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恐惧症---贝淡宁教授接受意大利记者帕雷里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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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糟糕名声是合情合理的吗？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解释了西方人为什么对亚洲巨人产生越来越大的恐惧。批评中国成为可以用一整套的误解、偏见和都市传说来解释的一场运动。我们对中国文化究竟了解多少呢？奥巴马入主白宫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来对待，它就会表现为一个敌人。

    ---贝淡宁在接受意大利刊物《重装》（Reset）记者帕雷里（Daniele Castellani Perelli）采访时说。

    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媒体上被妖魔化？因为这样做报纸卖得快，因为中国政府被看作残暴冷酷，因为人们的非理性恐惧，认为中国破坏了西方经济。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贝淡宁在新著《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中揭露了西方关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偏见的真面目。中国是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去极权化’过程的国家，其未来将受到"具有民主特色的儒家精英管理制度"的影响。"贝淡宁警告说"大部分受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的了解远远超过受教育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他也建议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人讲话时使用一点中文，这将让中国人心里感到温暖，让解决问题变得容易一些。

帕雷里（Daniele Castellani Perelli）问（以下简称帕）：在您的书中，您写到"妖魔化中国的文章常常在西方主要报纸上被大肆宣扬"。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

贝淡宁（Daniel A. Bell）答（以下简称贝）：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让报纸畅销的报道需要。某些公众偏见让有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有新闻报道价值，而这些故事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偏见。自从北京1989年**事件后，中国政府就被广泛地看作惨无人道、压制人民的专制政权，符合这种叙事模式的报道就更容易受到欢迎。比如，拉萨三月份暴乱事件涉及到中国平民被暴徒杀害，但是大部分报道实际上进一步巩固西方人反对中国的偏见。中国政府确实对于西藏采取了压制措施，但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压迫少数民族群体啊。针对西藏的报道显然多得不成比例。另一个帮助解释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的因素是他们常常把那里看作人间仙境香格里拉，看作现代性的田园诗般的他者。

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和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人们对中国经济竞争的担忧有关。这些恐惧往往是非理性的：这么多西方消费者从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中获得利益，利润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拿去，中国却付出了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但是，当人们丢掉了工作岗位时，就亲身感受到西方和中国贸易的影响，西方政客有了个现成的替罪羊。因此，关于有毒的食品和假药的报道、工厂里的剥削和频发的矿难、北京的污染等被大肆宣扬，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在追求出口市场的过程中投机取巧、压迫本国人民来享受不公平贸易的好处。


另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使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或许落后美国几十年，中国周边被许多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所包围，可仍有一些美国政客鼓噪美国面临中国的军事挑战，这种言论往往在报刊上被刊登出来。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夸大中国的威胁，只是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分子袭击之后，中国威胁"幸运"地被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所超过了。现在，中国常常被看作长期的威胁，甚至在民主党内有些政客也认为要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而不是提出拥有不同影响领域和责任的多元化的世界，更不要说大幅度去军事化未来的可能性了。

或许种族主义也能帮助解释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考虑到西方种族主义的历史，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肯定是鲁莽愚蠢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因素更重要：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复兴，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复兴。在二十世纪大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忙于全面批判自己的传统，渴望学习西方。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让人自豪的，你瞧，他们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同情了，中国人现在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了，开始从自家的传统中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灵感。在谈论政治的时候，许多西方人使用的是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元对立观点：如果有人不完全支持民主，那他们肯定是权威主义者。但是，如果出现不完全符合民主独*二元对立模式的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其他选择会如何呢？我认为具有民主特色的儒家精英统治可能影响中国的未来，以西方中心的政治范畴来讨论中国问题是错误的。

帕：金融危机将如何改变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呢？

贝：就现在来看，中国会更加自信，认定其资本控制和严格管理市场的模式是能够持久的。美国财长保尔森（Paulson）到中国去教训中国人该进一步取消对市场的管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中国也将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国际金融机构中谋求更大的代表权和权力。政府将更多关注本国消费者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它认识到过度依赖出口带来的风险。从长远来看，美国多储蓄、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共同利益，但是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国际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帕：您在西方媒体上发现的最让人吃惊的对中国的俗套观念是什么？

贝：从错误的意义上看，最让人吃惊的是把中国描述为控制本国国民日常生活各个细节的极权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一直在进行"去极权化"过程，现在国民可以自由结婚、工作、旅游、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选择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很困难）。当然，"去极权化"过程还没有结束，有必要进一步放松国家对于比如媒体等领域的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在处理社会必须的任务比如征税等问题上相对软弱，在这些领域需要加强国家的力量。

帕：中国体制的哪些内容是西方所不了解的？

贝：对于人权问题，重要的是留出在冲突时采取不同的优先价值选择的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假定西方的优先考虑就是最好的。比如，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为民众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是共产党人的新创造。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认为政府必须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免让他们误入道德歧途。这种观念在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影响力都很大。所以那种认为如果与经济权利冲突时必须牺牲政治权利的观点在中国并非不可思议。

把中国的人权纪录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的纪录来对比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中国和美国或者西欧的人权状况来对比，更有道理的对比应该是在中国和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之间。如果这样的话，从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等在内的更全面的人权观点来看，中国的人权纪录并不那么差，或许中国走的是正确的方向。这并不是否认某些改善是可能的，现阶段需要做的，比如采取认真协商的态度，让西藏获得更多的宗教自由等等。

帕：通常，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我们根本无须从非西方社会学习任何东西（而你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现在还试图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获得灵感）。我们从中国社会中能学到什么呢？

贝：我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在学习中国的艺术、医药和文化方面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有些方面，比如关心和尊重老人等应该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在学习中国的政治价值比如和谐方面，我怀疑人们有多大的兴趣。一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严肃对待那些价值，表现出好的道德模范。一旦中国在海外的行动符合道德，那它就能够向世界其他地方提出和推广这些价值。否则没有人愿意听的。儒家价值应该也被看作是影响国内政策的，这涉及到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的更大宽容。孔子《论语》中最著名的说法之一就是"君子和而不同"了。这种对比更早在《左传》中首次提出，当时用来指清楚指统治者应该对谋士的不同政治观点都持开放态度。

说了这些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西方知识分子能听进去多少，除非其社会遭遇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一个社会只有在危机中才更有可能向其他社会学习。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危机之中，它把自己看作"东亚病夫"，向西方寻求治疗的药物。如果西方国家进入长久的危机，它可能向中国寻求政治灵感。现在的需要是西方要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尊重，至少需要容忍在道德上可以证明合理性的差异性。

帕：您书中说对于当今中国领袖来说，儒家学说比马克思主义更重要。这对于西方来说是好消息吗？

贝：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我的观点是中国领袖对于儒家学说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而不是说它更重要。在国外，政府推动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在经过政治局审查过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很多孔子的内容，而关于毛**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就好像二十世纪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了似的。政府也通过孔子学院在海外推动中文和中国文化。中央党校也越来越多地讲授儒家经典。我认为这是好消息，因为经典强调道德典范、非正式礼仪和劝说的示范作用，把严厉的惩罚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如果当政者严肃对待这些价值，如果受到经典的教育（而不是清一色理工科教育出身）他们的管理可能有更多的道德关怀，这应该是好消息。

帕：为什么海外中国人比其他族群更容易"自行种族聚居化"（self-ghettoization）呢？

贝：我不敢肯定这是真实的，比如韩国人也倾向于集中在"韩国城"中。不管怎样，可以解释"唐人街"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像互助协会一样的大家族观念在起作用，他们相互帮助移民和找工作。通常他们都是非常穷的移民，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努力工作并做出巨大牺牲，渴望孩子们在新环境中爬上社会和经济阶梯的更高层。相对富裕的中国移民或者下一代移民或许就不那么倾向于"自行种族聚居化"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中国移民喜欢住在其他海外华人附近的理由或许可以用靠近好的中国超市和餐馆的愿望等因素来解释。如果你去过北美小城镇的"中国"餐馆，你就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那里的饭菜很糟糕，喜欢中国菜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生活在那里。

帕：西方和中国的公民社会如何学会认识对方呢？

贝：大学生活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大学比人们预料得自由多了。学生和教授之间更多的交流将帮助消除误解和中国与西方不必要的冲突。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的了解远远超过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一个原因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常常学习英语和海外旅行，许多西方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现在西方学习中文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是好事。但是有多少中国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了西方语言呢？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指出的还有"公民社会"的运行方式不同，我们需要尊重这些差别。比如，公民社会的自由理想想象公民进行自由和开放的对话，同时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来影响结果。但是中国观点或许留出一些可能性来证明等级差别的合理性，比如根据年龄差异而形成的等级差别。儒家观点认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道德判断力增强，因为他经历了不同的角色和加深在某个特别角色上的感受。所以在公民社会中更多聆听老人的声音是非常有道理的，这观点在西方环境中可能听起来非常奇怪。

帕：中国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稳定性的根源还是不稳定性的根源呢？

贝：在这个问题上，我相对来说比较乐观。我不能想象中国在全球舆论的反对下发动针对边远国家的战争。我也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制中有重大的利益，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来稳定国际体制。当然这也依靠其他国家政府的努力。如果中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它就表现为一个敌人。比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曾提出要组建诸如"民主国家联盟"之类组织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将被中国政府视为负面的东西，就像俄国针对北约东扩做出的负面反应一样。为什么要偏离轨道去对抗和包围拥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国家呢？希望民主党人不会走这种道路。

帕：为了改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您对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贝：对于中国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兴趣，或许在针对中国人讲话的时候使用一些中文。我认识到奥巴马总统手边有很多事要做，但这会让中国人的心里感到温暖，让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一些。

译自：Sinophobia, Prof. Daniel A. Bell interviewed by Daniele Castellani Perelli from an Italian Periodical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