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傷痛－－從《大江大海1949》說起

dalilandy

http://www.nownews.com/2009/10/29/142-2524963.htm

週末千里迢迢，從新澤西跑到法拉盛的世界書局去買龍應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去之前我沒有打聽那裏到底有沒有這本書，因為我確信，這個專賣港臺書的書店，雖然未必能買到很多好書，但只要是在大陸禁的書，是一定會有的。當然，幾百米之外的「新華書店」，是肯定不會有的。

如果對照《大江大海1949》中寫到的國共內戰和臺灣歷史，再看美國華人社區裏世界書局和新華書店共存、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旗同時升起的格局，其實是頗為值得玩味的。

《大江大海1949》一翻開，就放不下了。於是，在顛簸的地鐵車廂裏，在午飯時嘈雜的餐館裏，我都見縫插針地翻開來看。本來最頭痛的直排文字，已經不是個障礙。

《大江大海1949》寫的是大歷史，枝葉繁多。其中最讓我震動的，是講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七十軍到基隆接收臺灣的那幾節。

伸長了脖子、敲鑼打鼓熱切等候國軍的臺灣人，卻意外地看到了一支急行軍長途跋涉而來、衣衫襤褸、疲憊不堪、腐臭骯髒的烏合之眾，與他們期待的光榮威武之師相去甚遠。

對於當時的情形，龍應台有許多的描述，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臺灣青年岩裏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份，決定從東京回臺北進入臺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號』，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靠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臺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臺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憊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臺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裏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個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來看他們才是啊。』」

　　如果你知道，岩裏政男正是若干年後一個臭名昭著的台獨靈魂人物，你大概會和我一樣，看到這段文字時驚愕地合不攏嘴，只感到一陣荒謬。

是的，龍應台很快就加了一句：

「岩裏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我一直以為，臺灣人的悲情與糾結是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的。讀了這幾節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臺灣人真正開始背負起身份認同混亂的十字架，是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開始的。

在《大江大海1949》的新聞發佈會上，有大陸記者提問時說，1949年應該是兩岸人民的傷痛，這個記憶不只是臺灣的記憶，還有大陸的記憶，如果只講臺灣的傷痛，就不可以達到溫柔解決的目的。

我懷疑這個提問的大陸記者根本就沒有看過這本書，只是隨手翻了幾頁就信口開河。事實上這本書寫的不僅僅是臺灣人的傷痛，也寫到了大陸人的傷痛和香港人的傷痛。至少，龍應台並沒有刻意去區分哪些是此岸的傷痛、哪些是彼岸的傷痛，她的著眼點和立足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傷痛。並且，她也絲毫沒有要溫柔解決任何問題的企圖；她只是懷著一點知識份子孩子氣的理想主義，希望給那段隱忍的歷史梳理出一點脈絡而已。當然，在臺灣成長生活的她，從她的臺灣視角出發，偏重敍述她的臺灣經驗，因而產生偏頗，這是有的，但這也是不可避免、難以苛責的。

拋開這些不講，臺灣人的傷痛，和大陸人的傷痛，其實真的是不一樣的。

大陸人的傷痛，是國之不國的屈辱，是妻離子散的悲痛，是食不果腹的煎熬，是兵荒馬亂的蒼涼。但請容許我說，這些傷痛，是直接的、乾脆的、單向度的。只要韃虜驅除、家庭團聚、吃飽喝足，屈辱、悲痛、煎熬都可以過去並且逐漸淡忘。傷口，是可以慢慢癒合的。

但臺灣人所承受的傷痛，真的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是終其一生要永遠背負無法放下的原罪，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將要到哪里去，只能孤單地懸在太平洋的一角，做亞細亞的孤兒。

而這種傷痛，也許正是從1945年開始發作的。

我想，日據時代的臺灣人，所承受的傷痛也許要簡單得多，也和「祖國同胞」一樣，是被殖民的屈辱。而他們的下一輩，在日據時代中出生的那一代人，睜開眼睛看到這個世界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日本國旗，逐漸成長後說的是日語、唱的是日本歌——他們中的大多數，也許連屈辱的感覺都不曾有。

就算是日本戰敗，臺灣人惶惑中不知自己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那也只是短暫的混亂。如果此後的歷史發展平穩，也許很快就可以被撫平。但是，真正的糾結，卻恰恰是從這裏開始的——懷著「歷史的感激」和澎湃的民族情懷的臺灣人，與一個倉皇而來、自顧不暇的「祖國」的相遇。

龍應台是這樣寫的：

「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臺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可以悲劇上演。」

龍應台所寫的臺灣全島動亂，正是讓臺灣人到今日仍難以釋懷的二二八事件。很多人認為臺灣時至今日仍未正式獨立、維持著名義上的中華民族香火，應該歸功於固守臺灣、懷抱反攻大陸理想的蔣介石。在我看來，正是國民黨當初錯誤的治台政策和威權統治，一點點培養著臺灣人的叛逆意識，並且最終發展成無法阻遏的離心力。臺灣人對國民黨的厭惡，慢慢地被放大成對整個中國的抗拒——而這種厭惡和抗拒，在日後獨立意識覺醒的催發和相互作用之下，在政治操弄刻意的煽風點火之下，更是成為藍營無法擺脫的原罪。

歷史，何其荒謬。

更不用說，國民黨灌輸的關於大陸如何水深火熱民生疾苦的教育，又逐漸加深了臺灣人對於「中國」的恐懼。

後來，國民黨自我調整，臺灣逐漸實現經濟起飛。然後，民主改革，政黨輪替。臺灣，進入了一個新的格局，就仿佛一葉小舟，一點點地在玫瑰色的夢裏飄遠，飄到沒有認同困擾的彼岸。

但是歷史突然來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彎，臺灣這艘小船，一個轉舵過來，遇上的是中國大國崛起的大時代。船上的人驟然發現，自己的船原來一直沒有飄遠，只是在一個巨大的漩渦裏迴旋了幾十年。不但沒有飄遠，反而，對岸的巨大身影，卻一點一點籠罩過來，並且，仿佛永遠無法擺脫。當年的軍事震懾，因為不真切，所以不可怕，並且可以以憑藉經濟富裕而建立起來的巨大心理優勢來化解。但今日，對岸的巨大與榮景，和此岸的狹小與凋敝，兩相對比所帶來的尷尬，又如何化解？

在美國，我遇到許許多多的臺灣人，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已經移民美國十幾年的臺灣母親。她還在上高中的兒子出生在美國，從小在美國長大，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並且成績優異，去年拿了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西屋科學獎。我問她，對兒子今後的人生有什麼規劃？她說，希望他回國去。我下意識地追問一句，去哪里呢？她說，讓他去上海吧。

她口中不假思索的祖國，就是大陸。對我來說，這句話令人感動。但是對臺灣人來說，你能說這裏面就沒有一絲尷尬？

我也遇到一直堅持自己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在把酒言談相談甚歡的時候放鬆了警惕，很豪爽地說，「老外怎麼可能比得過我們中國人」。

這，又豈不是一種尷尬？

要說傷痛，香港人也有。但香港人冷漠，所以堅韌，所以可以不那麼痛。臺灣人也堅韌，但臺灣人的堅韌是柔軟的承受，卻無法做到冷漠地忘記。

而且，香港人的傷痛，在1997年就結束了——1945年的臺灣人所承受的兩個文化的衝突，到了1997年的香港，幾乎是不存在的。

但臺灣人的傷痛，卻還在延續。

我在想，1945年站在高雄港看著此後在臺灣人的集體記憶中被定格為「叫化子軍」的七十軍而無地自容深以為華人而恥的臺灣人，如果看到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盛大煙火，心裏會在想什麼？

xizhang01

有深意

virginia_0103

这就是一本“伤痕文学”。且我们还要对“文学”两字打个问号。因为看书的人不见得是自觉为文学质量（质量如何也值得讨论）所吸引，也不见得是对台湾60年伤痕历史有兴趣，更多是消费名人和名人家史。龙以如此高调的方式消费历史、消费伤痕（可以数一下她老人家一个多钟头用了多少个“伤”）、推卸理解大历史的责任，是什么样“老师”的做派？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历史讲述者，为什么要反复强调“400天”的创作时间？400天有什么了不起？一个爬梳历史学者/老师，为什么会觉得去胡弗中心看蒋介石日记会像“小学生”？“小学生”就只需要（“以文学语言”）叙述谁死了怎么死的，不需要分析理解为什么死和怎么活吗？委屈和谦虚的话语模式，不是在推卸叙述历史（NB:不是台湾或+++国伤痕史，是中国甚至东亚现当代挣扎史）的责任是什么？不客气地说，以这样的理解能力，强调400天而已的劳动和痛苦，出发点是且只可能是畅销书作家。
龙太后的兴趣如果只限于给父母一个交代，给年轻人一个入门理解近代史的门槛，那她做得还不如王伟忠和赖声川。宝岛一村远比大江大河诚实谦卑有洞见有希望。
龙希望大江大河能帮助年轻人避免父母辈或者祖父母辈被践踏的命运，从了解伤痕开始。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龙都无力理解伤痕背后，都如此推卸责任，她有什么资格要求年轻人？又以什么告慰先辈？伤痕控诉式的理解方式但凡能远离“践踏”，也只是在海景房商务舱和新书发布会上光鲜亮丽地表示不需要理解“伤痕”和“践踏”。

我看了一下网上对这本书的评论，很多人拿它跟《建国大业》比。其实龙应台应该去看看《人间正道是沧桑》，并不是没有人在学术写作之外尝试对这段“家破人亡”的历史作一个解释。和龙不同的是，《人间》的调子完全不是伤痕文学，在龙念兹在兹的家国意识之外，《人间》谈的是信仰，谈的是历史动力，是对历史的自觉。所以虽然兄弟反目，恋人永诀，学生枪毙老师，他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历史的可怜的牺牲品，相反的，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这种残酷的主动承担。而这些东西至少在这个演讲里，是完全不存在的。没有了这些东西，自然在龙的眼里，人就只能是战争机器的螺丝钉，而所有战争的性质也就都是一样的。当然，这段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当事人身上也并没有这些东西，可反过来说，如果人人都完全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政党政治还有存在必要吗？正是因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背后的大政治完全无知，才造成许多人只能成为被侮辱与损害的。
在这么一个去革命的时代，一个当年的胜利者的胜利果实正被疯狂窃取的时代，龙的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许多自由派斗士饱含深情的推荐。她号称她自己写的是失败者的历史，但从上一次的公开信就看得出来，从始至终她都在表现对她所谓的胜利者的傲慢和对那个“胜利”的轻贱。她真的理解“胜利”和“失败”了吗？那个七十多岁的大陆提问者提议她把此书献给“胜利者”的下一代，可问题是，这个“下一代”自己还愿意理解他们父辈的“胜利”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我们都已经是失败者。
抛开龙的傲慢和局限，还是有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必须要认真追问，怎么看待所谓“崇高的牺牲”呢？看《人间》里共产党人瞿恩牺牲的那场戏，我半夜里哭得死去活来。因为已经有太长时间，只能从银幕上看到王佳芝这样炮灰式的历史牺牲品。那么，我们曾经熟悉的这种共产党人的牺牲到底和神风敢死队那种宗教献祭式的主动牺牲，以及homo sacer的被牺牲有怎样的区别呢？之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牺牲”的日志，但因为没真正想清楚，也没有发出来。
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里有一段话：
德里达说：“我不牺牲另外的他人，另外的一些他人，就不仅不能应答某个他人的呼唤、要求、人物，甚至对爱也不能回答”，这就是绝对牺牲的结构。……对某个他人的责任就成了对另一个他人的不负责任，对另一个他人赐以死的绝对牺牲的逆说在战争上就极大化了。考虑到这些，就会感到无论如何也避开不了下面的结论：不管怎样，人必然需要在“绝对牺牲”的构造里作出决定，除此以外是不存在的。……不和希特勒进行战争，又如何才能制止希特勒进行的战争和暴力统治呢？……非暴力和平主义也还是回避不了“绝对牺牲”的难题。和平主义如果先验地对任何事态都自动适用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和平主义看起来是尊重他人，而实际上是对搜有他人的招呼一概不予应答。
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也有一段：
“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