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日本“需要”中国

allbarcelona

《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先生和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先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文呼吁“中日接近”，他们所作的“抛开历史问题”、“中国应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建言，这一段时间在坊间引起了无尽责难。驳难者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绥靖会颠覆中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也会养痈为患助长日本式的机会主义，最终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日关系问题真的主要是一个国家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问题，或者如有些学者撰文所说的那样，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吗？我更希望中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还是应该把中日关系放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长远利益需求、以及东亚国际安全这样的维度上，对它谨慎作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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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摆脱“旧亚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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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如同马立诚、时殷弘等先生一样，我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愈走愈远。中日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天然的地缘劣势，一为大陆国家、需要有可靠的途径保障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一为海洋国家、必须有大陆作为市场和国家安全的背靠与保证，正如欧洲之法德，相敌则两败，相合则两胜，东亚的这两个国家只有克服歧异相互合作，才能共同改变其地缘劣势，并历史性地实现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的相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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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中日关系上，历史认知问题当然很重要，不是说放就可以放下的。但中日关系又的确不简单只是一个历史认知问题，为中日两国、也为东亚的未来计，寻求以合适的方式超越历史，是有必要的，怨怨相缠何时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今年6月初在东京出席国际政策研究协会第15届座谈会时，就吁请亚洲国家摆脱“旧亚洲”的阴影，致力塑造和建构一个新亚洲：“如果要我说出欧洲最值得亚洲学习之处，那就是勇于忘记和原谅的精神；亚洲人不应被过去的纠纷和战争，暴行和被统治的耻辱，牵绊亚洲向前迈进的步伐。”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务实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借鉴，他在1969年时一边说出：“我这一代和年长的一代只要活着一天，就无法忘记（日本占领时期）。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却绝对不能忘记。”一边又说：“我们的人民大都是精明而讲实际的。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过去不愉快的经验，妨碍可以让日本人参与我们的工业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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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然而，是否超越历史就可以实现“中日接近”呢？我的看法又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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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日本缺少亚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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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呼吁“中日接近”的同时，我们又需要对中日关系短期内取得大突破的可能性慎重以待，民间对“中日接近”命题的情绪化反应虽无甚必要，但如果在“中日接近”问题上意气用事、对它不作环顾上下左右的通盘权衡谋算，就会导致战略上的失误。清晰地认识到中日关系与日本问题的复杂性，是绝对必要的。究过去、当下乃至未来来说，中国欲寻求中日关系有所改良，就不能不正视横亘在“中日友好”之路上的一大基本妨碍：日本亚洲认同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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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国家之间如何才能达成合作？有共同的利益当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相类似的知识与心理基础，那么，牢靠而有效的合作关系仍是难以想像的。恰恰在这方面，中日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命运与亚洲这一区域相沉浮，但日本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亚洲共生共荣吗？实际上，今天对中日友好形成最大障碍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日本在亚洲”的心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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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整体来说，日本并不认为自己也是“亚洲的一员”，只不过地理上不得不在亚洲而已。1986年，日本评论家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为《再见了，亚洲》的书，书中把亚洲国家看成是“垃圾场”，日本是高耸其间的“高楼大厦”，是自由、民主、富裕的“世界大国”。谷川的说法在日本很有代表性，在多数日本人的视角中，日本与亚洲并没有多少同一性，前者是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后者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前现代的，因此，脱离亚洲势在必然。地理上在亚洲、心理上在西方，是日本的国际身份认同的基本现实，这一认知“错位”可以追溯至明治维新和福泽喻吉的思想传统。明治维新时期那些嫌恶自身过去和它的价值的日本人，鼓吹全盘接受外国的东西，他们的主张乃是：“日本必须再生，以美国为母，FaGuo为父”；而日本近现代思想之父福泽喻吉，众所周知则是明治时期日本应“脱亚入欧”的不遗余力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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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正因为在情感与心理上没有把自身定位为亚洲国家、不是亚洲生存共同体的有机成员，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才形成了经济与亚洲联为一体、但政治上却一直跟着美国跑的怪异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度热衷于推行“大国外交”，致力于改变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面貌，并因此致力于重新同亚洲接近，在口头上强调是“亚洲的一员”的同时，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和行动，立足于东亚特别是东盟来调整其政策。铃木善幸首相1981年强调：“没有东盟的和平与繁荣就没有日本的和平与进步。”1989年，竹下登首相则说：“亚洲是日本的故乡，日本是亚洲的同胞。”亚洲的崛起也重新唤醒了日本人的亚洲意识，促使日本外交构想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脱亚论”与“归亚论”之争。但从实际结果来看，“脱美入亚”总体而言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产生太大效果，“脱亚论”在许多日本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美国优先”的政策传统和“西方第一”的偏见意识，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大众心理和社会生活中依然随处可见，对日本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决策与思想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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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个身在亚洲但“神”不在亚洲的国家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有机紧密联系吗？实在很难。日本亚洲认同感的薄弱，助长了这个民族的强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这种强者为王、“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心态，及在这种心态下的优越感、比其它国家“进步”的意识，使日本在历史认识上难以树立起“平常心”，对亚洲其它国家所经历的痛苦无所感受，并视自己过去所为都理所当然。道歉因此是逻辑不通的，反省因此是不必要的，日本就这样“自决”于亚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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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亚洲世界的共同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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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日本民族亚洲认同的缺乏妨碍了它重新“进入”亚洲，也使得“中日接近”成为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这到底是谁的“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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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的痛。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一个宣称“周边有事”时要以武力进行干预的国家就在中国的身侧，中国能不把它作为一个威胁而无视安全忧患吗！中日关系不“正常”、没有基本的互信互利，中国的受威胁感就不可能解除，更大一点说，中国的国家崛起就将面临很大的挑战。撇开其它问题不论，仅就台湾问题—也即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没有一种相对友好的中日关系，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都将凭空生出繁多曲折，无法顺利完成。台湾问题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人们注意得多的、思考得多的，是美国因素，这是明的、摆在桌面上的东西，实际上，在暗里、桌面之下，基于日本过去乃至现在与台湾千丝万缕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以及对台湾回归中国大陆后的安全恐惧，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所能起到的或正或反作用，丝毫不比美国来得小和弱。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收复台湾的经历，这三次收复台湾，日本不是作为战败国，就是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象征性的宗主-从属关系，这种历史原型对于今天的中国统一事业的启示，乃是安内须先安外—如果中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能形成较为和睦的共存共荣结构，那么台湾的回归就不会如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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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们还要说这是亚洲的痛。正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世界的政治家、商业精英和专家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如果不能有机整合联为一体，亚洲的未来也就将一直是个问题。亚洲的希望在于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政治整合，当然，就整合的现实性而言，这样的可能性在目前还只能是东亚。广泛地说，它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狭窄一点说，它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就现状而言，东亚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经济整合的水平虽然相比以往在不断提高，但比起欧盟式的经济共同体，其制度化水平还远犹不及，而区域内的政治整合水平，则更远远与经济整合水平不能相称。东亚的整合离不开日本的参与甚至推动，近些年来，马哈蒂尔、吴作栋等东亚国家的领导人，均呼吁过日本牵头来从经济上“一统”东亚；东亚的整合同样离不开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的历史性携手，中日这两个国家南辕北辙，东亚的未来也是不可想像的。一个渴求着崛起的东亚因此希望中日两国稳定走上友好合作之途，一个对亚洲总是心不在焉的日本却一次次因为认知缺失让亚洲体验到了失望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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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们更要说这也是日本自身的痛。日本如不能与中国改善关系则就不能成为“正常”国家，美日结盟的结果是俄罗斯与中国都不得不将日本视为现实或潜在威胁，一个不被当作朋友的日本显然不可能得到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政治支持并且成为需要进行军事预防的对象，它的结果是加剧了日本的政治军事紧张，使日本下意识进一步结牢美日同盟的链条，美日军事同盟链条的固化反过来又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臣服。而美国基于半个世纪前珍珠港事件的教训及日本的侵略经历，以及基于当下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能够迅速将其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的现实，在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并在美国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帮助”日本扩张军事能力、以维持东亚的均势的同时，也一定不会让日本重新武装为一个军事上的“正常国家”，更不会让日本成为国际政治上的“正常国家”。美国可以保证让日本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正常国家”，但一个完全“正常”的日本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美国国内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常性泛起“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不时泛起“日本威胁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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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中日修好取决于东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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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中日修好呢？
<br>　　把其它任何枝枝节节的问题都放到一边，未来中日关系能否改善、中日两国能否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的邻居”，在其基本层面上，将决定于日本能否回归“亚洲”、建立起清楚的亚洲身份、意识到与亚洲的命运共同，和中国能否予以配合复原中日两国历史交往中的复杂、多维特性，而不是继续简单化的作入侵者—抵抗者的历史关系认知。中日关系的改善必然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的结果，没有经济与政治地缘上的相互需要、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或说知识共同作为前提、没有两国精英阶层对两国关系的普遍共识，中日关系就无大幅改进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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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国家之间的认同是情感考量，也是利益考量。在目前中日民众之间嫌憎之心日长、相互怀疑加深的情况下，正如中国的对日关系考虑，直接与中国是否有“求”于日本、及对日本的所“求”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所占权重大小相关一样，日本是否焕发对亚洲和中国的认同，也主要将取决于日本是否有“求”于中国、及对中国的所“求”在日本国家利益中所占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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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从利益的层面看，中日之间有修好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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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毋庸置疑，日本对中国是有需求的，对亚洲也是有需求的。应该说，在减缓和消除朝鲜核恐惧、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成为“正常国家”等至关重要国家利益问题上，日本离不开中国和亚洲的帮助与配合。日本的利益在世界，更在亚洲，一个完全与亚洲相脱离的日本，只会是一个超级经济强国，而不会成为一个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国家，甚至就经济来说，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日本如果不与亚洲特别是东亚联为一体，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要求有区域经济整合作为支撑的大背景下，它的现有经济地位同样难保。从日本的长远战略利益来看，实际上，离开了亚洲日本就等于慢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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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日本对中国的需求不能说不大，但从近些年来中日关系实际上在走下坡路的演变情况而言，日本对中国的需求，目前尚不足以“迫使”日本感受到必须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日本对东亚区域的需求，与日本对中国的需求并不是重合的。如果日本在与中国疏远的同时，与东亚国家之间有较好的互动，那么，日本就不会感觉有花大力气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必要。鉴于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及争夺对东亚的“领导权”等现实，近年来日本的亚洲政策，如小泉首相推行“新东南亚主义”，和在历史问题上对中韩两国区别对待，正是有近东亚其它国家而远中国、意图将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分而治之”的意味在内，在此情况下，只要中国与东亚区域没有产生有机关联，日本就不会生发要与中国拉近距离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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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也鉴于日本离不开亚洲，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在东北亚中韩两国实现更高程度协同、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及政治合作上升至新水平，那么，通过中韩关系和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中间纽带，日本对亚洲的需求就会与日本对中国的需求合而为一，中国与东亚区域的联系越深，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也就越大，中日两国修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未来中日关系究竟如何、可能达成什么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更取决于整个东亚区域的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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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隔离”日本才便于“中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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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欲拉近中日关系，必须先“疏远”日本。未来“中日接近”，中国需要树立起的是两种国际政治理念：其一是建构意识，中日关系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又是建构的产物，如果能在合理把握现状和认识未来趋势的基础上，灵活地建构新事物，“制造”日本对中国的需求，那么，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就会深厚；其二是要有清晰的地缘概念，究中、日、东亚三者间的复杂多维互动，未来中日关系改善，直接走中-日这样的道路是不太容易行得通的，而要以迂为直，走间接路线，善于调动其它力量，借力打力，充分激发日本对亚洲世界的认同，并在这一过程中让日本明确感觉到它对中国的需求。如果周围国家都与中国交好、亚洲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都对日本施加了足够的压力，那么，日本也将不得不加入到与中国交好的链条中，而不可能继续一味任性冷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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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隔离”日本因此是激发日本的主动性、寻求与中国接近的不二之途，中国为自身的国家利益、也为东亚的集体福祉计，在致力于中日修好的过程中，先要与亚洲其它国家接近、大力与朝鲜半岛、东盟组织发展合作关系，在亚洲“孤立”日本，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出一个有利于“中日接近”的地缘政治环境。水到则渠成，如果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顺利，并达成一定规模的一体化，那么，日本最终将“被迫”进入东亚一体化的大循环，它不能不重新重视起对中关系、致力于与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合作。
<br>　　中日关系必须以迂为直的道理，事实上已经部分得到检验。今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升温，不光是中国，其实日本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也在为“中日接近”造势，就与近年来中国对东亚的“攻关”息息相关。中国与东盟这两年越走越近，并在去年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计划后，曾引起日本国内的极大忧虑，一个被亚洲“孤立”的日本是不符合日本利益的，兼之东北亚日本的“宿敌”韩国与中国的经济政治联系也日益密切，日本不能不考虑如何“在亚洲”的问题，它的空间身份继续徘徊在亚洲之外不利于日本重新“进入”亚洲并在此一区域实现它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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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客观说来，当下中日修好的时机虽然还不是太好，但相比以往却已经有利得多，其中的一大缘因，就是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地缘关系，近些年来又在向东亚世界的历史原型局部回归。如果中国在维持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良好关系的同时，还能够与南亚的印度进一步化敌为友、携手共进，一起来推动东亚的一体化建设，那么，中日之间的合作基础还会加大，日本在“中日接近”中的主动性还会“被迫”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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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近期还不宜对中日关系期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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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究目前来说，对中日关系期望太高，还是不适宜的，东亚世界的整合，尚没有达到要使日本感觉到在各方面“离不开”中国的程度。所以，用“亲日”这样的词汇来描绘中国的对日政策，是不确切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容不得感情用事，中国当下所能做的，也不过是不要与日为敌而已，单方面太过主动，反可能欲速不达，被日本利用而损害中国自身目标。基辛格的这句话说得好：“太热衷的态度很少能加速谈判的进行。”对日关系在目前情势下，太冷不宜，太热也不宜。对于近期以来对“中日接近”所表现出来的一定兴趣，中国应适当配合，该合作就合作，该进一步就进一步，并要显示出一定的主动性，仅仅期望日本主动，就会陷入国际关系的两难。但一定要保持适度，不可急躁冒进，持有非分幻想。那种将“中日接近”与“反美”划等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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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们还要认识到中日交往在未来一些年份中的利益互求而不是感情亲和性质。日本对亚洲的认同，目前还更多是在利益层面而难以一下子上升到情感层面，后者需要耐心细致的共同知识培育与对共同命运感的体认。所以，将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必须紧密围绕中国的核心性国家利益而展开，如果在台湾问题、南沙问题、东亚经济合作等问题上达不成有效的谅解与承诺，中国就没有过于主动拉近与日本关系的必要。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日本的确回应以诚意，中国在“中日接近”中考虑到日本的国家利益追求，如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合作、和未来台湾回归后保证日本的航道安全等，也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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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东亚的两个大国能不能真正实现“接近”，还有待于相互创造时机，绝不能剃头担子——一头热。对于中国来说，永远记住但又不一味纠缠于历史问题，是有必要的，但作为日本来说，却又大有必要对历史问题有合理认知和明确交待。《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说：“不论日本和亚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及扮演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角色，就必须先了结这个道歉的课题。亚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为此，我们彼此之间都应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而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在2002年3月访问北京期间，在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也说：“我们日本人，包括我自己，如果在思想上不加以调整，目前的日本很可能一下子就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像小泉那样‘到时才决定’（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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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barcelona

最根本的就是让中日之间的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回归传统现实的利益考量

这个杀手不

最近在看外国人看中日关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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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觉得从世界角度看中日关系的现状会更好点,中日关系在许多方面有许多历史的联系,也有历史的灰色暗淡的不堪挖掘的血色凝固,在中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观点,教育方面来看,双方的互动都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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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如何让日本更需要中国?个人观点觉得这未必刻意强求,这未必是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也不是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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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领导人在政治的博弈中有比我们更高的政治手腕,看着现实吧,这个由现实来解答

这个杀手不

最近在看外国人看中日关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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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觉得从世界角度看中日关系的现状会更好点,中日关系在许多方面有许多历史的联系,也有历史的灰色暗淡的不堪挖掘的血色凝固,在中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观点,教育方面来看,双方的互动都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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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如何让日本更需要中国?个人观点觉得这未必刻意强求,这未必是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也不是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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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领导人在政治的博弈中有比我们更高的政治手腕,看着现实吧,这个由现实来解答

杨威利

<p>日本一直需要我们~~~</p><p>1 中国的威胁迫使美国需要日本，否则两国矛盾将公开化。</p><p>2 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局面就不能维持，难免发生不符合日本利益的事件（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都不利于日本）。</p><p>3经济原因不用我说。</p>

lsl6707

中日友好利日利中，但是中日在好仅是一句空谈。假如在1840年以前，还有可能，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31年的9。18和1937年7。7事变，太多的冲突与战争使两个民族的矛盾不可能在二、三代人之中消失，将来中日关系的范例不是德法关系的翻版，而应与英法百年战争后的情形相比较。无讼地理位置与民族血缘关系，英法关系将是中日关系未来的方向，愚蠢地认为亲善和DIZHI都不是正确的

zue

中日关系属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顺天命尽人事吧

zhishan

<p>日本从去年开始对中国的依存对就大于中国对他的依存度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