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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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付俄国新发现的与西方对抗的倾向呢？
     
    西方面对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该怎么反应呢？伊凡·克拉斯蒂夫认为定义为专注在国家利益上的接触政策，从以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十九世纪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不是解决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可行办法。
     
绪论
     
    后冷战欧洲是历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石油价格飙升的推动下，普京总统把俄罗斯变成了强大的国际政治玩家。俄罗斯对于西方信贷的依赖已经变成了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的军事预算从本世纪初已经增长了六倍，俄罗斯的情报网已经渗透到欧洲的各个角落。俄国已经重新获得对于中亚的影响力，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建立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些日子莫斯科的普遍情绪是“俄国不断上升，美国不断下降，欧洲已经出局。俄罗斯这个从前在西方太阳系里的冥王星已经脱离了太阳系轨道，决心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体系。” [1]
     
    欧盟-俄罗斯合作和伙伴关系的言论不能掩盖相互猜疑、误解、沮丧、厌恶开始确定欧盟-俄罗斯关系的动力学的事实。一方面，俄国反对西方支持的科索沃独立，反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布鲁塞尔对于俄国在欧洲的攻击性能源政策越来越担忧。这些已经让人回想起冷战时代毒化了双方之间的关系。一个法国高级外交官注意到“苏联比现在的俄罗斯更容易对付。有时候苏联很难对付，但是你知道他们阻碍是要得到一个目标。现在俄罗斯试图在任何事情上系统性地封锁西方，显然没有明确的目的。”[2] 在西方人看来，俄罗斯已经从正在形成的伙伴变成正在形成的敌人。克里姆林宫新外交政策核心的商业主义和救世主信念的结合让欧洲感到害怕。

    普京的新过分自信的外交政策，最突出表现在俄国总统去年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说中，建立在两个主要的假设和一个战略算计上。第一个假设是美国的全球霸权是不能持久的，美国势力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全球霸权现在的危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危机。俄国媒体把伊拉克的溃败看作是“美国的阿富汗”。华盛顿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与欧洲盟友的冲突被看作非正式美帝国在欧洲的解体。美国最近的次贷危机被看作美国经济根本性虚弱的信号。

    第二个假设是欧盟作为后现代帝国的存在本身是对俄国利益的威胁。但是在俄国人看来，欧盟是暂时性现象，恰恰因为它的后现代本质。俄国的欧洲战略建立在期待主权民族国家决定欧洲的未来。这就解释了莫斯科强调与欧洲大国间的双边关系上，越来越不愿意与欧盟打交道。普京在总统任期初期，倾向于把欧盟看作慈善的竞争者，和莫斯科追求多极世界的战略伙伴。但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成为俄国的9-11袭击，它对于俄国外交政策思考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莫斯科认识到欧盟是个唯一边界没有确定的大国，推广其原则和机制的强烈欲望是欧洲工程的内在要求。作为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爆发以及美国支持的政权更迭作为合法的政策目标的回应，普京采取了主权外交概念---安全被理解为至高无上的主权---受到外来的干涉越少，你就越安全。

    莫斯科的战略算计是“西方正在丧失对于全球化过程的垄断权。”[3]接下来的十年提供了恢复俄罗斯全球影响力的机会之窗。否则俄国就被中国的崛起所掩盖了，莫斯科将永远成为大国俱乐部的“经济仓”。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新发现的和西方对抗的倾向不是感情上的过分反应，或者哗众取宠的表演，它是战略选择。克里姆林宫的新外交政策在本质上不是偶然性的。它是俄国精英内部和俄国社会大众的新外交政策共识的表现。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变化不可能改变这样的共识。

欧盟的例外主义

    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在总结欧洲的共识时写到“一九八九年终结的东西不仅是冷战或者甚至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终结（或许只是在欧洲）的是三个世纪来的政治体制：强权平衡游戏和帝国欲望。”[4]

    欧洲政策精英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这个后现代欧洲秩序的主要因素被认为是高度发展的建立在公开和透明基础上的相互干涉对方国内事务和安全的体制。后现代体制不依赖权力平衡，也不强调主权或者内政外交的区别。它拒绝了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工具，或者在欧洲国家间推动相互依赖的工具。建立在欧洲人权公约制度化的人权优先基础上的共同的欧洲法律空间建设就是后冷战欧洲的体现。这个秩序的本质是逐渐把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转变成为欧盟成员国或者欧盟伙伴国。

    布鲁塞尔对于后现代欧洲秩序和美国全球霸权之间的互动的观点一直是模糊和虚伪的混合物。欧洲政策精英公开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鼓吹多边主义甚至多极化。但与此同时，欧盟工程建立在美国在欧洲的安全保护伞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下。欧盟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开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二〇〇三年跨越大西洋关系的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已经容忍了欧盟的例外主义。

    在“欧盟-俄罗斯关系的权力审计”中,欧洲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紧张地指出“俄国成为欧盟最能引起分歧的因素。”莫斯科已经成功地把欧盟成员国***成为“特洛伊木马”、“新冷战斗士”、“战略伙伴”、已经友好的冷淡的实用主义者。它已经挑起欧洲企业精英（对俄国友好）和政治和安全精英（对俄国紧张）之间的冲突。它已经削弱了欧盟的共识。在欧盟理事会看来，俄罗斯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替代欧盟的意识形态选择，有不同的对待主权、权力和世界秩序的看法。”

    俄国的三个决定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退出常规武器公约、有意阻挠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很明显俄国和欧盟在后冷战欧洲秩序的本质和欧亚不稳定的根源问题上存在对立看法。

    俄国在一九九〇年代不是后现代国家，但是属于后现代欧洲秩序的一部分。欧洲的常规武器条约，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建立在闯入性检查和积极的监督基础上）和俄国是欧洲理事会成员等都是俄国融入后现代体制的主要工具。它们让俄国看起来好像接受了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后现代要求，同时作为国家它仍然遭受功能障碍和身份危机的困境。俄国的虚弱地位造成了一种幻觉，使得莫斯科似乎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欧洲的后冷战秩序一样。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莫斯科一旦逮住机会，就和后现代性保持距离，按照十九世纪的欧洲实践和意识形态塑造国家主体性，而不是根据二十一世纪的欧洲观点。

    欧洲人的幻觉也已经破灭，不再相信俄国能够成为欧盟在争取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多极世界的伙伴。对于莫斯科来说，支持多极化和鼓吹多极世界不过是对抗美国霸权的战略武器而已。现实上，俄国的外交政策本能更接近美国而不是欧洲。俄国相信实力，单边主义和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看，主权不是权利，它的意义不是联合国的一个席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主权是能力，它意味着经济独立、军事实力、文化认同。在克里姆林宫的词汇中，主权就是大国的同义词。虽然欧盟的建立是作为对民族主义危险的反应，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民族国家灾难性的争斗的反应，俄国的外交政策思维受到后民族国家的危险和苏联解体的影响。欧洲人的噩梦的根源是在一九三〇年代的经历，而俄国的恶梦是俄国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经历。欧盟认为缺乏民主是欧亚不稳定的根源，俄国认为软弱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出口政策是后苏联空间不稳定的根源。欧洲秩序的这些对立观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俄国对欧洲秩序的观点夹杂着对于“欧洲音乐会”时代的怀旧情绪和对当今保持在经济上对西方开放，在国内政治上拒绝西方干涉之间的平衡的中国的嫉妒的混合。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主权民主意识形态就是融合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防止任何外国势力对于俄国内政的干涉。

    普京的俄国不是赤裸裸的独*国家，也不是苏联的平装本。普京的俄国是让人困惑的工程，融合了俄国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和影响俄国政治传统的对于民主政治的恐惧。共产党一党专制国家被普京的输油管国家代替。普京为俄国社会提供了消费者权利，但是没有政治权利，提供了选举但是不是大众对于权力的控制，提供了国家主权但是没有个人自主性。普京的主权民主模式成功获得了政治稳定，但是没有能创造稳定的政治制度。普京能够代表俄罗斯说话和行动，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但是，普京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imitri Medvedev）（不久就在二〇〇八年三月当选总统）和普京本人（既是总理又是国家领袖的双重身份）和合作关系可能不像研究接班的战略家预料的那样和谐。在俄国，权力的转移总是财产转移的过程。在俄国政治体制中存在两个权力中心的情况让这个政权非常不稳定。用普京自己的话说“权力集中是俄国的DNA。”

    俄国既是不断崛起的全球大国，又是受腐败泛滥效率低下体制困扰的弱国。普京的俄国更民主了，但是比苏联更难以预测更不可靠。普京政权似乎牢不可破同时又异常脆弱。俄国的经济增长既让人印象深刻又无法持久。俄国越倾向资本主义和西方化，它的政治就变得越来越反西方。

政策陷阱

    目前，西方政策制订者在两者之间摆动，一方面想说话严厉教训一下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西方已经失去了支配俄国的大部分杠杆。西方对于俄国的战略失败于那些想遏制俄罗斯和那些想接触俄国的人之间的争吵不休。不幸的是，“遏制”和“接触”只是政策口号，不是有效的战略。

    西方准备好遏制俄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俄国的意识形态，俄国预料之中的领土扩张、俄国在欧洲的经济存在？遏制其意识形态将是微妙的，因为普京没有提供用来出口的连贯的意识形态。主权民主或许对于有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精英和社会有吸引力，但毕竟主要是防御性武器。莫斯科当今的软实力的核心不在于普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在于石油金钱和俄国公司的腐败能力。遏制俄国的领土野心也是错误的目标。俄国的外交政策（和苏联不同）并不在于领土问题。莫斯科并没有恢复领土帝国的梦想。克里姆林宫感兴趣的是控制后苏联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让西方影响中立化。说到俄国在欧洲的经济存在，“遏制”的概念与西方市场自由的根本原则冲突。欧盟采取反对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是延缓欧洲的经济增长。和苏联决心摧毁资本主义不同，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在利用资本主义而且乐此不疲。俄国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资本主义，相对开放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世界融合的国家。”[5] 经济上遏制俄国将遭到欧洲企业界和欧洲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总而言之，遏制不是能起作用的政策选择。这是一个修辞说法，正如俄国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喜欢说的，遏制俄国是一种心态。[6]

    “接触”也不过是政策口号而已。很容易同意俄国和西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西方在对付伊朗核野心，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在对付亚洲的崛起时需要俄国的合作。俄国需要西方的帮助实现技术和机构现代化。但是接触政策被定义为关注国家利益，是对以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急速转向十九世纪的权力政治，这对于当今西方和俄国的关系来说并不是可行的选择。鼓吹在俄国和西方之间“大交易”的人没有考虑到欧盟作为全球政策玩家的特殊性。尽管美国是主动选择的意识形态力量，欧盟则是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的苏维埃力量的“政治个性”，欧盟力量的“正如我们现代知道的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7] 当欧盟转向十九世纪的强权政治的时刻，共同的欧洲外交政策就不再是可以想象的了。与俄国的大交易将造成欧盟中的大国的外交政策重新国家化，将摧毁共同的欧洲外交的希望。

    简而言之，西方面临一个不愉快的选择。坚持一九九〇年代的政策理论基础，将面临和俄国对抗加剧的风险，但是如果破坏那个政策基础将威胁到欧盟作为全球政策玩家的意义本身。西方应该决定如何对付俄国，不管是作为崛起的全球大国还是因为高油家暂时风光的衰落的大国。把俄国当作衰落的国家是有诱惑力的，但是非常危险。

    把俄国当作有效率的独*国家来威胁将是一个错误。普京的政权比多数观察家看到的更不稳定，效率更低。希望俄国的修正主义给予新支持，扩大北约，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纳入西方范围也是幻想。从长远来看，普京的俄国不可能扮演从前苏联曾扮演的角色，让欧盟和北约扩大作为西方首要和唯一战略可能产生反作用。这样的战略过分高估了欧盟和北约的转型能力。巴尔干地区最近的发展显示欧盟和北约的软实力在衰落。非常明显的是欧盟和北约东扩对于弱小国家和***国家来说并不是灵丹妙药。在后苏联空间采取扩大北约的战略可能产生进口不稳定到欧盟和北约的危险，而不是把稳定出口到欧亚地区。第二，欧盟和美国对待俄国的看法不同。对于美国来说，俄国首先是全球大国，华盛顿有兴趣和莫斯科合作以维持全球秩序。对于欧盟来说，俄国首先是欧洲大国。布鲁塞尔感兴趣的是维持后现代欧洲秩序的本质。一个共同的跨越大西洋战略是美国和欧盟都希望看到的，但是要实现它非常困难。尽管美国政策制订者能决定建立他们与俄国的关系，首先围绕者非扩散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但这不是欧盟的战略选择。

    今天欧盟和俄国对立的真正根源不是利益争夺或者价值观的不同，而是政治上的不和谐性。俄国对于欧盟的挑战不能减少到能源依赖或者莫斯科要支配碰巧成为欧盟新邻居的“周边近邻”的野心。在当今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的冲突，历史显示民主和独*国家能很容易地合作，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国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

    强调人权和开放性的欧盟威胁了克里姆林宫的“主权民主”工程。俄国坚持权力平衡和商业主义的地缘政治强硬方式刺激了欧盟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的重新国家化。在莫斯科看来，欧盟的民主推广政策惊醒了民族和宗教政治的噩梦是对俄罗斯联邦领土面临***的威胁。与此同时，面对俄国拥有国家情结的公司的入侵，欧盟成员国忍不住要在经济的某些领域竖起贸易壁垒(比如国内能源市场),因此威胁到作为欧盟工程核心原则的自由贸易秩序。另一方面，俄国感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入侵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忍不住要重新创立警察国家以便阻止外国势力对于内政的干涉。布鲁塞尔乐意支持中亚独*者为的是限制自己对于俄国天然气的依赖。总而言之，当今威胁欧洲的不再是能够相互毁灭的核战争，而是俄国和欧盟相互的破坏稳定性，结果造成欧洲在全球政治上被边缘化。

重新创造欧洲秩序

    后冷战在欧洲历史上是例外的让人羡慕的十年。它扩张了自由和民主的边界让欧洲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今天我们面临完全不同的现实。虽然资本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却处于退却中。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处于危机中，欧盟已经失去了影响自己周边现实的部分能力。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深刻的自信心危机。世界上许多社会开始再次思考民主革命和民主的出口了。欧盟扩张陷入僵局是因为欧洲公众对于新一轮的东扩越来越没有热情。美国和北约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的行动的背景下已经丧失了崇高地位和合法性。

    简而言之，一九九〇年代的政策在一九九〇年代是可能的。在这个新背景下继续推行一九九〇年代的政策就会在欧洲产生重新引进势力范围的政治而不是扩张民主的边界。在欧洲重新出现两个阵营不应该成为欧盟外交政策的目标。

    破坏一九九〇年代的政策也能产生危险。如今越来越多人同意的共识是西方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在一九九〇年代俄国衰落的时候把俄国当作失败的经济对待而不是看作已经转型的经济对待。[8] 但是说俄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只是对于西方一九九〇年代政策的反应或者过度反应是没有说服力的。它可以用来为普京的政策辩护但是不能来解释这些政策。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德国中心在布鲁塞尔办公室的执行主任和负责欧洲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罗纳德·阿斯姆斯（Ronald Asmus）坚持认为“如果北约和欧盟在一九九〇年代没有那么做，今天的欧洲将更混乱，更不稳定，更内向的地方”是正确的。[9] 欧盟和美国对于普京的妥协被看作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善意的表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过有足够的理由关注“俄国优先政策”对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是有破坏性的。

    欧盟对于俄国的政策应该首先承认俄国在未来十年仍然是全球大国。与此同时，俄国在这个时间里不大可能成为成熟的****国家。欧盟应该认识到对于莫斯科来说“一九九〇年代与西方和解的政策的结果是建立外部对于俄罗斯资源的控制，仿照北约建立的欧洲和全球安全机制却没有俄国的参与，俄国在战略利益方面（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持续丧失。”[10] 所以，俄国有合法的理由担心冷战结束对于自身安全造成的不平衡影响。俄国觉得被出卖了，他们本来期待冷战结束意味着中欧和东欧的去军事化。虽然北约东扩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安全威胁，但是它改变了俄国和西方的军事平衡，为莫斯科的修正主义提供了营养。俄国有合法的理由怀疑西方的推广民主政策更感兴趣的是推广西方外交政策目标而不是巩固民主体制。西方对于在一九九三年俄国议会轰炸的“祝福”和西方对于一九九六年叶利钦“自由和公正”的再次选举的认可已经给予民主推广让人怀疑的名声。

    欧盟和美国如今能够给予俄国的不是“大交易”而是重新创立后冷战欧洲秩序的机会。像用科索沃独立换取美国不建立把波兰和捷克包含在内的反导防御体系的交易现在行不通了。欧盟应该集中建立在欧洲西边后现代正在建设中的帝国和后帝国正在建设的民族国家俄国之间共存的机构性基础。两个工程在内部来说都是争议的和脆弱的。世界不知道一个类似欧盟的国家机构，也从来没有见识过俄罗斯民族国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总理维特伯爵（Count Sergei Witte）说过根本没有所谓的俄国这样的东西，只有俄罗斯帝国。

    后现代欧洲秩序已经出现在废墟上和冷战机构的外壳内比如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和常规武器条约。它受到欧盟东扩的影响，欧盟的扩大被看作欧洲的重新统一。对于布鲁塞尔来说，没有即刻的压力重新创立欧洲秩序的机构性基础，因为欧盟扩大是新欧洲秩序的机构性基础。布鲁塞尔在通过改变周边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塑造新欧洲秩序/对于邻居的民主化是欧盟共同的外交政策。布鲁塞尔对于从前的共产党国家发出的信息是如果你们像我们这样行动，你们就成为我们的一员。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欧洲现在的新现实是扩大后的欧盟以及作为欧盟模式外的另一种选择的俄国的重新出现。欧洲秩序的重新制度化是个命令，是要约束莫斯科和布鲁塞尔的对抗，这是除了在欧洲重新出现势力范围之外的唯一选择。西方政策群体现在拒绝了俄国重新谈判常规武器条约以及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授权和议程的所有尝试。常识性的智慧是这种重新谈判的结果肯定是对于一九九〇年代成就的退却。但是这样的判断到底多么正确呢？

    欧盟不可能扮演后冷战现状的热情捍卫者，同时免于后冷战欧洲机构性基础设施的整体崩溃的危险。实际上，就处于崩溃的欧洲秩序的机构性基础采取主动和俄国接触对话对于布鲁塞尔更有利。在政治上说欧盟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这个秩序的独特性，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今日欧洲更多地建立在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基础上。这是布鲁塞尔应该为之奋斗和保存的东西。在机构上来说，欧盟的主要目标是围绕欧盟作为主要政策玩家确立新欧洲秩序的核心，而不是以它的成员国为核心。俄国政权的双重性（资本主义和非民主，欧洲人却反欧盟）和欧盟宪法改革的最后实现决定了这样的策略。


    克里姆林宫并不是拒绝民主西方的任何基本原则。从官方看，它不反对****，但是试图定义自己的国家模式。克里姆林宫不正式拒绝人权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的重要性，它只是不实际上照着做而已。莫斯科的主要抱怨不在于西方标准，而在于西方的双重标准。欧盟应该利用的是俄国现在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它是一个竭力要把俄国带回欧洲文明社会的这样事实上的。俄国不再梦想成为欧盟的成员了，这是事实，但俄国的稳定是建立在保存该政权的欧洲本质这个基础上。

    和中亚其他国家的总统不同，普京决定在第二任期结束后离开总统宝座放弃权力不是偶然的。这个政权注定要失败，如果俄国精英失去了他们的欧洲合法性。这种对于欧洲的依赖为西方在和俄国协商欧洲新秩序的时候提供了为自己的原则辩护的机会。布鲁塞尔应该提供自己版本的欧洲机构性框架。

    里斯本条约扫除了欧盟改革议程的障碍，让布鲁塞尔集中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秩序，确保欧盟的后现代帝国和后帝国俄国的共存，同时不伤害第三国的利益。由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科索沃国际联络小组转变为由美国、俄国、欧盟三家组成的三驾马车是这样的欧洲重新制度化的模式。为欧盟团结创造机构性刺激能够帮助欧洲克服欧洲工程的结构上的矛盾。欧洲安全合作转变为政治论坛，个别欧盟成员国就可以代表欧盟就可以是机构上的创新。如果俄国的战略目标是削弱欧盟，通过集中在和挑选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布鲁塞尔的首要任务是把欧盟制度化为俄国的协商伙伴。重新创立欧洲秩序将允许欧盟实现这个主要目标，创造合作和竞争的机构性框架。俄国将获得不干涉其内政的保证，同时欧盟将重新确立建立在法治和透明基础上的欧洲秩序。

    我们需要新欧洲秩序不仅让后现代欧盟和后帝国俄国之间的共存，而且允许建立在欧洲理事会原则上的共存。欧盟和美国不能再假装他们有合法性或者能力在未来的十年让俄国转型为****国家。但是欧盟不应该让俄国放任成为慈善的无关紧要者。

注：本文原文首次发表在《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德国中心》2008年3月。

www. gmfus.org/publications/index.cfm.

原文注释：

[1] Dmitri V.Trenin, "Getting Russia righ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2] Quoted after Charles Grant, "A new deal with Russia?", Prospect Magazine, November 2007.

[3] Sergei Karaganov, "A new epoch of confronta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7.

[4]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5] Dmitri V.Trenin, "Getting Russia righ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6] Sergei Lavrov, "Containing Russia: Back to the futur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4, October-December 2007.

[7] Cf.: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1947), "The political personality of Soviet power as we know it today is the product of ideology and circumstances."

[8] Dimitri K. Simes, "Losing Russia. The costs of renewed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7.

[9] Ronald D. Asmus, "Europe's Eastern promise. Rethinking NATO and EU enlargemen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10] Konstantin Kosachev, "Russia and the West: Where the differences li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7.

译自：“The crisis of the post-Cold War European order”by Ivan Krastev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8-09-10-krastev-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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