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应力戒虚骄之气

阿让

史学研究以求实求真为己任，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但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比如，蔓延泛滥的虚骄之气就是史学研究中应予警惕的怪现象。 似是而非，故弄玄虚，华而不实，是这种虚骄之气的共病。举一个例子， 即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长期以来， 这似乎已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自豪于天下的一大话题。殊不知， 这其实是一个早就被证伪的假问题。
            
众所周知，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是否有人从旧大陆到过新大陆，乃一大世界历史之谜。所谓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的说法， 即与此有关。首先提出中国僧人慧深在公元五世纪最早发现美洲的假说的， 是两百多年前一位叫德.吉涅的法国汉学家。一百多年前《经世报》报道在墨西哥发现中国古碑。此后，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著名学者朱谦之、邓拓等， 无不对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笃信不疑。 有人说哥伦布之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即发现美洲；还有人嫌这不够、夸下更大的海口， 说殷人三千年前即已“扬帆美洲”、“跨越太平洋”。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著名历史学家、已故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也是该问题的权威， 据他１９８６年回忆说：“我被这个问题所吸引，是在六十年代初。 当时偶然从《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杂志上读到一则译自俄文的小资料:《比哥伦布早一千年》。后又读到马南  [即邓拓] 在《北京晚报》上‘燕山夜话’栏连载的几篇短文，对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作了新考证。文章虽短，影响很大， 是意料中事。因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重大意义虽比不上哥伦布的‘发现’， 但在时间上早一千年，的确是可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于是我开始研读有关资料， 很想进一步论证，找出地理发现史上的中国哥伦布。 但对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列举的论证稍加探索，就发现问题很多，难以立论。 结果反而迫使我去做与原来意图相反的工作，即证伪的工作。”于是， 罗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１９６２年）、 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１９８３年）等名篇，从《梁书.诸夷传》等原始资料入手，微观考证与宏观思维并举，追本溯源，旁征博引，拨乱反正， 使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釜底抽薪、不攻自破。罗氏的上述力作， 除结集为《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重庆出版社版）外， 还曾收入其《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一书，在主流学界有口皆碑。

            
然而，说来非常遗憾的是，对罗荣渠教授早已证伪、 是非清楚的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有人偏偏置若罔闻，热衷于“著书立说”， 依然煞有其事地宣扬东晋法显大师五世纪初“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 并自诩为“中国佛教之光荣、中华民族之光荣”。还有人出版了厚厚两巨册、 所谓中华先人“开拓美洲”史，把严肃的历史演义为戏说类的文字游戏。 有一位以研究中华民族源流史而名气不小的作者也一再若有其事地说玛雅人是大夏人的一支，“东迁美洲始于西周。 ‘玛雅文化在中美洲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成为大夏人在拉丁美洲的伟大业绩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凡此等等，都是打着历史研究的旗号粉墨登场、 以所谓学术著作的身份招摇过市的，又披着所谓“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强、 自信教育”的华丽外衣，故较之纯正、寂寞的学术研究，反倒更容易迷人惑众、 大行其道， 把一个早已被历史学家证伪的莫须有的假说当作“石破天惊”的新说加以无聊的炒作，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这不是虚骄之气作崇又是什么？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著名学者、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四年前为罗荣渠教授著《美洲史论》所作的序文中如下一段切中时弊的议论：“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本书中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大凡能懂得‘发现’这个词儿的意义的人， 也就会懂得这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发现’可以不要以世界史为参考系，那么美洲本来就是印第安人发现的，还有什么别的可说呢？ 然而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虽然多年以前，胡适就已痛斥其非， 不过那还只是一个史学权威处于常识而发的义愤， 而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一言定谳，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 谬种流传，伪学不绝，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上之“谬种流传， 伪学不绝”，只是史学界、学术界养成的虚骄之气造成的恶果之一。可以说， 惟有破除这种似是而非、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虚骄之气， 我们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推进史学研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也只有这样， 古老的中国史学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