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对读者负责？——评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差错问题

影音王

拙文《一部失于严谨的新版儒经》，批评贵州人民出版社新印古籍《春秋穀梁传全译》粗制滥造(1)。承蒙《中国出版》杂志社关照，发表于该刊2002年第3期；之后，笔者又特请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予以转载（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657&type=1001；2002-3-27）(2)。

在拙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一些师友的关心和支持。有人建议不要仅局限某一部书，最好是对当前图书出版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批评。这话很有道理，但笔者不在出版界工作，对有些情况并不清楚，也没有充裕时间进行调查，就只好局限于一部书了。

后来，拟发表拙稿的《中国出版》方面提出，批评稿件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求认真核校。为此，笔者不得不查阅多部有关书籍，从而积累了一些感性材料。觉得可以在此基础上围绕《春秋穀梁传全译》的差错问题，并结合近年来了解到的情况，补充性地谈点粗浅看法，供诸位同仁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难以置信的差错率

根据新闻出版署（2001年4月更名为“新闻出版总署”）1997年3月印发、现今仍在执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

那么，《春秋穀梁传全译》差错率到底是多少呢？上述拙文仅指出了在该书中发现的差错数，并未计算其比率。为了说明问题，应当有个准确的比值。

笔者较为全面核校了该书的文言原文，已查出差错130余个(3)。由于该书文言原文、注释和译文等混排，字号又不统一，如果按照《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所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版面字数很难统计。幸好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春秋谷梁传》，全部为文言原文，可以参照。《春秋谷梁传》版权页标明字数为10.3万，用130个除以10.3万，则可知按版面字数计算，《春秋穀梁传全译》文言原文差错率为万分之十二点六。

如果以纯文言原文为基数进行计算，该书文言原文包括标点符号5.2万余字符（其中汉字4.2万余字），130个除以5.2万，为万分之二十五，即每万个文言原文字符，就有25个差错。

即使退一步，以全书总字数（51万）为基数进行统计，其差错率也已达到万分之五。——占全书80%以上篇幅的其他内容（前言、注释和译文等），笔者在核对文言原文时只部分翻阅，就发现差错120余个。将这120余个加上文言原文中的130余个，则该书目前共查出差错约260个。260个除以51万，为万分之五。——而这万分之五的差错率还只是未通查全书的不完全统计。

就差错的种类来说，《春秋穀梁传全译》也很有典型性。文言原文部分主要有：错字，漏字，多字，倒字，漏句，文言夹杂白话，标点符号差错等；其他部分（前言、注释、译文等）主要有：译文错误，引文差错，资料差错，错字，漏字，注音差错，标点符号差错，注号错位，译注随原文而误等。

差错率如此之高，居然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96年-2000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顺便提一句，《中国出版》杂志社收到拙稿后，一开始甚至怀疑该书是盗版，于是就汇款到贵州人民出版社邮购了一册，以证其实。

另外，笔者还阅读过《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春秋公羊传全译》（属第二批）和《今古文尚书全译》（属第一批）的全部文言原文及部分译注。就目前发现的问题来看，这两部书的差错率虽然不及《春秋穀梁传全译》，但也都超过了万分之一，为不合格品(4)。

2．外行率而操觚

由此，笔者想到近年图书出版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只要选题好（所谓“好”，一是能赚钱，二是能评奖；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更“好”）不管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属于自己出书范围，就一窝蜂大上快上；而一些本来具有相当实力的出版社，为了抢时间，赶速度，不得不揠苗助长。在这种“大跃进”式的紧迫形势之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些学人仓促上阵，匆忙应战，以至用非所长，跨专业跨领域率而操觚。直到把该选题搞臭了算。

据《春秋穀梁传全译》的作者简介，译注者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授，应该说具有注经基础。但是，从提供的已有成果看，译注者此前对儒经并无任何研究。该书后记提及：“本人经学功底薄弱，尤其于《春秋穀梁传》所知甚少，贸然应允承担此书译注任务，做起来颇有举鼎绝膑之感。……历时整整半年，草稿始就，仓促交卷，其中疏误之处，定然不少。”——这位作者虽然没有把事情做好，但还是君子，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并非专业和有所不足。相比之下，我们对有些人就不敢恭维了。

可能有人会说，一部50万字的书，半年时间足够。笔者以为，如果长期从事该项研究，厚积薄发，或许三个月就写出来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若是从未接触或只是一般性接触该问题，只有利用他人成果；不然的话，对《春秋穀梁传》这样文字古奥的典籍进行译注，数年也未必完得成。在此，我们可以清人注经作参照（只是参照）。比如笔者正在翻阅的可以称为传世之作的《尚书今古文注疏》（34.9万字）和《春秋穀梁经传补注》（42.6万字），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都经过了20年多(5)，而这还不包括著者自幼读经长期积累专业知识的时间在内(6)。可谓皓首穷经！当然，时代不同，起点不同，手段也相差甚巨，古今不宜简单类比；而这20多年也并非只著这一本书。但说话回来，就算是江山更有才子出，世上今人胜古人，当代学者个个才高八斗、人人学富五车，又特别能够打歼灭战，在完成时间上也不应如此大相径庭罢。

利用他人成果进行综合，当然可以算作一个成绩（比如科普）。但是，自己缺乏深入了解或研究，急就之下，难免弄错，所以才会出现不应出现的底本不当和体例不统一等问题(7)。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生产了文化垃圾，最终害人害己。

3．编委胜者通吃

当今是广告与明星时代，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在电视屏幕上翻滚跳跃，使人目不暇接，以为他们信誓旦旦作了保证的产品就一定是优质名牌。出版界不甘落后，学术明星自然就成为其要极力拉拢的金字招牌。而时下有些学者还真是特别喜好做主编、编委等，不管什么项目，也不管自己懂得多少，只要能出名就敢上，唬得外行晕头转向，而内行并不认可（由于笔者也或多或少参与过这种其实并不怎么样的事，故深知其中奥秘）。

因此，笔者并不惊异地发现，担任《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编委的一些著名学者，同时又是其他若干丛书与学术刊物的编委、指导、顾问、主任和主编等。毫无疑问，他们在某些学术领域中成绩卓著，硕果累累，但是不是就在各个领域中都是专家？什么都懂？从该丛书对编委成果的介绍来看，他们多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其中或有涉及文艺理论及历史学者，而对经学似乎没有什么专门研究。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足够时间，确定那么多选题、指导那么多的书刊、顾问那么多家出版单位、主编那么多的丛书，与此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或许我们真的遇见了会分身法的孙行者。名人效应，胜者通吃，其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怎么办？有何颜面见刘皇叔？都推给出版社、作者或印刷厂甚至“挑剔的”读者，能说得过去吗？

据笔者了解，有些编委只是挂名，可能连报酬都没有，不过“友情出场”而已。但是，只要挂名，就有责任，因为许多读者购买这些图书正是冲着明星的学术名气而来的；而出版社请您出场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多卖书。对于出了严重质量问题的图书，为其做担保的学术明星能没有责任吗？他们至少在客观上起了粉饰与推销假冒伪劣的不良作用。

学术明星要爱护自己的名誉，一旦被人拖入尴尬境地，笔者亦为之心痛。当然，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明星，甚至专业ABC都不懂，却非要附庸风雅，不幸被人拿下，就只好另当别论了。

4．图书评奖的权威性

除了拉名人做广告外，图书评奖也是出版社争取效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为获奖而专门制造所谓精品，在出版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精品，无异于“**”时期的样板戏。抛开政治因素，样板戏堪称精品，而时下的获奖图书却时有笑话。

据介绍，《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一批）》“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然而，笔者手头就有一部该丛书的《今古文尚书全译》（1990年2月版，12月第2次印刷，大32开，31.8万字，正文466页），在只阅读了文言原文和部分译文、注释的情况下，已经发现差错40余个(8)。不知道这个奖是怎么评上的，或许当时评奖另有标准，未获奖图书差错率更高？

国家设立各种奖项，初衷当然是不错的，但在缺乏有效监督尤其是广大读者参与的情况下，难免把经念歪。
最近笔者在翻阅另一家著名出版社的一套获国家级奖的新印古籍时，发现有重大差错。笔者负责任地将问题所在通过电子邮件反映给该出版社，但至今已经两个多月过去，该出版社不但没有向读者表示任何歉意（也没有给笔者任何答复），反而仍在利用获奖为该书大作广告——当然还是为了多卖书。

笔者发现，该书评奖时间仅比出书时间晚几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简直就是从印厂直接送到评奖台的。有多少差错，合不合格，读者反映如何，都搞不清楚，凭什么评奖？只好全靠评委了。但是，评委靠得住吗？
按说，评委应当认真通读参加评奖的图书，然后才能进行投票。然而，据了解，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比如，上述获奖图书中的重大差错，是任何一个外行只要仔细都可以发现的，评委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漏过。——如果评委根本就没有时间通读或只是大致翻阅（所谓抽查），就根据出版社的自我介绍（常常是夸大其词的自我吹嘘），以及图书的外观包装，还有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些因素进行评奖。那么，这种评奖还有什么意义，广大读者又如何能相信各类奖项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5．谁来对广大读者负责

至笔者2001年11月发现《春秋穀梁传全译》一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距其出版已近三年。出版社以及作者和编委，对这其严重质量问题不可能都不清楚，如果不清楚，该社的质量检查部门就应关张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们采取了哪些补救措施呢？笔者孤陋寡闻，不得而知。

三年之中，除笔者外，应该还有读者阅读过此书，但有没有人向出版社、作者或有关管理部门提出过该书的质量问题，笔者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有人提过，也没有起任何作用。直到本文定稿的2002年3月30日，北京万圣书园和国林风书店（可能也有其他书店）仍在销售该书(9)。本应销毁重做的劣质图书，还在堂而皇之地向读者兜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在此，我们不能不揭露某些出版社常耍的一个推卸责任的把戏，即在版权页写上：“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云云。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整批图书发生印装错误，出版社早就责令印刷厂重新印制了；如果是编校差错，印刷厂凭什么负责？而如果个别图书有所谓“印装错误”，印刷厂又不是出版社的库房，难道会为出版社长期存着书，等读者来调换？——大概是出版社的附属厂罢——或再为你开机印几册？这种搞法不是欺骗读者又是什么呢？不过是想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这不是出版社和作者的问题，而是印刷厂出了错。

当然，也有出版社承诺：“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这还有点承担责任的意思，但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个别破损图书可以如此处理，如果一个版次成千上万册图书都不合格，出版社能够重新制作吗？而现实中又有几家出版社这么做过？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向广大读者负责？其他各种商品，其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有消协在背后撑腰。如果解决不了，还可以告上法庭。唯有图书这种“特殊”商品（当然也包括性质相同或类似的报刊、音像等精神产品），假冒伪劣其实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商品，出了问题却基本上没人管。消费者（即读者）往往处于被蒙骗、被愚弄的境地，一点也体现不出消费者的尊严，更别说当什么“上帝”了。——流行口号：消费者是上帝！

人们自然会想到，有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市的新闻出版局。但是，据2001年底的数字，全国仅图书出版社就有565家；其他还有：音像出版社292家、电子出版社86家、图书发行网点7.6万处、各类印刷企业15万家，新闻出版从业人员300多万等；而目前全国新闻出版系统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2900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扫黄”“打非”还管不过来呢，对于许多较为具体的图书质量问题，只能是“民不举，官不知”；在“不知”的情况下，自然是无法处理。


6．消费者的权利

既然出版社、作者与编委不能自律，不愿给自己动手术，有关行政部门在管理上又有难度，那么谁来向广大读者负责，就成了当前图书出版中的一个大问题。笔者以为，在图书出版经常是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或知法犯法的情况下，广大读者除了奋起讨说法——自己救自己——之外，别无他途。

而且，出于专业研究、个人兴趣等原因，只有读者能够坐下来认真读书，所以也就最容易发现问题，说话当然也就最具权威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才是真正的“评委”。

时下提出批评意见常被说成是“与某（些）人过不去”，是“挑毛病”，是“没事找事”，有时甚至被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万幸不是“**”时期。而学术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是“圣人”就没有权利批评别人。由于自古以来圣人就那么几位（比如孔圣人、关圣人，以及亚圣孟老夫子等），而且早已作古，所以中国的学术批评就一直难以正常进行。——谁能保证自己没有错误呢？——这大概就是批评者在其他领域往往理直气壮，而在学术界常常垂头丧气的原因罢。比如，揭露抄袭的晓声反而要向抄袭者王铭铭道歉。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角度，即上面提到的读者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关人士将劣质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广大读者当然就不便说什么了——自己关起门来称孤道寡，别人又能将你如何？然而，印行几千册在全国广泛发行，到处出售，自我吹嘘如何如何好——声称要“奉献给广大读者”“一套兼具权威性、通俗性、学术性、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又是国家重点项目，又获了什么图书奖，又有学术明星做编委，而且还名扬海外。读者作为消费者“消费”之后，发现上当，大呼一声也不行吗？是谁给了生产者这么大的权力！

读者既是消费者，当然就可以而且也应该依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遗憾的是，该法似乎不能适用精神产品，因此国家应比照该法制定有关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对图书质量评头品足，监督出版社出版优质图书，要求出版社、作者和编委等对其产品负责。如果这时消费者态度不大友好，发了点火，也只好敬请原谅。谁让你们浪费社会资源制造了伪劣品在先呢？平心而论，只能怪自己。

至于消费者自己的工作做得如何，则完全是两码事，不宜扯在一起。不能因为消费者不是圣人，难免有错，就不许他们提意见，就禁止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何况，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且也是道义上的责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某些单位或个人之私产！


注释：
(1)《春秋穀梁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大32开，51万字，正文619页；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之一种。
(2)《中国出版》发表时有所删节，学术批评网转载时，补齐删节内容（因网页显示关系，表格部分从略），并将标题改为《一部有失严谨的新版儒经——评〈春秋穀梁传全译〉》。
(3)拙稿《一部失于严谨的新版儒经》发表时删节了一部分差错例证，只列出120余“处”。在本文中，笔者严格按照《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所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进行差错统计，采用“个”而不是“处”为计算单位。比如，凡正文、目录、出版说明……中的一般性错字、多字、漏字、倒字，每处计1个差错，标点符号的一般错用、漏用、多用，每处计0.5个差错等。
(4)最早发现该丛书有问题，是在2002年10月。当时因工作需要，阅读《春秋公羊传全译》（1998年7月出版，大32开，42.2万字，正文528页），无意中发现一些差错（大致记下50余个）：
主要是错字，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陀者何？陈君也。陈君则曷为谓之陈陀”，到底是“陈佗”还是“陈佗”，同一人名，且在书中位置如此之近，用字竟然不统一；查该书所据底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9月出版）和对照本《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3月出版）皆为“陈佗”。又如僖公二年“虞公贫而好宝”的“贫”当为“贪”，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縠”的“縠”当为“穀”，昭公十二年“公子整出奔晋”的“晋”当为“齐”等。也有漏字现象，如隐公二年“然则何称？父、兄、师、友”的“父”之前漏“称诸”二字；庄公三年“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盖改葬也”的“何以书”之后漏掉“葬”字等。
另外还发现有知识性错误，如前言3页倒8～倒6行：“倡导‘尊王’，就是强调《尚书》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观念。”该诗句出自《诗经》，而非《尚书》。这是一句学者常引、耳熟能详的名言，不知译注者为何将出处搞错。
笔者由此对该丛书其他图书也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在阅读《春秋穀梁传全译》和《今古文尚书全译》时，有意记录了所发现的差错（《今古文尚书全译》差错情况见本文第4节“图书评奖的权威性”及注⑧）。
(5)《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孙星衍（1753—1818）撰。始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完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先后用了21年时间（见[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点校说明”及“序”，中华书局，1986年12月）。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钟文烝（1818—1877）撰。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动笔到咸丰三年（1853）完成初稿，咸丰九年（1859）初步定稿，之后又几经修改，直至同治七年（1868）才全部脱稿，共计23年（见[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点校说明”及“序”，中华书局，1996年7月）。
(6)孙氏41岁开始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钟氏27岁开始撰《春秋穀梁经传补注》。钟氏自序称“文烝年九岁、十岁时，先君子亲以三传全文授读”，则至其作《补注》已经18年；估计孙氏开始读经的年岁也差不多。正是由于有着深厚的基础，他们才撰著了传世之作。
(7)详见拙文《一部有失严谨的新版儒经——评〈春秋穀梁传全译〉》第三节。
(8)前面提及，仅以目前发现的差错统计，《今古文尚书全译》差错率已经超过万分之一，为不合格产品。其差错类型主要有：第一，错字，如《舜典》“朕塈谗说殄行”的“塈”当为“堲”；《说命中》“黩王祭祀”的“王”当为“于”。第二，多字，如《洪范》“汝则逆，庶民逆，庶民逆吉”当为“汝则逆，庶民逆，吉”；《无逸》“享国五十年有九年”当为“享国五十有九年”。第三，注音错误，如《皋陶谟》“咎繇（ɡānyán高摇）”当为“咎繇（ɡāoyáo高摇）”，《洛诰》“〔蘉（mámɡ）忙〕”当为“〔蘉（mánɡ）忙〕”。第四，不用造字却造错了字（以下用大括号{}表示），如《皋陶谟》“{来力}我五典”的“{来力}”当为“敕”，《康诰》“恫{疒罒豕}乃身”的“{疒罒豕}”当为“瘝”。第五，内容缺失，如《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句，有注号而无注文，等等。
(9)笔者手头的《春秋穀梁传全译》，2001年12月22日购于北京万圣书园（此前是从单位图书馆借阅，后发现问题较多，为了核校方便才自购一册）。令人吃惊的是，该册书竟有两张版权页，除了定价不同以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可能是定价有所变动，重印了一个版权页粘上，但旧版权页忘了撕下。——由此也可见其工作态度。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