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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世界管窥外交知识外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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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8 11:56: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strong>【外交】世界管窥外交知识外交故事<br /></strong>【外交世界管窥】在外交部有关部门支持下开设这个栏目,希望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外交情况。======================新中国&ldquo;高翻&rdquo;是怎样成长的 作者:丛文滋 1957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外宾来访,外交部从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副教授当翻译。该同志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阿文。外宾马上改讲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中断,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礼宾司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翻译顶替。此事暴露了外交部的翻译培训工作跟不上外交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 总理对此事十分重视,于次日凌晨一时就让他的秘书浦寿昌同志转告了以下指示:&ldquo;请外交部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10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有关方面拟好后于一月内报送上来。&rdquo;  建了交,却派不出翻译? 制定长远的培养计划  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总理就非常重视培养、储备外语人才。40年代,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外语学校。总理对该校的建设极为关怀,指示一定要办好,并亲自为该校的英语系配备干部,聘请教师。1944年,他先后两次到该校讲话,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迎接胜利,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 建国初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翻译干部问题还不十分紧张。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我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相形之下,外交部翻译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有几个新建馆甚至派不出掌握驻在国语言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对外工作。周总理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1957年10月指示外交部&ldquo;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rdquo;。1959年3月,总理又指示外交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据此,外交部召集中央各涉外部门进行了研究。经调查,当时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使用的语文主要有71种,而我国只有29个语种的翻译干部,其余42种尚属空白。有鉴于此,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协商制定了在五年内培养56个语种、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于1959年6月上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执行。 在这个计划下培养锻炼的这一批同志,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外事战线的高级翻译或高级外交官,其中就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同志。 1964年中法建交后,邓小平同志估计同我建交的国家将随之增加,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培养。于是,一个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应运而生。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派遣大批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三年内派留学生1750名,其中高中毕业生1550名,进修生200名。1964年和1965年,教育部向国外派了1000多名留学生。然而,&ldquo;**&rdquo;开始后,派遣计划中断。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达14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同我国建交国家又增加了17个。根据当时外交工作需要,1972年和1973年,外交部先后选拔了130多人,派往22个国家,学习18种语言。自此,&ldquo;**&rdquo;开始后一度中断的翻译培养工作,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ldquo;客人们&rdquo;怎能译成&ldquo;朋友们&rdquo;? 对翻译提出严格要求    总理对翻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许多给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同志都说,总理会外语,译员进行翻译时,他都仔细听,发现译得有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地方就当即指出,并要求更正。60年代初,总理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ldquo;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rdquo;这句古语。当时,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总理就解释了这句古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有的翻译回忆说,总理对重要的照会、声明和讲话稿的译文也常亲自审阅。如1971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来访,翻译将总理在宴会上讲话稿中的&ldquo;美国客人们&rdquo;一语错译成&ldquo;美国朋友们&rdquo;,总理在审阅时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 1970年11月20日,总理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外语教学和翻译培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翻译要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总理说这是最难的,它是&ldquo;基本功的基本功&rdquo;。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就是语音、语法、语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翻译人员在学好外语的同时应注意学习国际知识,经常看《世界知识》、中外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刊。1970年11月20日,总理在会上当场问一位英文翻译:&ldquo;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有14个国家同美国正在进行斗争,具体是哪14国?&rdquo;翻译说不全,总理马上就说出14国的名字,并数了另外7个未公开表态的国家。随后,他又对翻译说:&ldquo;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不是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rdquo;就在那天的会上,总理还亲自指示我部买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小册子供翻译干部阅读。他说,即使有些反动的材料也应阅读了解,否则,外国人的讲话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这个&ldquo;管&rdquo;字怎么翻好? 翻译的作用有多大    总理曾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外交往的&ldquo;桥梁&rdquo;。他常说,&ldquo;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rdquo;,&ldquo;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rdquo;。他还说过,&ldquo;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重要,但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rdquo;。世界上有些国家不重视翻译的地位,在安排领导人会谈或宴请活动时往往不给翻译排座位。总理认为这不公道,指示外交部在安排这类活动时都要给翻译排座位。与外宾合影留念时,总理也经常让翻译参加。 1950年,我国在派志愿军赴朝鲜之前,中央决定采取一个行动,通过适当方式,警告美国不能扩大侵朝战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军事部署。总理决定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话给联合国,让美国注意。话怎么说呢?总理决定突出一个&ldquo;管&rdquo;字。请印度大使转告联合国,如果美国再如此猖狂下去,我们可就要&ldquo;管&rdquo;了。总理知道这个&ldquo;管&rdquo;字在英文上不容易翻译准确。怎么管,什么时候管,都没有说,但又要有相当的分量。总理特地事先把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找去说:&ldquo;寿昌,这个&lsquo;管&rsquo;字怎么翻好?&rdquo;浦说,这个字还真得琢磨琢磨。当天深夜,总理把印度驻华大使请来谈话时,浦寿昌同志把这个&ldquo;管&rdquo;字译得非常恰当。这个精神传过去后,对方果然就有反应,达到了应有的效果,使我国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反对美国侵略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 不准再称&ldquo;小国语&rdquo; 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  总理生前经常教育我们,我国是个大国,在对外工作中更要注意尊重小国,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尊重一个国家,学习使用它的语言是很重要的。 建部初期,我部只有英、俄等少数语种的外文干部。为使翻译工作体现我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总理曾多次指示我部要重视非通用语翻译干部的培养。1962年,我代笔为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开设计划的报告,将英、俄、法、西和阿拉伯文以外的语种通称为&ldquo;小国语&rdquo;。总理在审批时把&ldquo;小国语&rdquo;一词逐一改为&ldquo;非通用语&rdquo;,并在报告上批示说:&ldquo;今后不准再称&lsquo;小国语&rsquo;。&rdquo;总理的表达不仅更为确切,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总理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此事对我部同志教育极深。我看了总理的批示,也深受感动和教育。 <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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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6:55 | 只看该作者
【外交】世界管窥外交知识<strong>我的外交公差之最<br /></strong>我的外交公差之最 作者:吴钟华 外交官在驻外使馆、领馆工作,经常因工作需要而出差。其实,在使领馆工作本身就是公差,只不过时间比较长,少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我们常说:外交官与使领馆的关系是&ldquo;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rdquo;,使领馆不动,外交官常换。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曾在六个使领馆常驻,外出公差数十次。在使领馆的公差曾令我兴奋、焦虑,也令我劳累、孤独,甚至曾有惊有险。但毕竟,公差构成了我外交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难熬的公差 1975年9月,我调到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工作。卡拉奇是有名的&ldquo;火炉&rdquo;,温度竟高达45度。次年7月的一个下午,总领事突然通知我,根据国内指示,我被调到驻斯里兰卡使馆工作。我感到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就对总领事表示,我来总领馆一年,工作刚刚熟悉,与同事相处和谐,可否不调我走。总领事也表示不愿我走,正因为此,国内来了两次调令他都表示婉拒。但这已是第三次调令了,俗话说,&ldquo;事不过三&rdquo;。 第二天是7月28日。早晨6点,我按老习惯收听BBC新闻广播,其中一条消息说中国河北省发生强烈地震,当时我并没往心里去。7点的新闻又报道说,地震发生在河北唐山,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因为唐山是我的家乡。但上班后,我照旧开始交工作。 几天来,我牵挂着家乡的亲人,寝食不安。第三天,事情发生了突变。这天一早,总领事找到我说,第二天我不必去斯里兰卡了,另有任务,改飞北京。考虑到我已交工作,家乡又发生了地震,领馆决定派我回北京。7月30日,我忐忑而焦急地登上飞机。 到北京机场后,我办完了公事便乘车回家。然而,家门紧锁。传达室的同志说,地震后楼里人都搬到大街上住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家人,赶紧询问地震的情况。唐山的家人没有任何消息,唐山地区也已被封锁。 安顿好家里的事,我到外交部报到,主管同志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尽快去斯里兰卡上任。我说,我刚回来,家乡又遭受了地震灾害,想申请多呆两天,到家乡亲人有消息再走。 唐山是去不了的,我只好焦急地满北京打听消息。那几天我吃不下、睡不香,受着思念亲人的煎熬。直到上飞机我也没有得到唐山家人的消息。在斯里兰卡,我又苦苦地熬了三个月才收到家信,我的二姐在地震中被砸死,老父亲被砸成重伤,而一岁半的女儿竟然从废墟里安然无事地爬了出来,真是不幸中也有万幸。 最快的公差 1989年5月,我被调到驻斐济使馆工作。记得初到使馆,领导就叫我出差到瓦努阿图。我一听都懵了,斐济的东西南北我还弄不清,瓦努阿图就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公差我怎么能行。 这次公差是按国内指示向瓦方交涉三件事。领导详细地告诉我约见的对象及交涉的内容,又让去过瓦努阿图的同事给我介绍当地的朋友、食住等情况。第二天,我如约会见了瓦外交部领导,按预定方案进行了交涉,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最快的公差。 我下榻在一个叫伊里里奇小岛的旅馆。全岛郁郁葱葱,一栋栋旅馆、别墅错落有致。岛上鸟语花香,幽静宜人,难怪人们称瓦努阿图为南太平洋的天堂。 离开斐济之前,到过瓦努阿图的同事告诉我,那里有一种特产叫椰子蟹。这是一种专门吃椰子的螃蟹,是瓦努阿图之行一定要品尝的食物。临行的前一天,我在下榻的旅馆餐厅订了一只,没想到一只就是一大盘,足够我一个人吃的。盘子周围配上菜花,可谓色香味俱全。开吃之前,我还特地为它留照一张。没想到,这趟突如奇来的公差完成得如此顺利,还使我有机会见识了天堂之国瓦努阿图。  最频繁的公差 这次公差不久,领导再次派我出差到瓦努阿图。当时,我国虽与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两个岛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尚未设立使馆,驻斐济大使兼任这两国大使,驻斐济使馆兼管与这两个国家有关的事务。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当局加紧在这两个国家的活动,大肆施展&ldquo;金钱外交&rdquo;,因此驻斐济使馆的对台工作加重,处理与这两个国家有关的事务也增多。从1989年5月到1990年2月在驻斐济使馆工作的十个月时间里,我共出差八次,四次去瓦努阿图,四次去基里巴斯。 这要算我在驻外使领馆工作期间最频繁的出差。每次都是乘着小飞机,&ldquo;天马行空,独往独来&rdquo;。特别是去基里巴斯,小飞机一飞就是十个小时,旅途很长。我坐在小飞机上,窗外白云蓝天,脚下太平洋的海水茫茫一片,我为执行这么频繁而重要的公差而自豪。 最惊险的公差 基里巴斯由三个群岛的33个小岛组成,线岛群岛在最东边,最北面有个华盛顿岛,它离首都塔拉瓦岛很远,有850公里。岛很小,但自然条件比较好。基里巴斯政府计划向这个岛移民,并开发该岛。为此,他们决定1989年10月5日~10日在那里召开一个国际援助会议。会议先在华盛顿岛南面的圣诞岛举行,之后再去那个岛进行现场参观。领馆决定派我与会。 10月3日,我乘坐澳航,先飞夏威夷,再转飞圣诞岛,长途飞行使我两天两夜没睡,到达目的地后紧接着开会。会议开到第二天结束时,主人宣布大家可以报名去华盛顿岛。到华盛顿岛单程要乘二夜一天的船,那里无法与外界联系,每个人要登记自己的单位、电话以及要交待的事。与会者一听都愣了,议论纷纷。我想,只要有人去,我就去。 下午3点,我们登上了去华盛顿岛的船只。这是基里巴斯仅有的一艘500吨位的货轮。大家躺在船舱的甲板上,开始还有说有笑,到了傍晚,不少人开始晕船呕吐,一趟趟地往厕所跑。我是第一次乘船远航,不停地吐,感到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我难受地闭着眼,心想,恐怕顶不住了。 第三天早晨,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 华盛顿岛很怪,周围是浅海,约300米外,有一圈珊瑚礁把小岛封闭住,人们为了出海,只好炸开一个可供小船通过的通道。我们的大船只好停在外海,人们分几次乘小船通过通道上岛。这天风和日丽,海面很静,我们很顺利地上了岸。华盛顿岛很小,与世隔绝。岛上绿茵茵、静悄悄,真是个世外桃源。这里居住着150人,欢迎我们的是一个大人和十个小孩。 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岛上,我们欣赏着难得的美景,把晕船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下午我们开始返航。来到海边,我们全都愣住了,船工也惊呆了。只见波涛汹涌,礁石通口处更是风急浪高。主人和船工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让我们分几批乘小船返回大船。我们明白,如果今天不返航,我们将赶不上从圣诞岛每周一班去夏威夷的飞机。 能载十个人的小船当时只能上六七个人。第一船出发了,我们站在岛上看着小船在波浪中颠簸起伏,它曾几次试图靠近通道口,但一次接一次被大浪冲回来。 轮到我和另外五个人上船了。在船上,我们受海浪戏弄,一会儿从船头冲向船尾,一会儿又被抛起来摔下。船上没什么可扶的,大家自顾不暇。小船在一片惊恐中不知不觉地过了通道口。 过了这关,还有一关。由于浪大,小船不易靠近大船。我们明白,只有我们靠近,大船上的人才能将绳子扔给我们,我们才能登上大船。然而,试了几次都失败了。终于,有个人抓到绳子,其他紧随其后,拉的拉,登的登,跌跌撞撞地上了大船,每人都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上了大船我们才发现,有个人竟然光着脚,他自己也不知道鞋何时掉进了海里。 10月9日傍晚,船终于回到圣诞岛。第二天,我们乘飞机飞往夏威夷,13日我才回到斐济。从10月3日离开斐济到13日返回,我共有六夜没睡。这次公差,虽没发生人身意外,但其惊险的程度使我终生难忘。 <br />外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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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7:09 | 只看该作者
流亡中国五年间--记20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在中国的生活 作者:张青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了历史性的悲剧。1970年3月,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鼓励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亲美叛国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毛**、周恩来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与此同时,还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在中国的全力支持下,柬埔寨解放力量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此期间,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接待工作,两国间的深厚感情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大力协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在美国的指挥下,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国家元首,后又判处他死刑。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访问FaGuo、苏联期间,并将路过中国返回金边。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人将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西哈努克极为悲痛,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他失声痛哭。     周恩来总理获悉中国驻柬大使馆关于柬国内发生政变的报告,决定亲自迎接被废黜的西哈努克元首来中国。     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人到机场亲自迎接西哈努克亲王,还邀请了46位外国驻华大使参加。飞机降落后,西哈努克快步走下飞机与周总理等人亲切握手,热情拥抱。周总理深情地说:“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决不认同别人!”面对中国人民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西哈努克心情十分激动。     周总理和西哈努克同乘一辆汽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安排他和家人住在五号楼。进入客厅后,周总理首先问西哈努克:“我们已知道柬埔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昨晚我同毛**主席进行了讨论。我想问您,由于你们国内发生政变,您打算怎么办?是否准备同敌人进行斗争?”西哈努克立即回答:“我不愿流亡国外,决心进行抗美救国斗争!朗诺集团投靠美国,背叛祖国,是柬埔寨的叛徒。他宣称废黜我的国家元首职务,这是非法行为。”周总理表示,中国决不承认朗诺叛变集团和政府,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希望西哈努克及其家人留住北京。     在随后的两三天里,周恩来总理又到宾馆同他进行了两次交谈,我也参加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印支三国联合问题。周总理表示,柬埔寨应加强同越南、老挝的合作,共同对敌,建议三国领导人举行一次首脑会议,讨论联合抗美的措施。二,关于国内组织的合作问题。周总理表示,西哈努克在国外留住,很难指挥国内的军事斗争,希望他与国内各派力量,包括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美军。三,关于成立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问题。西哈努克表示,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必须成立团结一致的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希望中国给予大力帮助。该政府先在北京正式建立,而后返回祖国。这是中国为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所做出的初步努力。        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议在珠江畔召开        为了推动印支三国尽快合作,周恩来总理马上邀请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3月24日,我随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到机场迎接范文同,并安排代表团一行入住钓鱼台宾馆。周总理立即同他进行了会谈,并建议他们到邻近的五号楼拜访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接见范文同时高兴地说:“我被废黜后,范文同总理特意来北京会见我,我表示衷心感谢!金边发生政变,朗诺推翻我,夺取政权,这也是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阴谋。我们两国应加速合作,进行正义的反美战争。中国已经答应给我们军事援助,提供武器,希望越南帮助我们。”范文同当即表示愿意同柬埔寨加强合作,联合两国的军事力量共同抗击美军和朗诺伪军。     在此期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也秘密来华访问。由于各种原因,他没能同西哈努克会面。周总理在会见波尔布特时表示,柬埔寨共产党应从国家前途出发,共同反对敌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回国后,波尔布特马上召开中央会议,并以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向西哈努克发来信函,表示愿同柬埔寨各派组织进行合作。     在中国的力促下,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于1970年4月24日在广州举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议。我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先期到达广州做准备,把会议地点确定在珠江畔的珠岛宾馆。参加会议的有越南总理范文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来到广州,同三国四方领导人进行了重要会谈。他提出五项建议:揭露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阴谋;印支三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争取独立和平;谴责朗诺进行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为首的政权;印支三国要相互尊重,加强团结,和睦相处;呼吁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三国领导人纷纷发言,支持周总理的主张,最后他们达成了《印支三国联合声明》。当晚,周总理在为他们举办的宴会上说,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也是印支三国的可靠后方!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        会议结束后,我陪同西哈努克到广州城外旅游和休息,然后回到北京。那天正逢五·一节,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西哈努克详细介绍了三国四方首脑会议的成绩,并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毛主席说:“您不要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常住北京,支持你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协助你们的救国事业。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西哈努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的方针,得到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支持。柬国内各派也十分赞赏,一些重要人物和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来到北京。1970年5月4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多次讨论,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担任阵线主席。随后,民族统一阵线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推举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宾努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通过了12位内阁成员。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为民柬政府大厦和“柬埔寨元首府”选址        柬埔寨在北京成立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后,周总理指示我们外交部官员给他们选择一处办公地点。我和几位接待人员考察了许多地方,最后选择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当年7月,民柬团结政府搬进友谊宾馆,柬埔寨国旗在门前高高升起。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周总理为我们政府安排了办公楼,这是民柬政府的大厦,面积很大,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我们政府在此工作必然顺利。”周总理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在北京成立团结政府,并决定每年向他们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并提供警卫人员和汽车队。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流亡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警察密布,戒备森严,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FaGuo驻北京的公使馆。l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从钓鱼台搬迁到此处。我们知道他们喜欢吃西餐,便从上海请来了一位手艺精湛的西餐厨师。外交部还在东面一座小楼上成立了接待处,协助西哈努克工作。西哈努克喜欢游泳、打羽毛球和歌舞,我们便专门修建了游泳池、俱乐部和羽毛球场,并陪同他一起娱乐、休闲。     西哈努克和家人搬进东交民巷后,周总理和夫人到此亲临看望。他向西哈努克表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几天之后,一位西方记者到此宾馆采访西哈努克。记者问:“您是柬埔寨亲王,又是佛教人物,您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您也想充当中国的傀儡吗?”西哈努克激动地怒斥那位记者:“你胡说八道!我绝不是中国的俘虏,更不是中国的傀儡。我在中国长期留住的原因是,中国支持我们反抗美国侵略,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另一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和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尊重的好朋友!”        输送援助的“胡志明小道”        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他们的和平解放,中国政府同民柬团结政府每年都签署无偿军事援助的协议。当时,由于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中方运输武器装备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道路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全长1200多公里。周总理得知此项工程,便派外经委部长方毅赴越南考察,我陪同前去。经过多次踏访和会谈,中越双方达成协议。周总理决定,中方要同越方全面合作,进一步改建和扩建“胡志明小道”。随着道路的开通,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中国政府派军事人员把武器装备和援助资金运送到柬埔寨。最初运输车辆只有几十部,后来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     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从北京经过越南河内,经过这条“胡志明小道”回国。1975年4月17日,朗诺伪政权被打败,首都金边获得了彻底解放。        西哈努克称中国为“第二个祖国”        1975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归祖国。西哈努克请我们外交部接待人员尽快将这一消息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并要求向两位领导人告别辞行。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好,但仍然满足了西哈努克的要求。     毛主席和周总理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西哈努克及其家人送行。西哈努克十分感谢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形式的支援,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相信,今后中国仍然是我们柬埔寨的头等支持者!”在回国前夕,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中写道:“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做我的第二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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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7:24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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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伊拉克印象]人人都是侦察员 作者:石岳文           很早以前就在老朋友唐师曾的书中知道伊拉克严禁拍照的故事,当时我还半信半疑,心想我又不拍你的敏感设施,有什么不成的。但我到伊拉克工作一年多的实践却验证了唐老鸭的话,伊拉克真的不让随便照,许多阻止你的理由听起来近乎荒唐可笑。一年下来,我手里的那台美年达都快生了锈。     伊拉克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像楔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太阴历、圆周率、四则运算、一周360度、七天一周制,1小时60分,1分60秒以及犁、战车等都是伊拉克人发明的。在伊拉克,文化古迹比比皆是,巴格达的许多广场、雕塑、宫殿等现代建筑也无不渗透着古代文明的芳香。但奇怪的是,游人不能随便在这些名胜古迹前合影留念,要想拍照,必须先请示随时出现的“有关人员”。我经常陪同国内来的朋友参观,但每次都为拍照问题犯难。巴格达最漂亮的建筑当属两伊战争烈士纪念碑,它座落在底格里斯河东侧,形状像一颗一分为二的心,远看则似两瓣绿色的水蜜桃矗立在一片原野中,格外醒目诱人。每次来这里参观,门口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都要问:“有照相机吗?”你说没有,便畅通无阻,你说有就得先拿出来请示一番才准许进入,有时他还要亲自“陪”你观光。要是你装傻充愣,明明带着相机却说没有想蒙混过去,你再拍照麻烦就大了,准把你的胶卷没收曝光不可。     巴格达的标志性建筑是萨达姆塔,该塔原高112米,1991年曾被多国部队摧毁,但仅仅一年多后,伊拉克人民就在原地建起一座比原塔还高一倍的新塔,并在塔顶开设了供300人同时用餐的旋转餐厅和咖啡厅,供游人观光消闲。我第一次去吃饭时,很想居高临下拍一张巴格达的全景图,可刚下车,警卫就把我的相机给收了。这里的规定是吃饭欢迎,但相机、望远镜、摄像机绝对不能上塔。理由是塔内有专业摄影师负责拍照,一张照片一个多美元,还不能自己选背景,因为没准儿你就等着餐厅转到总统府和情报局等要害部门前才按动快门。只有伊拉克的摄影师才能把握分寸!有一次,我偷偷地把机器带到了塔顶,可刚一上去就发现有人跟踪,一个小子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上蹿下跳地跟着我们跑,我一看他,他就故意把脸转到别处。就这样,我始终也没敢把家伙露出来,因为我真怕他腰里的真家伙走火。     巴格达著名的阅兵广场十分壮观,阅兵等重大庆祝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广场的东西入口是一座雕塑,上方是萨达姆总统的巨手紧握两把交叉的宝剑,底座是两伊战争中伊朗战俘的头盔实物。这一建筑既雄伟威严又极具艺术性,是游客的必访之处,可我去了好几次都没拍出一张好照片,因为守卫广场的共和国卫队只准许我朝背光的西侧拍,广场东侧因能看到总统府和主席台,所以绝对不能入镜头。我说尽好话,请示了N个军官也没用,听到的答复只有“Sorry”。     不仅在“国家要害部门”如此,在名胜古迹区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在著名的巴比伦废墟遗址,除了一堆堆破砖旧瓦透出远古的辉煌外,最漂亮的一处景观是80年代修建的总统官邸。从外表看,它完全是仿照古典建筑的风格而建,位置正在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后面,但我去了两次都没能拍到“她”的倩影。一进门,就被管理人员告知:游人绝对不能拍这座建筑,那要犯法的。还有一次,我去了离此处不远的亚历山大古剧场,为国内即将来访的艺术团查看剧场和舞台。陪同人员指挥我拍这拍那,就是不让拍位于舞台对面观众席上方的声光控制室。我问陪同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只好说这是规定,就是不能拍,没有为什么。     美好的景色不让留影总觉得遗憾,但说不能拍就不能拍,绝对不能偷拍。据说数年前有一位华人在疾弛而过的汽车里偷拍了一张照片,没走多远就被长着天眼的警察拦住汽车,当场曝光胶卷才放行。一名BBC记者曾偷拍了一张总统府的照片被发现,结果被活活处死。今天,在伊拉克不能随便拍照似乎已是一条尽人皆知的法律,即使在公园、欢庆场合也不例外。因为到处都是监察员,到处都有注视你的眼睛。     有一次我乘飞机去巴士拉旅行,起飞前我忽然想拍一张伊拉克空姐的照片留作纪念,可相机刚举起来,坐在我前排的一名旅客就严肃地警告我:“飞机上不能照相。”我实在想不出这人怎么后脑勺也长了眼睛。去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朋友去河边散步,走累了就坐在岸边背对河水聊天,一个小个子“好心人”突然停在我们面前,悄声细语又郑重其事地说:“先生,请你们不要看对面的别墅。”我很惊奇,戏谑地反击说:“不是我要看,而是它跑到我的眼睛里,为什么不能看?”他的回答差点儿让我乐死:“因为对面房子里有女人。”我不服气,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在看别墅中的女人呢?”他说他觉得我们看的方向不对,好像眼神也不对。“那我往哪儿看呢?”我故意又问。他的回答更是让我哭笑不得,“可以往河里看,但眼睛不能了望河对岸建筑。”我再问为什么,他不耐烦地说:“没有为什么,不能看就是不能看。”此事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明白为什么只能看河水,不能看两岸,因为对岸茂密的林子深处就是总统府,当然不能随便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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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7:38 | 只看该作者
<strong>无标题]<br /></strong>重叠的印象:老外交官再访阿富汗 2002年9月15日至20日,一个特殊的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一行五人都是曾在这个国家工作过的老外交官,其中有人与阿富汗暌违已有30年,最短的也已有11年。他们是:华黎明,前驻伊朗等国大使,1965年~1971年在阿工作;马行汉,前驻阿富汗代办,1955年~1962年、1979年~1980年在阿工作;王修才,前驻卡拉奇总领事,1988年~1991年在阿工作;刘长宝,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1968年~1973年、1976年~1981年在阿工作;虞铁根,前驻缅甸参赞,1963年~1967年、1973年~1979年在阿工作。 华黎明:一个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山国,人民勤劳朴实,数十年后重返这块土地,真有&ldquo;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rdquo;的感觉。满目疮痍的国土和饱经战乱的人民让我们潸然泪下,人民渴望和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我们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阿富汗人民对中国的信赖和友谊又使我们感动不已。 刘长宝:阿利亚纳,阿富汗自己的航空公司   我们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乘阿富汗阿利亚纳航空公司的波音727飞机飞抵阿富汗。这个公司我们非常熟悉,苏联入侵后很快就停业了,现在居然又开始运营,真是令人感慨。我在飞机上看到了熟悉的阿富汗人的面孔,心里为之一振。  喀布尔凭吊  马行汉:喀布尔半个城市是废墟,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   喀布尔西区是我记忆中非常熟悉的地方。早在1955年夏天,我就随同我国首任驻阿大使丁国钰来到阿富汗。我们的使馆就位于喀布尔西南部的一个花园别墅区。这是一个富人区,花园别墅林立,树木茂盛,花草遍地。附近的小山坡上矗立着世纪初的阿曼努拉国王打败英国侵略军后建成的一座高大法式宫殿。如今的喀布尔半个城市都是废墟,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满目残垣断壁,焦土一片。小山坡上是昔日阿曼努拉王宫孤零零的&ldquo;骨架&rdquo;,仅存的墙壁上是枪炮留下的弹痕。 华黎明:在共和国医院,我们都流泪了   最让人心痛的是共和国医院的场景。共和国医院是喀布尔最大的医院,也是现今惟一可以接待病人的医院。但是我们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腥臭味。实验室、化验室里就只有几个空瓶子。血库很脏,手术室没有无影灯,病房的病人自带卧具,病人吃的都是黑米,据说是把库存了十几年发霉的米煮一煮,浇上盐水,放点油豆,这就是所谓的病号饭。在医院的院子里,我们见到了今年2月运抵阿富汗的第一批价值3000万元的中国援阿物资,其中有发电机组、CT扫描仪、X光透视机和药品。但因这座楼尚未修复,设备无法启用。与其说病人是来看病,倒不如说是在这里等死。院长几乎是恳求我们帮助他们修复这座楼。我们几个人当场都流泪了。偌大一个喀布尔,连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都没有。战争以前,喀布尔的医疗条件还是不错的。当时,我们工程队有个翻译遇到车祸后肝破裂,送到这所医院,手术做得很成功。 华黎明:除了物质遭到破坏,环境的破坏和人们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抚平的      除了物质层面的破坏,还有两大破坏。一是环境的破坏。以前有一条河穿过喀布尔,风景很美,老百姓当时在河边洗地毯。现在这条河干涸了,河床上都是难民临时搭建的建筑物。我们去了五天,两天赶上沙尘暴,这是30年前从未遇到过的。环境的破坏是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   此外,阿富汗人的心理创伤更是无法弥补。记得沙拉尼副总统跟我说:&ldquo;阿富汗的整整一代人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干了。打仗成了阿富汗青壮年谋生的惟一手段。我们的家没有了,医院没有了,人才也没有了。&rdquo;帕尔旺省省长说:&ldquo;老百姓没有生路,惟有扛枪。假如有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老百姓有和平就业的机会,何必要去靠扛枪来吃饭呢?&rdquo;我听了心酸。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是永远没办法抚平的。  见证新生活  马行汉:喀布尔的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   喀布尔的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西区虽然一片废墟,但位于东北区的总统府、总理府、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建筑和东区的新建筑群还保留得比较完好。学校均已开学,男女学生均着制服。电视台、广播电台已正常开播。中午时分闹市区居然还出现了交通堵塞现象,留着小胡子的警察在指挥疏导车辆。晚上,我站在洲际饭店的阳台上放眼望去,天上星光闪烁,地上灯光点点,一片祥和宁静的气氛。远处偶尔飘来熟悉的阿富汗民歌,笛声伴着委婉的歌声,如泣如诉,像是在思念亲人,也像是在诉说战争中的磨难。 华黎明: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商机   去年底,张敏代办重返阿富汗时还带着睡袋和方便面。当时的洲际饭店没有电、没有水。而我们入住时,饭店虽然陈旧,但是床铺起码是干净的,地毯上也没有那么多土了,而且24小时有热水。早餐很像样,咖啡、牛奶、面包、鸡蛋、果酱、黄油样样齐备。   阿富汗的前途究竟会怎样?经过23年的战乱,阿富汗人心思定、人心思和,整个民族都在反思。长年的内战使这个国家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和生产、贩卖毒品的基地,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这个国家战乱再起。阿富汗当前最需要的是重建家园,和平才能保障重建,重建又能促进和平。战争期间,冒险进入这个国家的只有外国记者。而现在,阿利亚纳航空公司已开辟了通往伊斯兰堡、德黑兰、迪拜和法兰克福的航班,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商人来到阿富汗准备捷足先登了。喀布尔的洲际饭店已经人满为患。  叙旧和期盼  刘长宝:故人意外重逢   我在帕尔旺见到了我30多年前的老朋友,他现在是帕尔旺水利局长。我简直不敢相信,与过去相比他简直判若两人。那时候他穿着西服,是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可现在呢?戴一顶马苏德式的帽子,留着大胡子,身上的西服也不像样子。他54岁,比我小,但却显得苍老、憔悴。塔利班害得他家破人亡:老婆死了,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跑了,家里只剩一个孙女。   我在喀布尔还遇到了我30多年未曾谋面的波斯语启蒙老师。那天,我们在喀布尔大学访问。有个人老是过来张望,最后终于问:&ldquo;这是不是中国来的客人?&rdquo;我反问他:&ldquo;你是不是卡尤?&rdquo;他一下子抱住我,激动地说:&ldquo;我想死你了。&rdquo;在动乱的年代,喀布尔大学关闭了,这位老师流落到白沙瓦,并且一呆就是好几年。他发自肺腑地说:&ldquo;我把你们的照片与你们的作业带在身边,经常翻看,作为对你们的思念。现在终于见到你了。&rdquo; 刘长宝:帕尔旺工程的原设计单位已跃跃欲试   中国援建的帕尔旺水利工程建在高原上。当时,周围主要种植葡萄,因为没有水,灌溉主要是靠坎儿井。潘杰希尔山谷里有一条河,称为潘杰希尔河。我们从1956年开始,用十年时间修了一条渠,把河水引过来,灌溉周围大约4.5万公顷的土地。这个工程建成后,老百姓确实受益匪浅。如今,战乱使有些地方遭到破坏,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希望我们尽快修复,这是对阿富汗经济的大力支持。据我们了解,中国当年的帕尔旺水利工程设计单位已到外经贸部争取承担修复任务。   共和国医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观时,医院副院长私下问我:&ldquo;修复共和国医院下个月开始行不行,两个月之后行不行?&rdquo;急切之情溢于言表。为此,我们的团长华大使一宿未睡好。他起草了一份给北京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驻阿使馆和阿富汗人民的意见。但愿共和国医院也能早一天修复。 <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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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8:16 | 只看该作者
张敏的镜头:从阿富汗归来 作者:葛军 飞抵阿富汗下榻\"无星级\"洲际饭店  去年12月19日,中国外交部赴阿富汗工作组乘坐联合国小飞机(能坐16人)从伊斯兰堡飞抵喀布尔。机上全是中国人,除工作组六人外,还有分别来自凤凰卫视和新华社的六名记者。   抵达阿富汗,工作组首先遇到的就是生活困难。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已荒疏了九年多,因此在修复之前,他们只能住在洲际饭店。这是个&ldquo;五星级&rdquo;饭店,但大家开玩笑说,也就相当于国内乡镇级的招待所。这座建于60年代的饭店在战争中四层楼以上都被炸毁。尽管修复了一下,但仍然没有热水、空调、暖气,设备非常简陋,椅子一坐就会塌陷下去。即便是室内也布满尘埃,穿着拖鞋走几个来回就能在地毯上渗出土来。   饭店里的伙食比较单调,鸡牛羊、羊牛鸡倒着吃,外加炸土豆条,有时有些菠菜泥,吃几天就受不了了。尤其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饭店里的早餐,面包硬得能把脑袋砸个坑,把他们的牙床子都硌坏了。经过饭店方的同意,工作组的同志用阿方提供的小炉盘在阳台上自己动手做饭。常做的饭有&ldquo;东北乱炖&rdquo;(就是把萝卜、土豆、菜花等一股脑儿倒进锅里煮),当时吃着真香。另外,吃方便面也成了&ldquo;改善生活&rdquo;。   夜晚的生活非常单调,无非是读读书、打打牌,好在他们在使馆里竟然找到了80年代的《大众电影》,几个年轻人看得爱不释手。战乱频仍、物是人非,几本老杂志居然&ldquo;幸存&rdquo;下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乘坐二号车参加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工作组12月19日飞抵喀布尔,22日举行阿富汗政权交接仪式和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工作组的同志乘坐着一辆黑色奔驰车前去内务部参加仪式,备受瞩目。 这辆奔驰车有着不浅的&ldquo;资历&rdquo;,它是80年代生产的280型,八九十年代一直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ldquo;服役&rdquo;,被称为二号车。1993年撤馆后,它就被闲置起来。这次工作组重返阿富汗,人们从使馆的车库里再次&ldquo;请&rdquo;出这辆年久失修的&ldquo;老车&rdquo;,重新给它装了电瓶、上了机油、加满汽油,没想到还真能开。于是它就成了工作组重返阿富汗后发动起来的第一辆车,为此大家还给它拍了照。在张敏的指点下,我们看见照片上的这辆&ldquo;大奔&rdquo;虽然样式有些过时,但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开着它行驶在喀布尔,一定很威风。在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有一面小型的五星红旗,张敏解释说,当时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既不是大使,也不是代办,车身上不能悬挂国旗,所以就想出了这个便通的办法。这面小国旗既成了汽车的标志,也成了他们身份的标志。 战后的阿富汗,一切刚刚起步,就连新政权交接仪式上也是一片混乱,很多人前来祝贺,但没有任何礼宾规则。张敏他们好不容易在走廊里拦住了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向他递交了贺信,并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中国政府将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卡尔扎伊当即表示感谢。  "伊尔-76"运送援阿物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亲自参加飞行  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一天,中国政府即承诺了对阿物资援助,卡尔扎伊对此深表感谢并希望首先援助教育和卫生部门,提供一些学生用品、医疗器械等。 援助物资全部由我国军方采购并运输到新疆的喀什,然后由专机直接运抵喀布尔。据张敏回忆,中国是第一个承诺对阿援助,也是第一个兑现承诺的国家。他自豪地说:&ldquo;我当时接受了阿富汗电视台的采访,这个节目后来在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三天,效果非常好,中国获得了阿富汗老百姓的赞誉。&rdquo; 运送援阿物资的是两架&ldquo;伊尔-76&rdquo;运输机,由我空军13师提供,目前是国内最好的运输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3师师长都亲自参加飞行,每机有19名机组人员。阿富汗民航部副部长亲自到机场迎接。 中国援助物资抵达阿富汗后,就被全部移交阿临时政府,并由多国部队负责警卫、运输和分发。 在机场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用电脑工工整整打出的标语被临时固定在一包包援助物资上。张敏说:&ldquo;虽然我们远在阿富汗,但一举一动都被关注着。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时刻代表着中国。&rdquo;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王毅副部长带来了祖国和亲人的问侯  在外交部赴阿富汗工作组的日程当中,考察馆舍和复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飞抵喀布尔后,他们便在空余时间考察馆舍。使馆废弃多年,楼道中、房间里布满了粉尘,它比灰尘的颗粒更细小,人走过时会升腾起团团尘雾。他们每次都是干干净净地进去,灰头土脸地出来。 使馆的设施均已非常陈旧。当年院子里的那眼井已经干涸,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他们又打了一眼。主楼、招待楼、商务楼的电线和线路都已年久失修,需重新检修。建筑物外墙壁和电线杆上弹痕累累,玻璃门窗破损严重。在这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要尽快举行复馆仪式,我们不难想象困难会何其多。然而,他们修补了墙上的弹痕,安装了玻璃,将天线临时用做旗杆,同时还购置了麦克风等设备。 &ldquo;要复馆,就需要代办,&rdquo;张敏回忆说,&ldquo;于是我就到阿外交部递交唐家璇部长的介绍书,这样我就成了中国驻阿临时代办(1993年撤馆时,张敏就已担任代办)。&rdquo;1月29日递交介绍书,2月6日正式复馆。 那是最冷的一天,天空中飘着漫漫雪花。复馆仪式在招待楼前举行,包括临时政府的60多位客人参加了仪式。&ldquo;我记得卫生部长是位女士,虽然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但只穿了袜子没穿长裤,她也站在那里参加仪式,最后被冻到车里去了。这说明阿富汗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rdquo;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此次的阿富汗之行既是访问,也是参加中国驻阿使馆复馆仪式,并在春节前夕带去祖国和亲人的问候。他转交了外交部党委给工作组的慰问信和慰问品。慰问品每人一套,有糖、咖啡、肉松等。&ldquo;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封慰问信,当时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听完之后几乎都流下了眼泪。信中对我们的评价太高了。&rdquo;张敏说着就取来了他在阿富汗工作期间的日记本,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ldquo;一个多月来,在阿富汗形势尚未完全稳定、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你们在张敏同志的带领下,克服困难,与阿富汗临时政府迅速建立了顺畅的工作关系,促成了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访华,并为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你们的工作是出色的,效果是明显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为全体外交干部树立了榜样&hellip;&hellip;&rdquo;  卡尔扎伊到使馆喝茶吃了闭门羹  关于复馆仪式,张敏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插曲。&ldquo;1月24日~25日,卡尔扎伊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2月5日会见王毅副部长。一见面,他就非常高兴地说:&lsquo;我在长城上照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像,快把照片拿来!&rsquo;我们接过照片一看,真是在长城上,他戴着一顶紫羔皮帽子。寒暄之后他表示:&lsquo;我要出席中国使馆的开馆仪式。&rsquo;&rdquo;到了开馆当天,他在外地,快散会时才得知卡尔扎伊的飞机刚刚起飞,怕是赶不回来了。 第二天,使馆的园丁告诉张敏,卡尔扎伊前一天晚上来了。因为弄不清真假,张敏也没在意。后来见到卡尔扎伊本人,他问:&ldquo;我专程到你们使馆去喝茶,怎么没人呢?&rdquo;张敏说:&ldquo;你不知道,我们使馆里一个人都住不了,我们都住在外面的饭店里!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这是中阿友谊的体现。以后,我一定再请你喝茶。&rdquo;就这样,卡尔扎伊吃了个闭门羹。  张敏视线里和平的阿富汗  迈万德大街 这是喀布尔市最繁华、笔直的大街。以前街容非常整齐,楼房一栋挨一栋。为纪念19世纪第二次反英战争中的迈万德战役大捷,人们在喀布尔这条最宽最直的大街上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这条街也就由此得名。轰炸后这条大街的景致令人惨不忍睹,但也陆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商摊,点缀着满目疮痍的焦土。工作组离开前,这条大街上正在兴建战后第一座规模可观的楼房。 一色儿的中国凤凰牌加重自行车 有一幅照片上是中国驻阿使馆斑驳的外墙,里面是土坯的,墙皮都脱落下来了。街上人骑的自行车清一色儿的都是上海产&ldquo;凤凰&rdquo;牌加重自行车,售价大概是每辆40美元。阿富汗人喜欢这种车,又便宜又结实,是主要的代步工具。 紫羔羊皮的帽子  紫羔羊是阿富汗西北部的一种羊,它满身卷毛,出生后就被宰杀,人们用它的皮做帽子、皮衣,非常保暖,也很珍贵。张敏把他此行购置的帽子拿给我们看,它价值25美元,据说这只是中下等水平的,还有更高级的。卡尔扎伊也戴着这样的帽子,但是肯定比这顶贵重,张敏说起码要100多美元。羊越小越值钱,剖腹产的小羊的皮就更加珍贵了。出生5分钟和出生10分钟的羊皮的价格就不一样,张敏说他的这顶可能是用出生5分钟的羊的皮制成的。  市场  迈万德大街市场上商品比较丰富,一般都是从巴基斯坦走私来的,战争时期走私活动非常猖獗。本地产的商品很少,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各种矿泉水等,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一听可口可乐要几美元。水果蔬菜是阿富汗本地的。当地的汽车一般是日本货,比较破旧,使用的是从伊朗、土库曼进口的劣质汽油,车后翻卷着团团黑烟。市场上很多小贩的秤上没有秤砣,代之以一块石头。   在阿富汗换钱有专门的自由市场,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政府的承认。工作组要换1000美元,用不着自己去,交给使馆的司机去换。他拿着1000美元出去,回来时可以抱着一大抱。这种钱没人会抢,因为实在是不值钱。使馆施工期间发工资时,人们手里拿着钱就出门,根本不必担心。 阿富汗的市容街景无疑充满战后的遗迹,残垣断壁、尘土飞扬、荷枪实弹的多国部队官兵和飞驰而过的军车处处可见,然而,尽管如此,和平的景象也给人以希望和期盼,毕竟有了商品、店铺和已经开始和平生活的阿富汗人民。 <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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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8:30 | 只看该作者
百年华诞忆陈毅 作者:行 舟       陈毅,不同肤色的外国朋友称他为“Marshal Chen”(陈元帅),而国人却习惯于沿袭战争年代对他的称呼——“陈老总”或“陈总”。他离开我们虽近30年了,但其在外交战线上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现谨从众多纪念文章中摘取部分精彩片段,串珠成文,以志纪念。    不畏强权 气贯长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南北两面同时逼来的威胁,陈老总大声疾呼: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外交的神圣职责。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以伟大爱国者的浩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惩讨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战争叫嚣,毛主席于1958年8月23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当晚,陈总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尖锐地揭露说:“美国借口‘保护侨民’侵占黎巴嫩,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把军队派遣到古巴。最近,美国军队竞为了‘休息和避暑’进驻了新加坡。”接着,他激愤地反问:“我们中国也派一支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芽同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是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几百名来宾鸦雀无声。讲话一完,一些亚非国家的使节就兴奋地端着酒杯来到陈总面前,向他敬酒说:“元帅阁下,讲得好.”有些北欧国家的来宾也过来敬酒,但言辞中流露出对陈老总讲话的尖锐措词的担忧:“这样,是否太紧张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一贯主张缓和,如果有人硬要搞紧张,我们就要比它搞得更紧张。果然,当我福建前线部队射向金门的炮弹一响,美国内外怨声四起,国务卿杜勒斯赶忙要求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又要求蒋军撤出金门、马祖,美蒋矛盾激化,他推行的“战争边缘政策”遭到破产。     陈老总对苏联妄图控制我国的行径也进行了有力的DIZHI。1958年10月2日,赫鲁晓夫在北京与我党政领导人会谈中,蛮横无理地指责我国炮轰金门、马祖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陈老总当即义正词严地反驳说:“炮轰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竟然冲着陈毅咆哮:“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总声色俱厉:“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党在谈问题嘛。”顶得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之后,赫鲁晓夫的恶行愈演愈烈,中苏两党的分岐日渐公开。1962年,陈总在日内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来讲,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一名西方记者在报道此次讲话时使用的标题是“我们不做卫星国”,这句话便迅速传播于世。     1965年9月29日下午,近300名中外记者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陈老总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表示欢迎各国记者来华进行新闻采访之后,话锋一转,笑眯眯地说:各国记者阁下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存在着被洗一次脑筋的危险。大家—阵哄笑,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增加到13万,在战场上使用了各种新武器,你对这种做法有何评论?”他直截了当地说:“越南人民能打败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点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前些时候,有个FaGuo朋友告诉我,美国的力量还没有用完。……我 说,你这话也有道理,但是,越南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完,阁下为什么只看到美国的力量呢?芽”这次招待会的高潮是他针对当时的国际斗争即席发挥的一大段话:“……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他以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我们“已经等了16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他代表中国人民的气势磅礴的宣言。记者们普遍认为,陈老总的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 潇洒自如 从不逾矩     1961年5月,“共产党中国外长陈毅穿着资本主义式的西装,戴着轻毡帽,来到日内瓦”,“做出愉快的姿态,拍拍美国人、英国人的肩膀,说些笑话,采取开朗的、有信心的、应付裕如的态度,宣传着他们有人情味的一面”。这是西方记者对陈老总的描述。     其实,陈总率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任务相当繁重,并不像记者讲的那么轻松。他本着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灵活运用策略、争取达成协议的方针,会上会下,开展各种活动;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以他热情豪放、坦率诚恳的风度,同大多数与会国的代表侃侃而谈,沟通思想,取得共识,打掉了美国设置的种种障碍。随后,他吸取了各方共同的意见,提出合理方案,同与会各国平等协商,终于打破僵局,于1962年7月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有关议定书,使这次“马拉松会议”得以圆满结束。     对于陈总来说,每日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同中央保持联系了。他熟悉毛主席和周总理夜间工作的习惯,把自己每日听汇报、写报告的时间都尽可能安排在上午。这样,请示报告就可以在北京时间午夜前后送达中央领导人手里,而在第二天日内瓦时间中午之前,也就可以收到北京的复电。在中央授权范围之内,他在会议的间歇,或四出造访,或广激来客,或接见记者,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外交剧”。     1958年2月,周总理向陈毅交班时曾提出“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这就是说,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相比,其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大事小事都不能擅自决定,一举一动都不能脱离中央确定的轨道。对这八个字,陈总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经常向外交干部宣示提醒。同时,他要求其部下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不能把“授权有限”当做挡箭牌,办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敷衍塞责。对于陈总来说,他既有老革命家遵守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又有超人的谋略胆识,所以他在外交活动中常有创新并表现出鲜明特色。     的确,坦率诚垦、直言快语是陈老总的性格特征,但他又能娴熟地运用外交家必须内外有别、分寸准确的对外表态技巧。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在招待会上突然发问:“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高空侦察 机,请问是用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遇到这种涉及国家机密的提问,一般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应付,但陈老总却不。他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个动作,告诉记者说:“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记者们被折服了。可见,陈总已达到古人所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1960年底,陈老总曾对全体外交干部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因为外交问题不能完全靠我们,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因此,他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以开拓我国外交局面。在对外活动中,他既有坚强的党性,又讲究真挚的人情,不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也不论国家大小和身份高低,都欣然同之交往,朋友遍天下。     印尼前总统苏加诺与陈老总同岁,自1955年在万隆会义上相识之后,俩人便成为好朋友。一次,苏加诺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恐怕你们不愿意听。”“总统阁下,”陈除下墨镜,神情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对方笑了。后来,苏加诺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一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     1964年4月上旬,陈老总率团出席了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12日,苏加诺在总统府接见了他。苏开门见山摆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地点仍在万隆,时间就在当年。陈劝说:“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个之多,总统阁下如果主张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这样你就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证明你没有什么私利打算,你去发言就响亮。”对方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但在开会时间问题上仍不松口。陈诙谐地说:“你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个参谋长,你要不要呢?——好,你既然要我这个参谋长,就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最好在明年开,为什么?因为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这些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面开会怎么行呢?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该互相竞争,而应该互相补充;即使要竞争,也不必用抢先开会的办法竞争嘛,”苏思考了片刻之后说:“我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话,从未像与你谈话这样……这样吧,地点问题我同意你的意见,时间问题么,也还可以再商量。”陈笑着说:“你这个统帅不错,还听了我一半意见,说明我这个参谋长还可以再当下去哩!”     缅甸前总理奈温将军是位老朋友,经常来华访问,而陈老总访缅也有九次之多。奈温曾告诉陈毅,他对佛教不感兴趣,而缅甸修庙花了很多钱,和尚同军队一样多。可是,奈温到了杭州,陈毅偏偏引他去看“灵隐”:“将军阁下,在西湖你不看庙就没什么看头了。”对方哈哈笑起来,说:“你们的庙是作为名胜古迹,大家在里面玩一玩,很好。”可见,他俩的晤谈很是欢洽。当谈到中缅友谊时,奈温向陈毅、并请陈转告中国领导人说,在他的有生之年,绝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来反对中国。          陈老总与号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哈里曼也有交往。陈毅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曾当面指责哈里曼发言的错误,而在会下又同他握手交谈。哈说:“我对你讲话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陈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哈回答说,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并再三向陈讲“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日本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陈老总曾这样说过。凡有来自日本的代表团和友好人士,他总要尽可能抽空见他们一面,其中有演员、画家、渔业协会代表、宗教团体代表、乒乓球高手、排球教练和围棋代表团……身份不同,年龄各异,但都为中国及陈老总个人的风采所吸引。1960年12月,一名前日本陆军中将以负罪的心情访问中国之后返回东京,一下飞机就对记者们发表谈话:“陈毅副总理曾对我强调说,即使中国强大了,也绝不会侵略日本以及其他的国家。但是,如果外国前来侵略,我陈毅就要打头阵!”陈总不是同日本棋手下过围棋么?他的棋艺和风格都得到对手的高度赞赏。授予陈毅荣誉七段还不够,1973年日本棋院又追赠他荣誉八段称号,并以一个特殊的日期——日中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作为荣誉证书的填发日期,以纪念他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所做的杰出贡献。 霜重色更浓 处处显风骨     “现在解放了,为人民牺牲生命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党的事业还需要我们零敲碎打地付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这是陈老总于全国解放之初在华东军区一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为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1956年,他曾因疲劳过度而引起突发性脑贫血,晕倒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宴会上。进入60年代以后,为团结更多的亚非国家朋友,他频频出访,其中的辛劳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非洲万里之行的旅途劳顿、雅加达筹备会的紧张激烈,就不用说了,仅就1964年年底和1965年上半年的外事活动为例,可见一斑:     11月6日,年已64岁的陈总访问了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之后回到北京。8日,他又飞往昆明,赴金边参加柬埔寨独立日庆典。22日回到北京,该喘口气了吧?不。这边带着一身疲惫刚回到家里,那边为下一次访问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4天之后,他又离京前往印尼、缅甸访问,一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到12月8日抵京时,周总理发觉他脸色不大好。“在国外访问,陈总常要靠吃药来维持精神。”保健医生悄悄透露说。可是,次年一开春,他又精神抖擞,接连往访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回到北京,周总理不大放心:“怎么样,是不是休息一段?”“没得事 !”他回答得很痛快。4月初,他又随周总理去了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步履矫健地在茂物参观植物园,兴致勃勃地在独立宫参加会谈……然而从印尼回到国内,他却病了一场,不得不休息了一个月。病愈之后,他又在三个月内接连三次出访非、亚两洲,共去了九个国家,行程数万里……     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异常复杂,加之我国航空业尚不发达,在乘坐飞机出访的过程中,遭遇险情在所难免。且不说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没有使陈老总胆怯,就说他单独率团出访的途中,遇到的意外事件也不少。但他总能沉着应付,遇险不惊,可谓“泰山崩前而色不变”。     1964年11月,他奉命赴金边出席柬埔寨独立日庆典,往返航线均要飞越“胡志明小道”。当时,美国飞机正对该小道狂轰滥炸,人们都为飞行安全担心。陈总果断决定:行前发布消息,将我专机航线公诸于世。他对随行人员说:“嗨,你们不知道这里头的诀窍哩,——越是走最危险的地方就越是安全。谁都知道那是美国飞机的活动范围,我们的飞机出了事,这笔账还不记在它头上?”果然,往返飞行时,美军用飞机在低空轰炸,我专机在高空穿行,敌机未敢犯我。回到南宁时,当地领导人向陈总庆贺安全归来,他却风趣地说:“不错嘛,还有美国飞机护航哩!”     1965年9月,陈总访问几内亚后回国,原定航线要经停阿尔及尔。不料,凌晨飞到该域上空时,浓雾弥漫,天地茫茫,两次试降都未成功,备用机场也因大雾而拒降。只见机长匆匆走到陈总面前,请示如何处理。此刻,有几个惊慌难抑的同志也围了过来,机仓内弥散着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陈总看了看机长,若无其事地说:“一切都由机长作主,我现在也是你的兵,听你指挥,如何安全着陆,你机长自然有办法,不必来问我嘛。”待机长离去,他环视周围说:“你们哪个敢来与我下棋”……“让小姐们拿早餐来吃嘛”……专机调头向南飞了约50分钟,于油料耗尽之前在沙漠中一个简易机场(机长在1个小时前飞越此地时无意中发现)平安着陆。为此,该机组荣立集体二等功。     1969年,尽管陈总在外交事务中已无发言权了,但在“四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上,他不顾艰难的个人处境和凶险的政治气候,仍大胆地提出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1971年11月,当乔冠华从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归来,前往医院看望病色的陈总时,他在病榻上连声祝贺:“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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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6-8 11:59:18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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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in Shanghai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办公处:上海市淮海中路1469号电话:021-64336880传真:021-64746867美利坚合众国驻广州总领事馆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uangzhou领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办公处:广州市沙面南街1号电话:020-81888911传真:020-81864001美利坚合众国驻沈阳总领事馆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Shenyang领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办公处: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2号电话 :024-23221198传真:024-23222374美利坚合众国驻成都总领事馆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hengdu领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办公处: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领事馆路四号电话:028-5583992/5589642 传真:028-5583520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Guangzhou领区:广东(暂定)办公处:广州市环节西路92号金洋大厦四楼电话:020-86474899-8402/8403传真:020-86477808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in Shanghai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办公处:上海市古北新区荣华东道60弄1号里昂花园302室电话:021-62081388传真:021-62087412领事馆 CONSULATES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Consulate of Canada in Chongqing领区:重庆、四川办公处: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大都会商厦17楼电话:023-63738007名誉领事馆 HONORARY CONSULATES瓦努阿图共和国驻北京名誉领事馆领区:北京办公处:北京市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楼2单元12号电话:010-65320337(办)/65901147(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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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15 21:39:02 | 只看该作者
东西倒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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