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国家（二）原文载于 外交事务杂志（双月刊） 2004年3/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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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林宫式裙带资本主义？

　　整个90年代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宏观经济极其动荡的十年。从1991年12月至2001年12月，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比价急剧下降了99%。在当局控制了通货膨胀3年之后的1998年，一场投机性的危机打破了中央银行的防线，迫使政府将货币贬值。许多人就此断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努力已经失败。

　　不过，俄罗斯当时的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当时，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类似的货币贬值狂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90年代还有其它11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和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货币贬值，超过了卢布贬值99%的程度。在1998年，卢布曾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贬值61%。而在1992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十年间，还有其它20个国家的货币发生过34次类似的贬值，币值在两个月里降低了类似或更大的幅度。卢布贬值的后果并没有当时有人宣称的那么可怕。事实上，这一贬值随后而来的是持续的经济高速成长，向自由经济转变的动力也更加强劲。

　　俄罗斯实施经济改革的方式也遭人诟病，认为那种方式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中，私有化首当其冲，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就指责债转股计划，认为它在90年代中期造成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诚然，在共产主义破产后的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确实是显著上升了。按照俄罗斯官方统计，货币收入的吉尼系数--测量一个国家的不平等指标，数值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4年的0.41，然后稳定在0.40左右。

　　但是，私有化是不会造成不平等度的上升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不平等的上升发生在私有化之前。俄罗斯的吉尼系数在1991至1993年间急剧上升，在1994年到达最高，而这段时间私有化的效果--如重组与红利收入上升--还未产生效力呢。失业也不应该为此负责。在1992和1993年，失业率一直低于6%。1994年后，失业率开始上升，并在1998年达到13.2%的峰值，但这一时期的不平等度实际上轻微下降。

　　按照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家勃兰克．米兰诺维奇的观点，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中，77%的部分不是由私有化、失业或商业利润增加造成的，而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有的俄罗斯人在那些受益于自由市场和公开交易的成功公司中工作，其他的人则仍然呆在凋敝的公司与国有公司中。经济活动的合理化调整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巨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这一因果关系与不平等程度上升本身同样不幸。

　　人们常常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寡头阶层，他们在债转股计划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颇有价值的公司，然后榨取了公司的财产。据这种说法，榨取财产的行为造成了投资萎缩和经济衰退。

　　俄罗斯的大企业当然是由一些大亨控制的。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从墨西哥、巴西、以色列，到南朝鲜、马来西亚和南非，它们的大企业也是这样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瑞典那样的发达国家，大公司常常要么是国家经营的，要么是家族经营的。一些家族常常通过金融和实业集团控制了国民生产的很大份额。大商人总是和政治相联系，从政府手里得到贷款和补贴（如南朝鲜和意大利），参与私有化（如墨西哥和巴西），或者在保持与公司联系的同时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如意大利和马来西亚）。公司所有权的寡头化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经济转轨国家，如拉托维亚和多个中亚国家。

　　这种产权政治化的体系曾经伴随过某些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马来西亚和南朝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快速复苏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体系被贬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个国家的产量统计数据的急剧下降是发生在寡头诞生的1995年之前，而不是之后。在此之后有几年的经济停滞，然后开始了快速增长。

　　事实上，寡头控制的公司表现非常优异，远远好于许多继续由国家或苏联时期的经理们控制的同类公司的表现。具体来看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在叶利钦的债转股计划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狱中）得到了尤克斯（Yukos）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现在流放中）与他当时的合伙人罗曼．亚伯拉莫维奇一起获得了另一家石油公司西伯奈夫特（Sibneft）的控制权，弗拉迪米尔．波坦宁则得到了生产镍的公司诺里尔斯克镍（Norilsk Nickel）。自1996年以来，这三家公司的利润和生产率急剧上升，公司的股价也一路疯涨。从1996年到2001年，尤克斯、西伯奈夫特和诺里尔斯克镍的经审计的税前利润分别上升了36倍、10倍和5倍。三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也大幅攀升，其中尤克斯和西伯奈夫特膨胀了30倍。这一表现明显地好于煤气垄断公司盖斯泼洛姆（Gazprom）和公用电力公司尤伊斯（UES）的表现。那两家公司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或者是由诸如卢克伊尔（Lukoil）--由私有化前的管理层控制--的大型私人公司所有。

　　对于在私有化中获得的公司，寡头们是不是没有对其投资，而只是榨取其财产呢？分析这些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资产增长巨大，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在刚完成私有化时，尤克斯的资产为47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4亿美元。诺里尔斯克镍的资产同样在有数据纪录的期间增加了。确实，西伯奈夫特的资产起初降低了，但在1999年后每年都有增长。主要寡头们已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了上亿美元的钱。例如在2001年，尤克斯在房屋、工厂和设备上投资了9.45亿美元，西伯奈夫特的资本开支达到6.19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公司中发生了最大的榨取财产的丑闻。盖斯泼洛姆的前经理层被控通过营销公司的复杂网络盗窃财产。国有航空公司爱洛夫罗特（Aeroflot）的资产在1998至2001年间也报告为下降。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寡头们更有公心，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或者善于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事实上，寡头们从与政府的暗中交易中获得好处，大大稀释了少数股东的股权以便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控制。而且，俄罗斯的投资保护和公司监管还很薄弱。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指出，俄罗斯的情况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质的区别。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剥夺和忽视少数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现象。司法改革最终会减轻这些问题，但是，这样的举措一般要在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以后才会出现，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未到这样的水平。

　　其实，声称寡头们将公司私有化是为了榨取公司的财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寡头们从国家控制的公司里榨取财产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更多待售的公司。他们企图以最低的价格来购买国家财产，然后通过各种合法（有时是非法）的途径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权。但是，一旦成了完全所有者，他们的行动就和任何别的所有者一样，对公司进行投资，以改善公司的运作。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学世界其它地方的寡头的样。这些榜样不胜枚举，从美国的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到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总而言之，俄罗斯在90年代开始时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在这十年结束时，它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教科书样板。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受到许到问题的困扰，如不平等、金融危机、庞大的地下经济，以及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互相勾结。但是，那种声称俄罗斯的经济是特别的畸形的论调，则完全是一个巨大而无知的夸张。


　　评级错位

　　90年代末，众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里奇撰文声称，他研究了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其中包括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以及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他认为，尽管那些政权已经够坏了，但是，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遍布各个角落的、政治上被容忍的腐败”还要更坏。其它有关俄罗斯腐败的评论同样的言辞尖锐。在由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TI）每年发表的根据一系列商业调查来评估各国“可感知的有形腐败”评级报告中，俄罗斯几乎位于末尾。在2001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俄罗斯排在160个国家中的第142。在2002年的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中，俄罗斯在102个国家中排第71位。

　　那么，外人不太能感知到的无形腐败的结果又如何呢？1999年夏，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2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对企业经理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要求经理们估计“类似于他们那样的公司”每年要将收入的多少份额私下支付给政府官员，“以便让事情办成。”调查表补充说，此类付款可能用于增进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执照或许可证，改善与税收官员的关系，或者与海关或进口有关。被调查者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议会法律、总统法令或法庭判决的实施对他们的生意的直接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旨在测算决策者受商业驱使的程度。

　　在上面的“腐败负担”和“国家被劫持”两个指标中，俄罗斯都在它的同类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排名居中。平均起来，俄罗斯的公司大概要将2.8%的收入用于腐败费用，低于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远远低于阿塞拜疆（5.7%）和吉尔吉斯坦（5.3%）。回答“有时”、“经常”、“很经常”或“一直”不得不额外或私下向公务员付钱，以便对新的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施加影响的人数比例也在平均值左右，为9%，而阿塞拜疆为24%，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为14%，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为2%。这两个结果都非常接近于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所做的预测。

　　俄罗斯的腐败对个人的影响又如何呢？联合国曾对犯罪受害者进行过跨国调查。从1996年到2000年，联合国在一系列国家中对城市居民询问了如下问题：“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存在腐败问题。在[去年]中，在你的国家中是否有任何政府官员，例如海关官员，警官或检察员，要求你或希望你向他的公职行为行贿？”在俄罗斯，回答肯定的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附近。具体来说，大约有17%的俄罗斯被调查者在前一年里曾被要求或暗示向官员行贿，低于阿根廷、巴西、立陶宛及罗马尼亚的比例。这一相对排名结果再一次与根据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所作的预测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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