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与金融危机之差异曹德谦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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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可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其具体的表现是在大批失业群众的生活陷入了苦难贫困的境地。1933那年，失业率占了劳动力之25%，在整个这十年中，失业率始终维护在14%以上。那时的被辞退的工人没有失业保险制度，也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在工资消失情况下保护各社区之正常运行。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劳动力之人口组成，就可发现，那时家庭成员中的妻子是很少很少参加工作的，所以这个25%的比率意味着在1933年时，美国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
　　现在假定也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失业率，它当然是很可怕，但其意义就不同了。因为今天的妇女，不管她是已婚或未婚，大多数是参加工作的。从而它对平均家庭所造成的灾难就不能与以前相比了。此外，还有社会保险制度，它对美国老年人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支撑。也就是保证全国经济可以有一种最低的购买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萧条与今天的金融危机在内部结构和管理结构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和最实在的差异却在思想领域和情态领域之内。特别是人们对政府作用的态度。今天我们有一个所谓“两位部长先生的故事”。这说的是财政部长保尔逊和联储主席伯纳克，他俩采取了大力的行动使联邦政府发挥最大的力量来解救这次危机。与此成为显明对比的是：昔时的总统胡佛请教他的财政部长梅隆，该如何对付1929年的金融爆炸，梅隆作了如下的回答；“冻结劳工，冻结股票，冻结农民，冻结房地产。这就可以肃清我们制度中的腐败。”这种老式的放任主义今天还有人在唱的，但它已成了所谓放任制度的可怜残余。这种窒息性的放任主义在以前年代中曾使很多政府陷入了瘫痪。

　　在1932年的大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看到美国人民在面临大萧条时所表现出来的温和和驯服的态度感到不解。其亲信涂格维尔讲：“他曾多次这样说，过去三年来人民对灾难的煎熬表现得如此温顺，我深为不解。”这种温温顺顺的态度也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很奇怪。他们说，正是这种态度迫使罗斯福自然地采取了打击萧条的手段，并在人民心中确立了这种干预办法的合法性。
　　今天，关于政府干预是否合法的辩论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天的争论不在于干预思想本身，而在于干预政策所选的办法是否有实效或是否公正。关于政府应当做什么，舆论是非常不一致的。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就民众态度而言， 这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认，我们的新政之所以重要，倒并不在于它结束了萧条（实际上它没有结束萧条），而在于它拿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机构，如FDIC、社会保险、失业保险、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以及大大加强了的联邦储备制度。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多边性的机构，这一切机构综合起来，就成了篱笆似的保护了稳定和安全，使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得以繁荣发展，其结果是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字，这个字就是用来表达这个新世界的。
　　不过，最近的好些事态表明，大力全球化的步伐已经超前了认识上的和政治上的革新。别出花样的各种投资手段，如空头信用交换、附属性的债务责任等等，已经躲开了有效的监察，难住了管理体制和投资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绞乱了市场。现在我们明确需要做的是：建立一系列的创新性机构，正如当初新政所做的那样。然后，历史会证明这样做不是悲剧，也不是笑话，而是一种常理，一种有效的改革。
　　（译自2008年10月27日“时代”，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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