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日本同事谈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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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子，矮矮小小的，偶尔施一点妆，并不是那种特别摩登的日本女孩。她说自己其实文化上是很日本的，只不过比同龄人多一点国际经历，更关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而在政治见解上是比较国际化、比较非典型的。智子和人辩论的时候出奇地冷静，细细的眼睛眯起来，很专心地盯着你，逼得你必须仔细思考你的每一个论点和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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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见到智子就先听到她的名字。美国同事总是把我们两个人搞混，尽管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体貌特征。对智子的最初印象，是很非典型的日本女生。有个正在大阪读书的朋友，经常跟我抱怨被日本的文化氛围压抑得喘不过气。然而智子这个成长在那种“压抑”氛围中的女孩子，开朗得不得了，还有着极好的幽默感，时不时地和我们分享她因为日美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最有趣的是由于分不清平舌音和卷舌音而造成的误会。智子的老板叫她送文件给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Jerry，她办好后高高兴兴地向老板回报：“文件已经送给Jelly啦。”她的老板故作惊讶：“Jelly（果冻）？什么味儿的？”在中心被传为经典。

智子是由日本一个著名基金会资助来美国实习的。听说仅在日本的那个挑选过程就包括写5篇长文，参加4次面试，智子应该是众里挑一的所谓“精英”。智子的确也不负众望，工作起来努力极了。我和智子住得近，知道她每天早上5:45一定起床去游泳，然后7点钟准时来到公车站，坐头班车去上班。工作的间歇，很少看到智子在走廊里和同事们聊天，她总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守着厚厚的一摞文件，读写个不停。然而午餐时的饭桌前，智子一定是讲笑话最多的那一个，根本见不到印象中日本女孩子的羞怯。每天下班后，智子又会跑到附近大学的图书馆读书上自习，准备她的“托福”考试，准备她的联合国笔试。学习，学习，永远背不完的英语单词，永远读不完的政经论文。

智子是东京人，来美国之前，在横滨国立大学取得了国际经济法硕士的学位。她的本科毕业论文探讨了贫困如何催化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她的硕士论文写的则是关于国际纺织业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除此以外，智子还分别在坦桑尼亚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分部，缅甸的日本国际工业、精神、文化促进会分会，和日内瓦的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工作过。

智子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感的女孩子。春节的时候，我邀请同事们到家里一起包饺子热闹一下，结果来了40多个人。我忙不过来，智子就教大家如何捏饺子，掌握煮饺子的火候，跑前跑后地忙碌。我开玩笑说她教大家包的饺子长得可不怎么好看。智子把头一扬，这叫日本特色。平时工作的时候，遇到和美国同事沟通困难，智子就跑过来找我当翻译。可是我不会讲日语呀，智子就用手指头在我掌心写繁体的汉字，哦，这我就知道了，然后赶快翻译给讲英语的同事听。问题解决了，智子乐得一个劲儿拍手，连说还是中国和日本接近啊。

是的，接近。中国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可是这个月，两个国家的关系突然之间搞得有点僵了。两个政府都不肯先做外交让步，两个国家的人民也纷纷作出了不友好的举动。就在这场纠纷闹得最凶的时候，我给同事们发了封信，让外国朋友们关注一下南京大屠杀，多了解一下历史上和当下的中日关系。随信还附上了BBC的一篇相关报道和国内一些年轻人写的亲身感受。那天正好中心请来了电影《卢旺达饭店》的主人公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大家座谈。台上的人在回忆1994年那场种族屠杀，眼里写满了悲哀和无奈，台下的我则在感慨国际社会对发生在1937年的噩梦了解和关注的还太少。

同一时间，我在杜克上学的一个朋友也向他的同学发出了类似的一封信，但是没想到在校内掀起轩然大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中国学生的回贴很过分，不但针对个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这些可能背后都有原因，但是太过感情用事并非跟西方人争论的办法。事后他感慨，从那些邮件回复中，可以看出中国学生显著地缺少perspective，思维太过直线和简单，又缺少辩论技巧。

我的邮件果然也引起了一些同事的注意。饭桌上、走廊里，不时有人停下来向我打听中日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曾经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论文的美国同事专门找到我表示了她的看法和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我很满意我的一个小小举动能够产生效果，只是一直奇怪怎么没有听到智子为她的国家和政府据理力争。其实在那封邮件里，我特意提到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暴力、顽固的右翼政客，而且我很珍惜和智子的友谊。

终于，4月末的一个清晨，智子找到我，我们一起来到工作机构的花园里，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坐下来，看着血红的杜鹃花像火一样的绽放。

— 我觉得韩国人和中国人都很emotional，很容易激动。智子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你，又特别的aggressive。

我有点不服气了，不论是我写的那封邮件，还是和其他同事聊天时，谈起中日关系我绝对是问心无愧的客观。

— 作为你的朋友，我了解你不是故意发那封信贬低我的国家。可是读那封邮件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遍遍想起的都是那个圣诞晚会的时候借给我穿漂亮裙子，星期五一起做大餐，周末一起找那个怎么也找不到的Mason Mill公园的你。我到现在还有点不能相信，这些回忆里的那个你，也是写了那封信并且发给了所有同事的那个你。

我张张嘴，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合适。我想打趣智子是不是现在能理解中国人和韩国人愤怒的心情，可是又觉得这不是一个性质，只好改问她难道没有在日本的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

— 日本的报纸当然有报道啊，进步一点的《朝日新闻》和保守一点的《读卖新闻》都讲了很多，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领导怎么评价人们的游*行动还有关系的紧张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自从你们的抗议游*开始以来，每天至少都会有一条报道。4月21日那周，两家报纸上每天都有3条左右的报道。星期天《朝日新闻》首页和第二版全版都是关于中日会谈，经济版上还有中国国内人们要求提高薪水的文章；第二天头版的照片是香港人游*。《读卖新闻》还引用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批评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两家报纸的报道都很客观，《朝日新闻》特别指出目前的外交困境的出现两国的政府都有责任。

看来智子是做过研究才来发表意见的，我更有兴趣了，接着追问她怎么看这次的抗议事件。

— 我先给你讲讲我朋友工作时遇到的事情吧。我有两个朋友在日本航空和全日航空公司工作，4月21日那周，他们总共接到了5200个取消去中国旅行的请求。本来每年“五一”的“黄金周”（对的，我们在日本也管那一周叫“黄金周”）都会有很多日本游客到北京、上海等等城市旅行，可是今年，大家纷纷改去印尼了。我觉得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么不友好，对两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多多交流，多去对方的国家看看，而不是回避。不过现在这种局势，旅客们改变主意也是有道理的。

— 谈到中日交流，你印象里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该不会都是像游*的队伍里那样喊着口号、一脸凶气吧？

— 当然不是，我读书的横滨国立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跟其中的几个人也比较熟悉。总的印象，中国学生还是非常用功的，也很友好。我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和中国留学生做朋友的。我父母那一代人也许对中国多多少少还有些偏见，但是我们，由于有了网络等各种媒体，可以了解到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就像我觉得你们应该了解今天的日本也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一样。你们发展得很快，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和东京差不多。年轻的中国学生，看上去也和日本学生没什么分别。不过，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友好。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犯罪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时候提起中国学生，人们首先想到会是2003年发生在福冈的灭门血案，三个中国学生杀害了一家四口，包括两个年龄不到3岁的幼童。还有就是经常有媒体报道警方在东京等地逮捕了伪造信用卡的中国留学生集团的事情，让大家感觉这些中国人在集体犯罪。不过我也知道，经济压力是这些中国学生在日本犯罪的重要原因，他们又要读书又要打工，还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很辛苦。

这使我想起最近几年的确经常看到媒体上讲中国留学生的种种“污点”，中国留学生的形象渐为国内所关注，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甚至可以影响到在某一国内全体中国学生的声誉和前途。中国人在日本犯罪是事实，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再高涨的中国人也应该为此感到羞耻。这些犯罪分子决不是去“抗日”了，更不是去“报仇”，他们所犯下的完全是与政治无关的刑事罪行，并且为一些反华人士贬损中国，煽动对华仇恨提供了绝好材料。

有人用“虚伪民族主义”来形容某些利用中日矛盾的人害人害己的行为。这些人嘴皮子上的民族主义非常厉害，但一到现实中就全都是另一副嘴脸。有的人在网上发帖子、在游*的队伍里骂日本人、砸日本店铺，回到家里却又看日本电视，可能还开丰田、尼桑的车，带家人去吃寿司。韩国人是自觉DIZHI日货，有钱人也开韩国自己产的车，哪怕质量不如日本的好。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很多企业，中国员工能在日本企业工作都很高兴，因为待遇好，收入高，管理层对待员工也比中国某些企业主要好。

有关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大事渲染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人的形象。虽然这些犯罪只是个人行为，但是确实影响了一部分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反省：中国人也在日本干坏事，为什么中国老要揪住日本不放呢？不能否认，一些媒体和人士借此达到破坏中国形象的目的，但是中国人在日犯罪的行为无疑授人以柄，给中日关系增加了负面因素。民族主义并不是坏东西，中国人也应该有民族自尊心。但是关键的一点，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让别人刮目相看。

— 另外，虽然我的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威胁”，害怕中国日本争夺市场和资源等等，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民已经非常接受中国制造的产品。几年前，中国货也许还因为质量等原因遭到鄙视，可是现在，“一元店”在日本十分流行，大家都去买里面便宜又好使的中国货，要我说，中国经济已经整合成为日本经济的一部分了。

— 的确，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往来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过。不过，你怎么看中国日本政治上的这些摩擦？

— 嗯，我同意你说的钓鱼岛的领土问题和东海能源问题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不可能避免的争端，但是我很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一遇到和日本产生这类很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不是先分析眼前的情况，而是非要揪出历史的旧帐混在一起谈。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最经常提起的就是日本一些偏激的政客和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历史书，完全从一个你们不能接受的角度解释历史。其实我个人也很讨厌他们的这种写法啊，我的朋友、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参过反对这种历史书的辩论，而且就在我们国内这都是一个大的辩论问题。我想让你明白的是真的只有很少很少的私立学校才会用这种教科书，因为日本也有高考，而要想通过其中的历史考试，必须要学习考试依据的那套教科书，而谢天谢地，主持考试的老师们使用的是一套非常客观的历史书。而稍好一点的学校都会选择教他们的学生去客观地看历史。

— 看来这样的全国统一考试还是有一定好处和约束作用的。我笑笑说。

— 也许是这样吧。我个人很反感的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总是拿日本和德国比来比去，总是觉得德国很认真地道歉了，而我们什么表示都没有。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次尝试着去道歉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你们的农村因为饥饿等等原因死亡的那么多人。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政府有没有为那个时候的政策导致的死亡道过歉呢？另外，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在过去的20、30年里，我的政府向你的政府提供了多少政府开发援助（ODA）。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大精力帮助你们发展的，可是我们非常非常少听到你们的认可，甚至中国主要的媒体根本就不屑于报道日本向中国提供的这么多开发援助和你们的政府是如何使用那些钱的。不能怪有些日本人要求我的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这种援助。你想想，如果是中国政府一直支持援助的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根本就不表示珍惜或者感谢这种援助，你们的人民心里面会好受吗？中国也许觉得这些援助就像是战争的赔偿，可是时间长了，日本人民也会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

看着智子严肃的表情，我忽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其实这之前，我还真的特意查找过关于ODA的资料，可是网上那么多资源，却没什么人详细统计列出这笔钱的数额和具体用途。客观地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确实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国，从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来，截至2003年度，已经达到了约3.3万亿日元，合300亿美元。自1999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都是日本第一大日元贷款对象国。2000年，ODA达到最高，为2144亿日元，合19.5亿美元。但这种援助从2001年开始逐年减少，到2003年，已下降为967亿日元，合8.79亿美元。仅过了三年的时间，日本对华ODA已经减少了一半多，只有最高时的45%。

对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中日两国国民确实存在一些误解。中国部分民众将其看作是日本理所当然的变相战争赔款，甚至大部分的民众不知道日本的援助；而日本部分民众则认为是日本政府为讨好中国而做出的单方面奉献，而很少有日本人知道，在日本援助的国家中，中国在ODA的利用上非常成功。还有些日本人对中国未做出足够的感谢表示不满，加之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反日活动，部分日本人认为ODA并没有起到改善日中关系的作用，对此批判的报道和书籍屡见不鲜。

实际上，政府开发援助是一个“双赢”的合作项目，日本政府提供资金，日本企业获得项目承建权，中国政府得到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改善环境、卫生条件，与一般外资合作项目并无本质区别，与战争赔款并无多大关联。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领域已经由完善基础设施向实施保护环境政策方面转换，邻国有无环境对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此对这个领域提供经济合作也有益于国家利益，保持经济友好关系。ODA并非都是无偿援助，无偿援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日本国内的利率基本接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外务省人士曾指出：“中国是最好的债务国。”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日本对华ODA不仅项目经济效益好，还本付息的记录也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好的，中国向来按时还本付息。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的一项优良资产，对其维持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作用巨大。

具体来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的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环境、医疗、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支持。上海宝钢、浦东国际机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北京地铁、首都机场扩建、石臼所港口建设、秦岭铁路、广州新白云机场、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秦皇岛码头等约160个大型项目，都利用了日元贷款。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医院等，都是利用日本提供的无偿资金合作建设的。此外，日本还接收中国的研修人员，向中国派遣专家、提供器材等，对中国提供了各方面的技术合作。 专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援淡出历史舞台是迟早的事。其实不止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已经减少了对华援助。

— 那么提到战争赔偿，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日本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有你怎么看待日美的战后关系。

— 唉，对我个人而言，日美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awkward的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很少提起要求美国为那两颗原*子DAN道歉，我想，大概是因为多数日本人承认毕竟是我们首先发动了战争。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广岛参观原*子DAN纪念馆和爆炸遗址。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真是感到震惊啊，怎么美国人能这样杀害我们的国民呢。不过长大之后，大家似乎都对美国比较有好感，因为他们的先进，还因为是美国帮助日本战后重建，帮助我们有了今天的进步。但是前些年，有个日本的NGO想在纽约展出广岛受到轰炸后的照片和遗物，让更多人理解原*子DAN的破坏力，战争的残酷等等，没想到遭到美国方面的拒绝。他们根本不许我们在这里提起60年美国对日本的行径。我真的对美国很失望。而关于战争赔偿，我觉得最应当被赔偿的肯定是战争时期的那些“慰安妇”们，而且一定要多多地赔。不过我也觉得赔偿可以是多维度的，不一定局限于一种形式，所以政客们应该积极寻找其他那些维度。

— 我想起最近几年来，你们外务省的“知中派” （China School）在处理“慰安妇”、历史教科书、李登辉访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为维护日本利益，避免日中关系恶化煞费一番苦心，结果还往往被日本有些媒体指责为“面对中国强硬立场而表现软弱”，“为中国说话”等等。他们并非“亲中派”，只不过是出于你们的国家利益着想，比较熟悉中国情况，比较擅长外交交涉技能罢了。

— 对的对的，外务省里学习汉语、长期从事对华外交工作的的China School在1990年代，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力量和地位也不断有所加强。但由于中日之间在历史、台湾问题等方面矛盾比较多，问题比较棘手，其他的比较保守的派别就利用这种矛盾摩擦排挤“知中派”，包括原来比较了解中国的自民党主流派政治家等等的人物都从“中心舞台”上退下来了。我不是特别了解到底为什么，但是我记得读到过一位日本前外交官说，日中两国的外交都受到各自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中国方面过多地顾虑本国民众的情绪，日本方面则故意渲染和利用中国部分民众的情绪，煽动不必要的对抗。此外，我们两个国家的官员都感到只要对对方国家持强硬立场和一味批评既“容易”又“安全”，他们甚至有意表现对对方国家强硬的“政治作秀”。还有就是两边的外交官员的苦衷在各自国内很难得到广泛理解，而两国的部分社会舆论往往要求对对方国家“更强硬”，拒绝任何妥协，甚至把必要的灵活性和妥协视作软弱表现。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对我们这些学习国际问题的年轻人的一项挑战，在寻求双方国家利益的共识的过程中斗争与妥协。

我不由得连连点头，智子说的对，这确实是对我们这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年轻人的挑战。如果照现在这样看来，中日关系恐怕还真要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去圆满解决呢。

我正想再问智子几个问题，她的同事走过来提醒她再过5分钟就要开例会。我只好把剩下的好奇浓缩为一个问题，问智子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帮助发展中日长期的相邻友好。

— 嗨，我正对这个问题有话要说。我真的特别特别希望中国的人们能够了解今天的日本和几十年前的那个日本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同学们都对政治问题兴趣不大，而且很多年轻人对军事还很排斥。我们是在联合国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代表力不够，联合国也承认我们是underrepresented，要不然我也不会有机会参加这次所有underrepresented国家的笔试。我们想在联合国发挥更多的作用本来是很自然的呀。我很同意你的想法，促进更多的中国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年轻人或是年长一点的都可以参与，我觉得亲自看看对方的社会和生活对帮助理解对方的政治政策等等十分重要。我觉得，也许我们两个国家都应该放宽旅行签证的限制，鼓励大家到对方的国家走走看看。而在更高一点的层面，我希望两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坦诚地讨论如何看待历史问题，真心努力地解决问题。

5分钟到了，智子要去开会了。我一个人坐在草地上，想起几个星期前，我做一个presentation的时候曾经比喻中国内政外交中的一些小事件为“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引发一场大的动荡。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中日关系中的某个小事件成为“俄罗斯轮盘赌”中的那发子弹。

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中日问题并没有很浓的兴趣，有一门据说很有意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的课程我也没有选来上。我想那个时候的我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有偏见的。认识智子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偏见并没有彻底消除，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兴趣一点点增加了。而且就像智子说的，这种兴趣起源于圣诞节一起翩翩起舞，周末一起做亚洲美食招待同事，午夜时分一起走在从烧烤店回家的漆黑而静谧的小路上。是这样的一种平平淡淡的友谊，激起了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对方文化的愿望。我可以做到，其他的聪明、理智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

智子是一个平凡的日本女孩。她也是引发我研究中日问题的一个日本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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