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及其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独孤铸剑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及其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Arab-Israelite Conflict under American Decline

赵葆珉

[摘要]犹太复国运动与以色列的存在是西方霸权秩序的产物，以色列始终不能摆脱寄生于美国霸权秩序的附庸国的地位。由于美国衰落与美国调整过分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以色列开国以来的战略进攻期终结。随着中东秩序由美国单极独霸向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权力秩序演化，优势向阿拉伯世界倾斜。以色列需要转换安全观念，争取在妥协与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和解。

[关键词] 以色列；阿拉伯；巴以冲突；美国衰落

[Abstract]The birth of the Jewish State Movement Complex and the existence of Israel are the product of the West hegemonic order. And Israel can never get away from the status of dependency on American power. Due to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djustment of the one-sided policy towards Israel, Israel’s strategic aggressiveness since its founding ends. With the shifting of the Middle East order from US unipolarity towards regional multipolarity, the trend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in favor of the Arab World. Israel needs to change its concept of security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peace on compromise and justice.

[Key words] Israel; Arab; Palestinian-Israelite Conflict; US Decline

阿以冲突是中东历史的劫数。公元 2世纪大离散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成为没有领土的民族。欧洲千年来对犹太人百般蹂躏。一千年的歧视、排斥与残害迫使犹太人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但犹太复国主义的悲剧在于，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都会激起战争与冲突。
相比以千年为经纬的中东历史，犹太复国运动与以色列的存在甚为短暂。犹太复国运动始终还在进行之中。对以色列来说，构成犹太复国运动与以色列生存的战略基础正在迅速的异化。战后60年美帝国超强时代走入历史，犹太复国运动的行动原则与以色列先制打击军事战略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逐渐消失。阿以冲突开始在全新的战略背景下博弈。


战略地位下滑的以色列

以色列处于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邻国的包围之中。过去60年，依托美国强权，以色列以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中东边缘，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和无奈。在美国单极体系之下，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享有同样的单边行动自由。然而这一战略优势期稍纵即逝。大国博羿下的阿以冲突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美以战略纽带正在松弛，阿拉伯世界重新整合，而以色列的军事机器也不再有效。整个中东秩序不再按照以色列的利益和构想运行。
1．以色列生存的战略困境
以色列是西方霸权秩序的产物，犹太复国运动与以色列建国是在英美一脉相承的西方霸权的呵护下实现的。犹太民族走向巴勒斯坦是欧洲长达千年残害犹太人的结果，它更与英国的殖民利益息息相关。巴勒斯坦位于控扼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该地可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东腹地，可以屏障通往印度等东方殖民地的航道。英国殖民政策的支持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生命线。战后美国成为支持犹太复国的主要势力，历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及时的军事与政治援助是以色列扭转战局或实施先制打击的关键。
大国权力争夺始终主宰着阿以冲突。以色列立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无到有、反客为主，成为中东强国。在二战后两极争霸的背景下，以色列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以色列的军事扩张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一致。冷战后美国单极体系的形成，是以色列的黄金岁月。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夙敌萨达姆伊拉克从中东舞台上消失。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始终存在：以色列是西方中东秩序的产物，它的生存不仅仅取决于这个犹太小国的英勇努力，更取决于广阔的战略舞台上难以预知的权力消长。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但仍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军事力量支撑着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根源于此。以色列的建立使阿以矛盾陷入千年死结。巴勒斯坦并非犹太人的固有家园，它是犹太人决心进入征服后占有的，犹太人挤进了阿拉伯人的领土，也自动陷入了阿拉伯人的战略重围。在建国60年之后，以色列仍没有能够化解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积怨，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这场持续60年的持久冲突中，以色列没有成为胜利者，它只是制造了更多的敌人，激起了更多的仇恨，导致更多极端势力浮出水面。在周边三亿阿拉伯民众日益深化的仇恨之下，以色列只能依赖赤裸裸的暴力威慑来保障安全。
以色列建立在军事征服上，不能摆脱寄生于西方霸权的附庸国地位。西方政策的精髓并不是为以色列国打下基础并为它构建一种真正的经济和安全框架。归根结底，只有当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契合西方中东利益的时候，西方才会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在地区的总体实力不容低估，军事技术和高科技先进，国家动员快捷。但这些战术上的优势不足以抵消战略上的巨大缺陷。过去60年以色列以小搏大，以弱搏强，战胜攻取，更像是中东历史的异数而不是常态。美国单极优势的丧失以及大国力量对比在全球与中东层次更为均衡，预示着构成以色列生存和强盛的战略背景正在流失。以色列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战略孤立。
2．美以战略纽带松弛
60年美以战略契合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美国中东政策与英帝国一脉相承，始终与阿以冲突纠缠在一起。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不惜把阿拉伯国家变成敌人。而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帝国的对外政策。但地缘政治暖风正在吹向阿拉伯世界。奥巴马新政府的巴以政策正在由对以色列的纵容偏袒向在巴以之间寻求更为超然的地位倾斜，而两国对待伊朗的政策也出现了广泛的偏差。美以同盟的战略纽带正在松解。
1）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分歧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巴以政策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对以色列的偏袒是美国中东困境的根源之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是在垄断全球霸权的基础上维持地区均势，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1]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无情的帝国行动原则，是比偏袒以色列更为重要的目标。而美国的巴以政策始终被冷战惯性和党派权力争夺所左右，将伊斯兰世界推向对立。海湾战争后美国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美国在中东的战线因此拉长。伊拉克战争消灭了萨达姆政权，伊朗的地缘政治地位得以加强，而美国则陷入了伊拉克游击战泥沼。美国的中东政策似乎一直都在为以色列火中取栗。
美以同盟正在显现裂痕。萨达姆伊拉克不复存在，伊朗作为真正的中东大国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对手。经过布什8年的长期混乱与偏差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聚焦伊朗。奥巴马新政府的目标是构建地区安全屏障以遏制伊朗，不管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力。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持双重标准，伊朗即能够通过反以争夺阿拉伯国家。由于力量削弱、战线拉长，美国必须兼顾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同时安抚伊斯兰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奥巴马迫切需要实现巴以和平，以此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以瓦解伊朗的战略腹地。这意味着承认在以色列的旁边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背负的十字架。在与小国以色列的关系中，美国曾倾注了过多的温情，违背了利益至上的帝国原则。以色列不只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棋子，美国的支持超越战略利益与石油，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制度背景。没有美国的外交庇护以及军事上的近乎直接援助，以色列早就遭遇灭顶之灾了。但美国支持以色列以牺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代价。今天的以色列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负资产，继续与它纠缠在一起可能成为压垮美国中东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已经没有剩余资源挥霍了，它必须明智而谨慎地使用力量。
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导致美以之间出现潜在对抗。在奥巴马与以色列新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初次会谈中，双方就如何看待巴以冲突，各执己见。奥巴马政府已显示出对以色列采取强硬姿态的迹象，坚称以色列必须容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以两国并存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2]美国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行动妨碍旨在安抚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衰落的美国为了协调自己的战略全局，只能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只能顺应美国巴以政策的调整，这是以色列附庸国的地位决定的，它可以一意孤行的日子不多了。
2）对伊朗政策的裂痕
伊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冷战背景下，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伊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但基于宗教感情，巴列维王朝拒绝承认以色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反目，伊朗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扛起反美、反以大旗，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伊朗的目标是利用伊斯兰教的共同纽带，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打破战略上的孤立状态。冷战消失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苏联与伊拉克不复存在，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终结，伊朗在中东的地位上升。伊拉克、叙利亚、真主党和哈马斯的什叶派力量隐然聚集在伊朗周围。
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中东格局，奠定了伊朗地区大国的独立性。今天伊朗则以这种独立性为基础,在中东格局转折期，借阿以问题拓展和平发展的机运。反犹主义是伊朗的基本意识形态，它是国内政治的组成部分，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它同时具有外交战略意义。在美国对伊朗紧缩战略包围的情况下，谴责以色列就成为伊朗刺激反美、反以势力，化解自身压力，突破美国孤立遏制的外交利器。内贾德当政后，伊朗外交趋于强硬，公开支持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同美以对抗，在一盘散沙的伊斯兰世界树立了威信。如果与伊朗追求的长期目标相抵触，则任何支配力量都不能实现中东的稳定。
美以同盟对伊（朗）政策存在偏差，不同国家目标是这一***的深层原因。伊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构成直接威胁，美国遏制伊朗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产物。在后冷战单极世界战略之下，遏制地区强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是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伊朗获取大国地位将成为以色列的梦魇。美国因金融危机元气大伤，在向下沉沦；美军正在阿富汗、伊拉克与巴基斯坦作战，需要收缩战线，避免四面树敌。美国不得不从全面遏制伊朗的僵硬立场退却。为稳定中东秩序与伊朗寻求妥协，美国别无选择。而伊朗地区威望的提升会重挫以色列。
美对伊政策正在摆脱以色列的困扰，长达30年的敌视开始软化。2009年5月，兰德公司报告确信，伊朗政权在领土和意识形态上不是扩张主义者，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3]7月，国务卿西拉里为对伊接触政策辩护。她说，“我们应该在更多的国家间引入合作机制，减少竞争，建立一个多伙伴世界。”[4]西拉里同时为美国对“伊核问题”的立场预留退路，声称如果伊朗不终止核计划，美国将扩大对海湾国家的核保护伞。[5]美国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秩序中有妥协的空间。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甚至核大国地位，是美国化解中东困境的关键。以色列将不能延续早年的进攻思路。
3.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局限
犹太人始终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异端。经过60年血与火的较量，诉诸军事手段，以色列没有前进一步，没有实现确保持久和平的终极目标。对身处中东恶地的以色列，过分依赖军事强权是立国基础先天不足的反映。军事优势可以打败对手，但不能征服人心。迄今为止，以色列的安全需要与阿拉伯人的利益格格不入，无视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和感情。以色列因此永远不会有安全感，走不出阿拉伯民族复仇的阴影，也不能改变战略上脆弱的困境。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面对的是自身永恒的生存危机。
历次阿以战争没有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安全。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经不起残酷战争的惨烈打击，也不能支持持久的军事行动，过于依赖先制打击的僵硬战略，这是以色列生存困境的产物。以色列展示军力的传统方式越来越过时，其军事设施在面对非常规威胁时派不上用场。军事技术的进步和远程打击手段的涌现使以色列国土狭小的缺陷更为突出，而恐怖袭击的方式层出不穷和战术防不胜防也使以色列在战场上的胜利因民众生活中的惨重代价而失色。历次中东战争中所向无敌的武功不能掩盖对外冒险在战略上走进死胡同的困境。
抵抗运动代表着阿拉伯世界的尊严。犹太复国主义踏上中东舞台时，巴勒斯坦已不是无主的空地。以色列的成立意味着巴勒斯坦人被吸收同化，或者被屠杀驱逐。五次中东战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犹太人的复国之梦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的剥夺和奴役上。正如欧洲千年对犹太人的残害催生了犹太复国运动，以色列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剥夺和奴役也不可避免地催生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兵民是胜利之本，阿拉伯世界的真正力量蕴藏在三亿民众与辽阔的疆域之中，这是支撑持久抵抗的力量基础。
以色列生存的军事基础正在削弱。它表现在军事手段60年来没有改变以色列的困境，以色列国防军在与游击武装的抵抗战士作战时无能为力，也表现在美国独力顶住整个世界的压力袒护以色列，在军事上打击削弱对手的时代一去不返。以色列的军事对手从阿拉伯国家机器转向以民意为基础的宗教组织，战争呈现出人民战争的持久性质。在2006年对真主党的战斗中，以色列具有绝对优势而失败了，传统的速战速决、先制打击策略一筹莫展。在过去60年战略优势期，以色列不能依仗军事强权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绝对安全，那么它可能永远不能。

优势向阿拉伯世界倾斜

中东正在进入新的时期，几个世纪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势力影响下降，而本土力量正在重新显示力量。美国的衰落位于这一世纪性巨变的核心。伊朗和土耳其近百年来第一次上升为地区大国，骤然获得了相当的主导空间。而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战略处境与后冷战初期相比大为改观，阿拉伯与穆斯林民众将可能在共同敌人与伊斯兰教的纽带下重新团聚。自近代西方入侵以来，伊斯兰教将可能第一次成为连接夹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这一广阔地带共享的地缘政治纽带。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曾是地缘政治和宗教敌手的土耳其和伊朗外交出现合流。与伊朗一道，土耳其外交正在发生质变，正在成为中东地区强大、独立的力量。两支强大的伊斯兰力量重新出现在中东，与新兴大国影响力的崛起一道将有利于阿拉伯世界战略背景的提升，后冷战初期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享有的一边倒的战略优势正在被冲销。逊尼派土耳其与什叶派伊朗的伊斯兰联合力量将逐渐填补美国霸权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以色列战略优势丧失的一切前提都已经具备。
1. 美国中东霸权的衰落
美国作为最后一个西方大国正在衰落。美国霸权体制走向腐朽、衰败的自然老化，成为一种渐渐消失的历史存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由美国单极独霸向大国多极协作演化。次贷危机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是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深刻的结构性衰落的产物，靠透支消费支撑帝国能力的时期正在终结。金融危机不但预示着美国经济权力旁落，它更是国际权力格局转变的强烈讯息。美国霸权衰落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东权力版图，冷战时期形成的美以同盟在这一力量巨变的冲击下不断变形。
美国战略收缩将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实力地位。美国世界战略的核心并不在中东，为避免中东政策牵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在维系中东主导权的前提下，务实地收缩战线。由于美国衰落，区域大国伊朗与土耳其的重要性快速上升，这种多级体制的巩固将加速美国中东独霸梦碎，影响到区域力量的分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巴以问题仍将占据中东问题的核心地位。冲突的双方、大国争夺围绕阿以冲突的角力仍在继续。但优势正在远离以色列。
2．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冷战后中东格局最为重大的转型已经发生，即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向地区大国演进。其影响不仅是大中东地区重新布局，它也是最广泛的东西方力量转移的一部分。苏联瓦解初期，历史似乎终结，美国是惟一的世界力量，也是中东唯一的主导力量，土耳其在美国的单极战略中寻求依托。泛突厥主义回潮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的延续。尽管迎合华盛顿的世界战略，土耳其却是在经营自己独特的势力范围。随着力量衰落，美国不可能在世界的遥远地区有效地维持统治，美国权力退潮迫使土耳其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土耳其不再只是美国的盟友。战后以来在美国秩序中寻求依托的土耳其逐渐成为自主国家，发挥战略独立性，通过独特的政治优势逐渐在地区舞台上扮演新角色。土耳其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开始具有地缘政治的新价值。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执政，在内政上显示宗教化趋向，在外交上终结了面向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与海合会国家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与约旦保持良好合作；不顾美国孤立叙利亚的政策，积极扮演叙以和谈的中间人角色；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的加沙战争，从而成为“阿拉伯街头”的新英雄。
曾经被压抑和侵犯的土耳其的复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美以战略优势的拐点。新奥斯曼主义是美欧衰落的产物，是全球力量变迁的结果，也是这一世纪性力量大转换的一部分。数个世纪以来面向欧美一边倒的外交走进死胡同，而发展战略纵深，借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历史，扩展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空间，成为土耳其的不二选择。土耳其加入伊斯兰世界政治大协作，最终会对美国在中东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产生制衡，从而也就对以色列的命运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
3．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
宗教裂痕与对以政策差异困扰着阿拉伯国家。在后冷战美国单极优势期，阿拉伯国家难以协调行动。美国利用埃及、沙特和约旦等国担忧伊朗势力的兴起，促使他们与以色列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分化阿拉伯世界，确保美以战略优势。而这些阿拉伯国家则陷入两难境地。既不能站在抵抗力量一边，也不能站在以色列一边，被迫在国家利益与民意之间艰难平衡，被指为保守妥协的化身，受到内外多股力量的夹击，而伊朗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则成为阿拉伯抵抗运动的英雄。阿以矛盾内化为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
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益与穆斯林民意的合流。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主导向区域自决演化，阿拉伯民众与政府在反以问题上的差异可以弥合。阿拉伯主义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随着美国权势的削弱与伊朗和土耳其双元权力构造的形成，自然形成区域强权相互制衡局面。埃及与海合会国家将会在地区合作与多边制衡的大框架下寻求安全与外交依托。摆脱了美国的牵制，这些国家可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与伊朗和解，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中东将结束一盘散沙状态。
转换外交倾向，顺应国内民意，可以消除威胁国家政权的根源。由于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激进势力通过选举进入各国政治体系，更多地以现存政治的异己力量存在，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政府疏远美国，顺应国内民众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的反以立场，可以转移此一激进政治力量的锋芒，避免民众指责政府软弱无能。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制造***，动摇统治的潜在威胁也将不复存在。扛起反以大旗，民族主义将成为国家政权的稳定力量。

结语

中东政治结构和环境的巨变具有百年未见的深度。就像全球秩序一样，新中东正在浮现，它与以色列一厢情愿的设想南辕北辙。由于美国缓慢衰落，中东存在基本的战略平衡，局势不太可能严重失衡。确保以色列安全仍会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仍会是唯一可对以色列施加有效影响的国家，并继续主导中东问题的解决立场及其途径。但美国再也没有力量维持四面出击的单极战略了，再也没有力量与伊斯兰世界为敌偏袒以色列了。美国在多边力量的协作中行使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以色列正在回归其固有的地位，——蜕化为美国中东战略体系中的棋子，而不能再滥用这个巨人的威力了。
对于中东地区的多边关系而言，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格局调整期和过度期。美国霸权逐渐式微，而两大伊斯兰大国的复兴将成为团聚地区力量的中流砥柱。阿拉伯世界将可能变得更加团结。海合会国家与埃及、约旦等逊尼派国家，将会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地区协作中寻找依托。阿拉伯国家强大的金融力量，可能致力于实现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大国与地区力量自然地组合与制衡，形成一张平衡而稳固的权力版图，一个基础广泛的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区域联盟维持秩序将是一种更为稳妥而理想的选择。
以色列单边优势是美国霸权的附属物，其战略形势逆转根源于立国基础先天不足。以色列几乎不存在与阿拉伯世界政治妥协的道义基础，在这一世纪性变局中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独立性，加之政治生态变幻莫测，可能也缺乏必要的国家意志施行妥协战略。但调整绝对必须。正如一个涣散、***的巴勒斯坦无法单独面对以色列，一个孱弱的以色列也无法单独面对伊斯兰世界的联合力量。以色列的真正生存危机，是在美国霸权从中东舞台消失之后。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以色列必须作出妥协，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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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的存在价值
　　
　　 这个世界上相关阿拉伯的战略只有两个：石油与安全。所谓石油，并不是阿拉伯给大家提供石油，而是阿拉伯占据了石油产出之地，别人负责行开采的劳务和技术，并且向阿拉伯缴纳高额的“份子钱”。事实上油价中的开采成本只有几个美元。所谓安全，也不是阿拉伯给大家提供安全保障，而是给各国制造不安定因素，挑动恐怖袭击和民族宗教矛盾，极大困扰了人们的生活。
　　
　　　　 阿拉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过去式，阿拉伯的现在时和将来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只有破坏和负面。但是科技落后、文化野蛮，连基本生存都无法自给的阿拉伯却在世界战略游戏中游刃有余，因为阿拉伯不是独自在战斗。一来阿拉伯往往以阿拉伯世界或伊死兰世界这样一个整体面目对阵别国，再加上欧配克等石油垄断组织，让别国受到很大的经济政治压力；二来阿拉伯的绿化渗透和恐怖手段虽然低级却十分麻烦，若不采用断然措施就无法根除，根除的代价又十分巨大；三是世界各势力集团的利益纠葛极其复杂。尽管凭阿拉伯的实力无法对抗中美俄欧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却拥有在各国的战略天平上添上最后一根稻草的终极影响力。
　　　　
　　　　 石油是阿拉伯世界杀手锏。总有人以此作为讨好阿拉伯的理由，好象阿拉伯的石油是不要钱的。事实上贸易双方是平等的，断绝石油贸易，工业社会丧失发展动力，而阿拉伯会丧失生存资料。伊拉克受到制裁后的结果清楚表明，石油贸易是他们的生存线，但是他们却敢拿自已的生存线来要胁别国就范。就是因为世界各国勾心斗角的，阿拉伯很方便地各个击破。所以阿拉伯是靠石油美元生存的，各工业国争先奉上美元，生怕自已比别人少拿了油。
　　　　
　　　　 “祸水东引”这个说法，就是阿拉伯战略的典型体现。各方都认为它不是好东西，是“祸水”，但是都不愿消除它，只想将其引到别人头上。结果引来引去，最终都会引到自已头上，想利用祸水反受祸害。所以我们看到有奇怪的现象：这祸水将五常全得罪了，但是中美俄欧不得不竞相采取安抚策略拍马屁，配合治标不治本的小规模反恐行动以求得一时安宁。其实谁都不得安宁，只求自已比别人更安宁一点，就算是赢到了。就象狐狸分饼的故事，两只小熊都认为自已手里的饼比对方大一点就赚到了，实际上狐狸得到了净利润，两只小熊加起来是净亏损。
　　　　
　　　　 消除祸水的代价巨大，如果仅一个国家承受，必定会因国家实力的消耗打破国际平衡。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愿率先牺牲，各国宁可忍受阿拉伯的寄生，尽可能的保持平均失血速度来维持平衡。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合作后再斗争。国共内战不共戴天，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抗战结束国共又对决。道理很简单，双方是抢江山的，当然要保证胜利的一方能够独享胜利果实，这架打得才有意义。如果外敌入侵时期还不合作，那么双方都是输家，继续打架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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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阿拉伯的利益大餐
　　　　
　　　　 换个思路，试想阿拉伯若消失，这个世界上会因此损失什么？会因此获得什么好处？会留出多大的利益空间可供各集团势力瓜分共享？这个世界的共同智慧能否将大家的净亏损扭转成净利润。毫无疑问，利益空间极其巨大。一、石油免费了，只剩下开采成本和运输成本；二、减排成功了，减排人是最彻底的减排。不论是空间压力和环境压力都大大地减轻。三、恐怖主义缓解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与阿拉伯有关。四、***势力抑制了，因为很多***分子都是拿阿拉伯不劳而获的幸福榜样来鼓动民众。五、最重要的，彻底解除了千秋万代的后遗症，再也不怕所谓的仇恨和报复。“播种仇恨”是圣战者惯用的恐吓，而仇恨是需要载体的。载体都灭了，还播个啥。六、人民群众解脱了，除了生命威胁以外，大多数民众为恐怖分子付出了经济和社会的代价。
　　　　
　　　　 比如，每一个坐过飞机的人都为恐怖分子买了单。911后全球机场安检措施大大加强，鞋子炸弹的出现使得某些航线上的乘客挨个脱鞋检查，英国液体炸弹未遂案让旅客为自已的化妆品和洗漱品发愁，南航炸机未遂使所有的密封饮料拒之，喝一口也不行了；这次尼日利亚炸机犯是将违禁品藏在裤档里，不知以后每个乘客会不会挨个“掏档”后才准登记机。由此旅客损失大把的指甲钳打火机化妆品酒菜饮料，手续的严格复杂耽误了大量时间，为此误机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帐都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旅行只是受影响的其中之一，事实上反恐的代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洗钱增加的金融成本，大量安保增加的社会成本，比如奥运安保成本所占比重的逐年上升，北京奥运是最高的。而且各种安保措施给民众生活造成影响。
　　　　
　　　　 具体到中国，首先石油进口成本大大降低，还可能在中东获得支撑点立足。有人说列强们是否愿意跟中国共享成果？利益从来不是施舍而是博奕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博奕的是减排，减排就是损失。连博奕亏损都能谈下来，尽管谈得艰难，那么利润博奕没理由会破裂。现代工业文明的智慧不应把“共赢”的事搞成“共输”。鉴于利润空间极度巨大，其实分配完全可以按股份制和薪金制结合，按出资出力的多少，结合功绩考评，再留出一部分用于收买全世界的赞成票，尽可能地扩大获益面而降低阻力。博奕的结果也只是净利润的多少，不再会是净亏损了。中国也不必向没有石油的阿拉伯人白白提供什么援助。其次附带收益也大，兵不血刃地解决疆毒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放弃***诉求了。冻突用来煽动的借口，就是汉人抢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东土期望的生活方式，就是中东石油富国依靠出卖资源不劳而获地过上奢侈生活，梦想着阿拉伯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如果他们在今天看见阿拉伯的下场，他们还会为明天去争取同等结局吗！而中国的穆撕林群众，除了享有中国人的红利以外，也大大提高了自已的宗教地位。长期以来，作为伊斯兰的发源地，阿拉伯白回根本看不起黄回和黑回。白回成白骨了，黄回自然晋升，甚至可夺正统位。
　　　　
　　　　 可行性分析，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喜欢谁都让它消失，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打响了。大家也就回到石器时代了。虽然此项阿拉伯工程成本巨大(收益更大)，但执行难度低于反恐。阿拉伯惯于在威吓别人的时候打包整体“伊斯兰世界”施加压力，闯祸后又以“不是所有的穆尸林是恐怖分子”来逃避打击。这也正是反恐困境，恐怖分子混迹于平民，根本无法区分；很多平民就是恐怖分子，他们只在行动时才暴露出恐怖分子身份，行动之前就是平民，行动结束后也是平民。反恐力量可以攻击的空间窗口和时间窗口极其狭小，军事科技差距被抹平。造成这一结果的唯一的障碍是心理障碍，不是技术障碍。只要突破障碍，扩开思路，将阿拉伯世界整体打包删除，是没有任何技术障碍的。
　　　　
　　　　 全世界各国势力、各族人民达成共识，可一举缓解世界的人口问题、减排问题、能源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开拓空间。当然，此项工程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世界人民依然为了各种利益相互协作和斗争交织，但是可以保证相关利益筹码赢家吃个通透，输家付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