的本土文化在迫切需要现代化的强大语境下无可挽回地在逐渐丧失，中华文明的流程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切割下终于以弱势的姿态而逐渐中断了。

由于技术文明落后的强大现实困境的压迫，我们在寻找西方文化资源为参照的时候很自然地被动地选择了其科学主义的维度。“科学”和“民主”未能内化为精神文化而蜕变为技术和制度的简单追求。“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最后却因为“保守”而被所谓先进的革命性文化取代了。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强大呼声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几千年延续的古代书院式教育也因所谓落后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就使得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成了无源之水。

在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大学的管理也逐渐沦为科层化的管理（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参见马克斯?韦伯的相关科层理论）。教育因追求效益和效率的功利需要，大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追求管理的制度化和体制化，从而出现了教育自身的模式化。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下，教育内容也逐渐凝炼为知识化的框架和体系。这种高度体系化的教育内容使得教育的方式走向技术主义，从而教育本身在最大限度的寻找效益化的教育模式（这样的思路和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也许是有效的———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对真和是的追求，但就人文科学而言未必不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人文学科是以人自身和文化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本质在于启迪人的心智并使人灵性化，或者说是熏陶和培育人文精神为旨要）。

当前高等教育管理科层化特征，就其价值取向上看其实是科学主义的价值维度的反映，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是其价值的核心。在这样的理性关照下，大学教育也必然被指认为是一种生产。所以，对生产率的追求也就合理成章了。基于这样的逻辑认识和价值判断，高等教育必然要为经济社会服务，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学管理和如何生产为经济社会所适需的产品就成为大学教育的追求目标。所以大学沦为生产的工厂，教育本身也逐渐沦为程序化的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学生沦为工业生产线上的产品。这种演绎的结果是具有灾难性的。在这样的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必然是残缺的，因为人不是物的产品，这种物化的生产必然导致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的丧失，人必然也沦为单向度的人，工业文明本身就在加剧着人的异化，按照功利性的价值尺度进行的教育生产便是双重的异化。因为这样的产品只有知识没有能力、只有技术的运用没有技术的创造、只有理性没有灵性、只有躯体没有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复制。把人按照模式复制成产品确实是教育的灾难。  

另外，基于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对大学管理的价值设定也为政府干预大学管理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行政性办学就必然成为大学建设的应然模式。所以科层化管理便成为大学管理的重要特征，这就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官僚化趋势。正像哈罗德?珀金所说：“高等学校显然在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官僚组合主义’不仅开始成为大学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到高等教育本身，并往往形成学者和专职行政人员对立的局面。”这样的格局对高等教育本身是灾难性的。因为科层制本身就隐含着悖谬，它在使组织壮大、控制加强和效率提高的同时是以牺牲人的精神和情感为沉重代价的，因为人也不得不沦为科层制机器中的附属物和零部件。  

二、学术体制化对学术创新的伤害

高等教育的科层化管理必然导致学术的体制化，在科层化管理的大学里，起主宰作用的是机关的行政官员。因为科层管理对体制和制度化的追求必然需要建立起一个管理人员阶层，这样大学的组织结构就自然形成了以行政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校、院、系、教研室不仅演化成行政性机构，而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行政控制关系。因其不同于学术群体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导向必然导致对教师及自主性学术研究的压制，从而学术也被体制化。这种压制又必然会导致学者型教师在校务内政上的失语和缺席。

大学管理的科层化和学术管理的体制化很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学术管理的专制化，从而使学术研究失去民主和自由的氛围。一方面，因行政机构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支配教学资源的权力，这就使得那些单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群体不得不向行政权力屈服。另一方面，因这一组织结构自身的权威性和行政权力操作的实践性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就会慢慢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人的价值观念、情感动机也随着这一生存方式而慢慢转变为对行政权力的信念。人们对学术的追求也就世俗化为对权术的追求。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获得了既得的权威和实际利益。在这个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时代，谁还会皓首穷经，孜孜以求。那种源于生命冲动的求真向善只可能存在于那个纯真的年代。既然心灵也异化为心脏，生命冲动异化为物欲和肉欲冲动，哪里还能找回学术的原创力？  

管理的科层化和学术的体制化滋生的另一个肿瘤就是对学术的量化评估，这一方面是这种高度制度化的管理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后现代社会应然的评估方式，既然质的规定性不存在了，那么量化就是一个似乎可以仅供操作的惟一尺度。学术生产既然也是商品生产，那么复制和批量生产也就顺理成章。文章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但却不承载心灵的重量。学术生产的精神性的原汁被抽空，剩下的自然就是不丰润的空壳了。


另外，当前学术生产的低品质，从思维方式上看，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自身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坑，其根源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直线思维。科学主义与人文之维的对立是贯穿于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一条重要线索，至今还没有中断。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其实一直也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庞大话语中，学术生产与传统文化的血缘被人为地切断了。我们言说的方式实际上也完全西化了，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演绎和归纳，对一切思维成果的表述都渴求建立起一种体系性的框架。似乎没有西方理论的支撑，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言说的能力。由于我们自身文明的延续性被中断，现代性的建构又忽略了本土语境，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化陷入了无根性，同时也使我们失去了抽身说“不”的勇气。最终我们只能陷入“柏拉图的洞穴”之中而无力自拔，甚至连否定性反思的智慧也没有。学术失去了源于生命自身的冲动和原创力，我们就只能批量复制文化的垃圾了。

三、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终极关怀

大学科层化管理和学术的体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高度制度化的工业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工业文明以来，人们在不断超越自身局限以期获得物质上的极大自由的同时，却又在加倍的创造束缚自身的种种制度，制度化和符号化的生存必然使知识分子自身也被体制化。

什么叫被体制化？简单说便是你一开始排斥它，然后逐渐会习惯它，足够时间后你会依赖它。这是一个信念与希望被一点一点磨灭的过程，是一个肉体被上了镣铐之后灵魂也被套上枷锁的结局。历史正在加剧这种枷锁的重量。后工业文明的图景中，人已不光是为物所役，更具悲剧性的是，人类正在被自身创造的文化垃圾所役，人被自身创造的所谓的精神产品所奴役。其中最明显的症候就是，人在精神生产的领域已经逐渐丧失了最可贵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正在逐渐丧失对世界说话的能力。知识何以不能解释世界，甚至不能解释自身。是知识本身的谬误，还是知识者自身的遮蔽。
看来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公共的识分子”，知识分子最起码的独立性都不具备，我们那里能寻找到这种培育公共知识分子的土壤。所以，人文知识分子为自身寻找一种应有的情怀是必要的，即使苍白，我们也要为自身寻找一种安身立命的依据。

在我看来，对一个“大地裂为深渊”、“世界之夜将达夜半”、新的“轴心时代”尚未形成的时代来说，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终极关怀是必须的。认识他者和自己、固守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耐住清贫和寂寞、批判性反思、以干预和进入的姿态对世界说“不”，这些应成为我们自身应有的精神品格。
据悉，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正式设立“困学守望”教学奖，该校的常务副校长侯建国说，“此奖的设立就是鼓励那些潜心钻研、清心治学、为本科基础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老师”。“困学守望”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无非是倡导一种淡泊治学、厚积薄发的学术氛围，其有效性本身确实值得怀疑，但这一种倡导对学术研究无疑有终极的意义。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还是这种“困学守望”的精神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一个良性化的学术氛围尚没有形成之际，知识分子自身的信仰和心中的守望可能还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希望”救赎了“自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救赎要靠我们自己。曼德拉说：“心，是一个人最强壮的部分。”假若我们的心不停息，希望，就让它始终存在。

最后，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留给瑞德的那封信作结尾吧：……心怀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既然你已经走到这儿了，就再走远一点吧……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7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