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发展变革的组织行为模式分析

gaizhi554 · 发表于 2006-4-6 18:14:18

?【提? 要】民进党从成立以后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之中，民进党内的政治文化、民进党的政治参与活动对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历程和模式对有重要影响。民进党的发展变革经历了创立、生存、规范、集聚、成熟等五个阶段，但至今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民进党的发展变革会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制约，是否和如何变革取决于对“代价—阻力—获益”的评估考虑。民进党在组织结构、纲领目标、政策手段和党内成员等四个方面都存在阻碍其继续变革的问题，民进党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关键词】民进党? 发展变革? 组织行为? 组织文化??? 民进党自从1986年9月在台湾地区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之中。这些发展变革既包括民进党所面临的台湾岛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民进党自身政治角色和地位的改变，如逐渐从小党变成大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等；还包括民进党内部领导层和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政治目标、路线方针、政策主张的调整等等。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历程和模式对民进党内的组织文化、民进党对岛内政治的参与都有重要影响。如何从民进党这18年的发展变革中总结规律，探讨其今后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对把握岛内政局发展和今后一段时间两岸政策的走向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尝试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民进党发展变革的模式进行粗浅地分析。理论架构和分析途径组织行为学是一种行为科学，它研究的是一定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目的是对组织中出现的行为进行预测、解释、控制和引导，以便更好地实现该组织的目标。组织行为学最初运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管理领域，现在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分析。它之所以可以用来分析政党行为，是因为任何政党都是“凝聚本阶级的利益和表达本阶级的政治意识，控制和影响利益的分配和实现过程，旨在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政党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也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之一，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普通公民，他们通过参与或组建政党，再利用政党参与政治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党的这种基本属性使我们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民进党及民进党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分析政党行为的途径很多，可以分析政党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激励行为、决策行为等等，本文将着眼于宏观层次，重点分析民进党的组织发展和变革行为。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的、动态的和复杂的系统，这种系统与其内外多重环境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中，组织要想维护和发展，必须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提高在多变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即不断地对组织进行变革。[ii] 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发展和变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所谓组织发展，就是提高组织的有效性和增进组织成员的成长；而组织变革是指存在重大动荡的组织成长。[iii] 政党有别于一般政治组织或政治社团的地方是，它们具有夺取或巩固政权的更高目标，这就使得政党在发展中不断地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变革显得更加重要。从民进党来看，无论是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成立后谋求生存，参与“国民大会”、“立法院”、县市长和“总统”选举争取发展，还是2000年意外取得执政地位，2004年巩固执政地位后谋求实现长期执政，它在谋求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使民进党不断增强对岛内庞杂的政治局势的适应和应变能力，同时达到对自身结构功能的不断改造。不仅仅是民进党，任何政党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之中，但不同政党的发展变革模式并不完全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政党的发展变革模式不仅取决于政党所面临的外部政治和经济条件，同时也与更深层次的政党组织文化有关，组织文化是政治文化一种表现形态，它是政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被成员共同接受或遵守的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理念、情感、态度、动机、行为准则等等，它一般体现在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目标之中，而且以观念的形态，从非计划、非理性的因素出发调控政党成员的行为，强化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维系党员之间的关系，以凝聚共识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我们研究民进党的组织发展和变革行为，不仅要了解其组织发展历程，更要分析它为什么变革、如何变革、朝什么方向变革等问题。本文将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系统功能分析法，结合民进党的政治参与活动和党内组织文化的特点，用成长模式分析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各个阶段，以动因模式来分析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原因、阻力、手段和目标，最后用系统模式对民进党发展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

gaizhi554 · 发表于 2006-4-6 18:15:16

民进党发展变革的成长模式 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从诞生到衰亡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是组织的正常成长时期，暂不涉及组织的衰亡。一般来说，组织的成长大都经历创立、生存、规范、集聚、成熟等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任务、需求、领导者、组织结构、决策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五个阶段是时间分际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晰，在某一时期甚至会同时存在。在组织成长的这五个阶段中，发展和变革相互交织，演变中孕育发展，变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变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二者共同推动着组织的前进。[iv] 变革一旦实现，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以维持已经变革后的现状；但在过一段时间后，又可能发生内部机构和外部环境不适应的情况，这样就会催生新的变革，如此循环往复，组织才可能按照成长轨迹向前发展。美国学者E·葛雷纳认为任何的组织成长模式存在着五个模型要素，即组织的年龄、组织的规模、演变的各个阶段、变革的各个阶段、组织的成长率，这五个要素决定着组织成长的质量。民进党从成立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18年时间，同样可以划分为上述几个阶段，同样经历过数次发展和变革的过程。民进党的创立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党外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台湾社会要求革除弊政、改变现状、批判国民党顽固保守立场的“政治革新”运动层出不穷，随着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地方民主力量的结合，台湾党外运动得以形成。[v] 虽然党外运动的规模和运作模式已经超出此前的党外人士之间的政治运作，也开始带有一定组织性的特点，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党外运动依然只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政治群体，他们没有统一和领导核心和政治纲领，内部的团结和协调也远远不够，成员的素质和水平也不是很高。随着党外运动的不断发展，变革的需求开始上升，党外组党的呼声日渐高涨，并且由主张转变成行动。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的“党外选举后授会”上，费希平、尤清、康宁祥等130多人突然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民进党成立的过程虽然突然，但却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党外运动的酝酿，是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结果，它表明党外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发展阶段。 成立之后的民进党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生存的问题，生存的危机不仅来自于当时岛内的政治环境，也来自于民进党自身的抵抗力。民进党是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而成立的，是一种非法的举动，国民党当局甚至威胁说“如仍有少数人士不顾现实情势，擅自组党，政府将依法处置”，“绝不有所让步”。[vi] 而且，由于成立匆忙，此时民进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尚处于非正式状态，没有完整政党理念和政治纲领，缺乏公认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山头派系林立，最为严重的是缺乏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集合。民进党这一阶段主要的目标是冲破“党禁”、站稳脚跟，初步确立反对党的地位。民进党采取了街头运动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终于促使1989年1月台“立法院”通过法案正式解除“党禁”，民进党生存的外部环境压力基本解除。 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民进党还必须通过规范与集聚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民进党要想得到发展，实力得到增强，全面参与到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去，就必须对政党行为进行规范，并集聚新的力量，规范和集聚往往是同时进行的，这一阶段所需的时间比较长，过程也比较艰难。民进党迅速进行了由松散运动到组织性政党的变革行动，1986年11月，民进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党纲”，选出了党的领导集体，初步规范了党的行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进党内各派系之间，党的中央权力机构、“议会”党团内部、中央与地方、党团与中央之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运作规范，致使民进党长期处于形统实分的状态，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和形象受到影响，阻扰了民进党吸纳新兴政治力量、发展自身实力。[vii] 为了解决规范问题，民进党内经历了长时间的磨合和变革，一些游戏规则相继建立，对规范民进党和党内成员的政治参与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规范的建立和对规范的不断修正有利于民进党集聚新的支持力量。民进党成立初期的一些活动迎合了中产阶级要求参政和民众希望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对于打破台湾多年沉寂的政治格局，迫使国民党当局加快民主化的进程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民进党的实力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强。从1986年到1989年的四次选举中，民进党多数都取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成绩。但是，随着民进党的“台独”倾向日趋发展，党内的“台独”激进派掌权后，在没有完成民进党自身改造的情况下，将政治追求的重心转移到“国家认同”问题上，甚至将“台独”条文列入党纲，企图以此来吸引民众。[viii] 但此举并没有给民进党带来集聚效应，反而在1991年的“国代”选举当中败北。民进党立即进行了路线和策略调整，放弃街头路线，淡化“台独”主张。此后，每当民进党发展到阶段性低谷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某种规范性的变革的行为，对运作方式和政策主张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变革，才使得民进党的支持度在此后选举中得以呈现波浪式稳中有升的趋势（见下图）。如在大陆政策的规范方面，民进党95年提出以“政党合作”为基础的“大和解大联合政府”的主张，1998年召开“中国政策研讨会”，各派展开理性务实坦诚的辩论，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直至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39.3％的支持率，首次取得执政地位。 <shapetype id="_x0000_t75" stroked="f" filled="f" path="m@4@5l@4@11@9@11@9@5xe" o:preferrelative="t" o:spt="75" coordsize="21600,21600" /><stroke joinstyle="miter" /></stroke /><formulas /><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 /></f /><f eqn="sum @0 1 0" /></f /><f eqn="sum 0 0 @1" /></f /><f eqn="prod @2 1 2" /></f /><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 /></f /><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 /></f /><f eqn="sum @0 0 1" /></f /><f eqn="prod @6 1 2" /></f /><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 /></f /><f eqn="sum @8 21600 0" /></f /><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 /></f /><f eqn="sum @10 21600 0" /></f /></formulas /><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 /></path /><lock aspectratio="t" v:ext="edit" /></lock /></shapetype />??? 按照组织成长模式，民进党在完成创立、生存、规范、集聚的过程中，应该逐渐走上成熟政党的道路，但不少人依然认为今天的民进党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按照政党政治理论，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仅是自身政党特征的完善，更重要的是看它在政治体系和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政治职能。[ix] 成熟政党的首要职能是有效反映民意和利益综合，从而得到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且成熟政党一般能够起到政治整合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台湾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表达方式，成熟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应该履行整合的职能，避免政治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和谐。从民进党的成长过程来看，其固守和坚持的很多政策主张特别是“台独”主张一直没有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民进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在一定程度上得利于它越来越走上一条以煽动民粹主义、无情打击对手、挑拨族群矛盾来集聚支持力量的非理性、非正常的道路，它不仅使民进党同在野党之间的矛盾对立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也使得台湾社会***为蓝绿两大阵营，这条道路虽然有利于民进党一时获取政权，但对整个台湾的政治发展有害无益，此举不是一个成熟政党应有的作为。此外，民进党执政人才的缺乏、执政能力遭到质疑也是它走向成熟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问题。从上述意义上说，民进党虽然历经18年的发展变革而成长，但其组织成长质量依然不是很高。 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动因模式 按照组织行为学的观点，任何组织的变革行为都是有因而发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确定何时需要变革时，首先就要了解导致变革的诱因。一般来说，组织目标的选择和实现决定组织发展变革的方向。组织发展变革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提高组织对外部适应性，二是改变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x] 具体地说，如果组织目标已经实现，就需要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如果组织的既定目标无法实现，就需要及时进行转轨变型；如果组织的目标与现实出现偏差，就需要对目标进行修正，以上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要求组织进行变革。从民进党18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每次大的变革也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动因。 民进党是创立和发展于台湾的政治环境之中的，环境的变化对民进党的发展变革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民进党能够在1986年冲破“党禁”而成立并且能够生存下来，与8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提出“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革新”，“大步加速贯彻民主宪政的行动”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这一背景迟早会催生新的政治势力的产生，民进党的成立正是顺应了当时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同样，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民进党多次对其政治参与方式和大陆政策进行调整。民进党是靠激烈的街头运动起家，党内的路线斗争使“台独”主张不断升级，但随着台湾政治转型的实现，民众的心态也发生变化，他们要求改革的氛围安定、平和，不再支持过于激烈的问政方式；同时，岛内、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的制约也使民进党认识到激进的“台独”路线无法取得多数民众的支持、达到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目标。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民进党不仅放弃了街头路线，逐渐回归到体制内的理性问政，并且对“台独”主张进行各种包装处理，因此才有“台湾前途决议文”、“新中间路线”、“四不一没有”、“宪改工程不会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的议题”等政策调整的动作。民进党发展变革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外部环境，也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其中民进党的组织目标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内部动力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动力。从组织目标来说，党外运动时期，“组党”是党外人士的主要目标；民进党成立后，早日走上执政之路成为目标；2000年成为执政党后，实现连任就成为现实目标；2004年实现连任后，“争取长期执政”又成为目标，在目标的不断变换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民进党进行一定的组织变革。比如2002年陈水扁为了施政顺畅和连任的需要，一改竞选期间“不参与党务”的承诺，亲自兼任民进党主席，就是民进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组织变革。从价值观念来说，民进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由“派系共治”转变为陈水扁“一人独大”，也必然导致组织变革。例如民进党不得不培养更多的执政人才，民进党内不少人也不得不进行角色转换，由党务系统进入行政、政法、媒体部门甚至是商业圈，派系之间的争斗不得不有所收敛以服从于陈水扁的个人意志等等都是组织变革的表现。????

gaizhi554 · 发表于 2006-4-6 18:15:27

?仅仅具备动因并不能保证组织一定就进行变革，是否进行变革，变革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实制约因素。任何组织的发展变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必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在组织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动力和阻力往往是并存的，在组织发展期间，阻力与动力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力量平衡。如果要实现变革，就必须打破这种平衡，使动力超越阻力起主导作用。美国学者格莱彻尔提出，一个组织是否需要变革，如何进行变革，一般取决于需要变革的各种因素的乘积大于变革所花的代价，否则变革就没有意义，即：C＝（a，b，d）> x 其中：C为变革；a为对现状不满；b为对变革可能结果的把握；d为变革的行动措施；x为变革所花的代价。[xi]由此可见，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进党发生变革行为，不利环境的制约、保守组织文化的惯性、既得利益者的掣肘、对变革后果不确定的忧虑等都可能阻碍民进党在变革中寻求发展。外部环境对民进党的发展变革不只是有正面意义，在1994年“+++国宪法增修条文”通过之前，台湾地区的“总统”、“副总统”并非通过公民直选的方式产生，这使民进党在当时很难达到“走上执政之路”的阶段性目标，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台湾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环境使民进党的政党选举得票率长时间徘徊在不到四成的水平难有突破，这些都使民进党围绕执政目标的变革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民进党对组织发展变革的“代价—阻力—获益”考虑在对待党内派系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派系山头林立是民进党特有组织文化的一部分，派系共治曾经对民进党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体政治环境和民进党自身角色的改变，民进党内部不少人认为，派系运作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民进党的发展，因为各派系除了进行路线斗争、争权夺利之外，有些派系如新潮流系俨然成为“党中之党”，甚至进一步恶化成为垄断党务、人事、选举、政治、行政资源的力量，引起其它派系的强烈不满，是否解散派系成为民进党需要考虑的变革方向之一。随着2004年陈水扁再次连任，为了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民进党提出“党务改革”的目标，是否“解散派系”再次成为公开争论的焦点之一。在7月18日民进党的“全代会”上，“立委”王幸男等人连署提出“解散党内派系条例”，要求现有派系应在3个月内解散，党员不得创设派系组织或运作派系，也不得参加派系组织及运作，否则以违纪论处。这种激进式的组织变革主张立即遭致新潮流派系的反对和DIZHI，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派系是民进党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解散派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作为党主席的陈水扁在对当前民进党的政治生态和面临的外部情势利弊得失进行分析后，最终选择以渐进妥协的方式来处理派系问题，强势主导通过带有妥协性质的“派系中立”条款，只是规定担任“中央政府”各级职务的党员、党公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任何派系职务，或参加派系运作活动。而陈水扁此举的考虑是，“解散派系兹事体大，短期内难有最后定论”，“为了团结和谐，为了年底大选”，他“不希望派系问题继续发酵”。[xii] 这表明陈水扁意识到立即解散派系所遇到的阻力可能会让民进党付出内部***和年底“立委”选举失利的代价。因此，当所付出的选举代价可能大于党内改革的获益时，一向标榜要毫不动摇“展现改革决心”的陈水扁不得不选择暂时放弃“解散派系”的变革方式。民进党发展变革的问题和趋势仅从岛内政治来看，2004年民进党的继续执政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这种机遇最主要并不是来自于民进党内部因素的变化，而是来自当前岛内朝野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暂时对民进党比较有利，作为反对党的国亲两党势力因为选举失利、抗争行动处理失当和内部的矛盾凸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民进党自身来看，在以前的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它有比较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少存在问题的方面，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到民进党的进一步成长的机会，甚至可能使民进党大起而大落，迅速走上下坡路。在本文中的组织行为模式分析中，民进党是被当作一个多变量的系统来看待，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个变量，也是政党的四个基本特征，即组织结构、纲领目标、政策手段和党内成员。在这四个变量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数个稳定的三角架构（如下图），只要任何一个要素存在问题有进行变革的需要，其它三个要素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够达到新的平衡，民进党才可能有新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四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阻碍民进党继续发展变革的问题。? 稳健的组织结构是民进党发展变革成功的基本保障。民进党的组织结构看似完善，其实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并不少。除了历史遗留的派系问题以外，民进党执政后如何处理民进党中央与“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党团”，以及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执政县市之间的组织关系至今还没有完全理顺。2002年，陈水扁为理顺“党政”关系而推动“党政同步”，亲自兼任党主席，刚过两年，陈水扁连任后不久，“总统府”就放出陈水扁希望不再兼任党主席的风声，这使得“党主席”这个民进党组织结构中的关键职位可能成为某些人因政治需要而可以随时使用的政治私器。最近，同为民进党高层但身兼不同职务的吕秀莲、游锡堃、陈唐山和陈水扁在“国号”问题上分别提出“台湾+++国”、“Taiwan，ROC”、“Taiwan/ROC”，“+++国最贴切的简称是台湾”等不同的说法，也暴露出民进党及其执政的行政部门沟通运作和组织决策机制并不健全。??? 纲领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的理念和信仰，二是党的路线和目标。? 民进党的纲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台独”主张，“台独”主张与民进党当前的执政地位、台湾当前的“宪政体制”、两岸关系和国际政治现实相违背的，民进党不得不数次调整路线和目标，声称“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位阶高于“台独党纲”就已经说明这一点，但民进党内依然有人存在着对“台独”问题的认识偏差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屈从于岛内政治斗争的压力和选举利益，不是选择处理“台独”党纲，而是宁可选择修改台湾的“宪政体制”、延续两岸的政治僵局、挑战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因此在岛内施政、处理两岸关系和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步履艰难。??? 政策手段是指为实现纲领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xiii] 从政党的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手段往往可以看出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能力，政策要被民众认同接受、手段要合理得当才能顺利实施和产生实际效果。作为执政党，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诚信的缺失影响到其政策的推行，言行不一和政策多变让人无所适从是过去几年民进党当局最大的特点。在手段方面，为了选举利益，民进党刻意将某些政策意识形态化，煽动民粹主义和制造族群***，都严重影响到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使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危机。党员是构成政党的基本细胞，是推动政党发展变革的主要力量来源。这里讨论的党员既包括普通党员，也包括政党领袖和各级主管。在成立后的18年里，民进党的党员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已经突破50万人。一般来说，党员的来源同党的阶级阶层基础、纲领目标和利益需求有着很大的关系，民进党过去几年一直努力在不同族群、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各个阶层中扩大影响，取得一定成效。但总的看来，民进党党员的整体素质依然有待提高，民进党选拔和录用政治精英的工作依然滞后，民进党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诚信问题依然严重。这些问题会使民进党在争取所谓“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制约其执政能力，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助长各种官僚化的作风，导致官僚危机，最终影响到民进党自身发展。民进党以前和今后的组织发展和变革都是由多种因素、多重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原因来看，民进党迟早都必须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处理，才能使整个系统达到平衡，其中改变“台独”纲领和具有“台独”倾向的政策目标，以及调整煽动民粹和挑起敌对的政策手段更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利于民进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本文为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台湾地区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4BZZ034。）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 /><hr align="left" width="33%" size="1" />注释： 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68页。[ii] 关培兰编著：《组织行为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页。[iii] 孙彤主编：《组织行为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页。[iv] 许玉林主编：《组织行为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v] 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vi] （台湾）《中央日报》，1986年10月1日。[vii] 张建赓、王英：《民进党政治实力分析》，见全国台湾研究会编：《九十年代之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7页。[viii] 同上，第164页。[ix] 郭定平：《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x] 王国元：《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319页。[xi] 龚敏编著：《组织行为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xii] <a href="http://www.ettoday.com/2004/07/18/108-1640814.htm" target="_blank">http://www.ettoday.com/2004/07/18/108-1640814.htm</a>。[xiii] 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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