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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动力 ? 范式 ? 本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比较\r<br>
<br>作者：胡宗山\r<br>
<br>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r<br>
<br>[摘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与西方主流理论不同的逻辑体系和哲学内涵，在世界政治的主题、世界政治的发展动力、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范式及理论自身的哲学和历史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理论既有相似和相近的一面，同时更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如何以更加开放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将其理论精义运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实践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是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r<br>
<br>[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理性主义\r<br>
<br>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一支重要流派和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却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客观地说，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体系而言[1]，确实存在着内容庞杂、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国别各异、关注的焦点各有侧重、价值观上互有矛盾等缺陷，但它们在论述国际问题时都有着较为相似和相近的立场、观点和视角，在关于世界政治的主题、动力、研究范式和哲学本质四个主要方面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成为一种与西方主流学派理论在哲学和逻辑上鲜明对照的理论体系。因此，了解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理论的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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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一、世界政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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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视为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学者们通常依据大规模战争爆发的远近来判断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对（国际）战争及引起战争的普遍原因进行探求也成为国际关系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2]。理想主义、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要流派都把战争与和平作为理论的归宿点。例如，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要实现永久和平需要个人良知的转变，在国家间建立共和制度主义和缔结联邦条约以消除战争[3]。理想主义认为战争是西欧各大国片面追求各自国家利益而漠视人类共同利益，彼此间又进行势力制衡和反制衡所引起的恶果。经典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源于恶的人性，个人追求权力的本性扩大至国家的时候，国家间为占有或扩大权力而进行战争就成为正常的事情。新现实主义也认为战争是常态的，但更强调这是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来制止各种冲突和战争行为。\r<br>
<br>基于以上判断，理想主义为根除战争开出的处方是通过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创设国际组织来实现和平。其代表人物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和平只有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规制国际无政府状态才能得到确保，国际社会必须拥有一个处理争议的民主的治理体系和一支能够在协调失败时动员的国际武装力量[4]。经典现实主义认为要实现和平，必须使各国特别是大国间尊重彼此追求国家权力的正常欲望，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秘密外交实现妥协，尽可能避免冲突，保持国际社会稳定。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要获得安全必须实行自助，通过提高自身的实力和能力实现自保，同时主张通过建立均势的国际结构保持国际社会的平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创设国际制度，来降低国际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实现国家间合作，为减少战争，实现和平提供可能[5]。\r<br>
<br>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常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很多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写了大量关于战争问题的文章，如《帝国主义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等，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战争与和平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题之一[6]。但与西方学派从人性、政权组织形式或国际无政府状态等方面阐述战争原因的思路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战争与和平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首先，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根源，认为阶级对立是国家（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7]。其次，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构成，认为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联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提出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等著名观点。第三，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永远消灭战争。列宁指出，“……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8]”。第四，战争是阶级解放与阶级革命的有力手段或途径。马克思主义历来注意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的密切联系，认为国际战争可以为国内战争（阶级革命）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战争应该为革命服务，因此要及时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9]。\r<br>
<br>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也极为关注战争，但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比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一劳永逸地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r<br>
<br>二、世界政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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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在西方主流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者的眼中，世界政治作为整体而言，不存在动力问题。因为它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只要没有出现世界政府，这种循环就会一直进行下去。而作为个别的具体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行为的动力，则源于国家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因。西方学派认为，如同市场上的“经济人”不断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一样，作为类人化、组织化实体的国家也有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所不同的是，国家所追求的利益在构成上更为广泛、实现的手段也更为多样。所以，如果说世界政治存在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就来源于个体国家对利益的追求，因而，理性、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动力。但在不同的学派中，对国家寻求利益的界定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利益界定为对权力的追求和占有，国家占有的权力越多，就越能实现国家的利益；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盲目追求权力并不十分明智，国家的理性在于追求适当的权力，并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寻求安全，安全才是国家利益的首选。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和安全虽然都十分重要，但在现代社会中，对经济福利的追求才应是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优先关注的，国家尤其应该注重在世界政治经济交往中获取绝对利益，不应过分注重对他国的权力占有。\r<br>
<br>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政治的动力问题集中体现在“世界历史”理论中，即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国际社会的认识，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即日益发达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冲破旧的以手工作坊劳动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并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世界历史就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扩张而形成的由地区性的历史迈向全球性历史的过程[10]。这种由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发展所驱动的跨国资本运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从而有了在国际社会内的表现形式：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剥削。与西方学派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政治始终从生产力的根源上来考虑问题，并坚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出发，将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考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12]，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世界政治的动力就表现在三个层面：源于近代西欧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发展和资本运动是世界政治发展和前进的根本动力。由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后果就成为世界政治的直接动力：政治领域内出现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现代则表现为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经济领域内，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对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剥削所引发的矛盾（现代则表现为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经济斗争）。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政治的动力实际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直接动因则是（国际）阶级斗争。\r<br>
<br>不同的动力观反映了不同的哲学历史观。西方主流理论在国内层面上将世界政治的动力归结为人性、国家理性等难以确定的因素，在国际层面上则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使然，这实际上是把世界政治的动力归诸于心理、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它拒斥人性、理性这些表层因素，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就是其经济根源，经济根源是政治现象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同时认为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国际体系的动力时就比较重视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作用[13]，强调跨越国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才是世界政治的根本动力；要实现和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外部因素，而是必须消灭战争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消灭战争赖以产生的内部因素——国家本身，才能消灭战争。\r<br>
<br>三、研究范式\r<br>
<br>研究范式是对某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综合或抽象，集中反映了理论学派的价值观和思维途径。西方主流学派的主要研究范式是理性主义范式[14]，无论是现实主义学派还是自由主义学派，都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来将国家假设为具有理性的行为体，通过分析个体国家的行为来达到对整体国际关系的理解。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关注的对象是国家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制定对外政策，并最终拥有合法的权威来控制所有跨越国家边界的相互联系”[15]，由此产生了“国家中心论”。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直就是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最重要的行为体。理想主义虽然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但其基础仍然是国家间的利益调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早期曾批评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 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但后来基欧汉等人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逐步承认国家至少是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并将国家置于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问题的中心地位[16]。既然国家中心论的重点是民族国家，那么除进行具体的对外政策分析外，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倾向于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对国家进行“黑箱化”处理，即：1）忽略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阶级构成、领袖人物等因素对国家国际行为的影响，而是取上述因素互动博弈后的结果；2）忽略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权性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领土大小、实力强弱等方面的差异，一律视之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r<br>
<br>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范式是将阶级范式和经济范式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它具有几个明显特点：首先，它把阶级而非国家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单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无论是论述战争与和平，还是强调世界贸易与国际交往，都是以阶级以及由阶级斗争引发的革命、社会形态更替等为基本落脚点的，并使阶级的概念由国内向国际范围延伸。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论、拉美国家的依附论也都不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同样是以阶级及由阶级概念衍生的剥削、不平等等概念（如中心—外围地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等）等为基本的分析术语。\r<br>
<br>其次，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国家概念的内涵也与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中心—外围国家（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首先提出中心—外围模式，认为世界分为压迫和被压迫两个世界，外围地区的革命斗争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17]。二战以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进一步探讨并深化了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外围国家或者说发达—依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问题。但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阶级国家，它具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社会国家等若干变量值，不象西方理论只有民族国家一个层次；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个体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整体的共同利益，而只有以国家利益为名号实际上是由统治阶级所界定和为其服务的阶级利益。而且，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国家时，并不采取黑箱模式，相反却始终坚持国内国际二元分析法，力图把国家的内部阶级构成、社会制度等国内意象因素与国际环境结合起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r<br>
<br>第三，始终坚持以经济分析为基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从经济上分析问题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最深刻认识，任何社会现象，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根源上去研究，才能拨开现象的表层迷雾，洞析其内在本质。同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又注意摒弃单纯的经济或单纯的政治分析方法，而坚持用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方法[18]，既重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特别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r<br>
<br>第四，坚持全面分析法和总体分析法。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善于运用分析与综合、概括与抽象等各种逻辑手段，力图在以经济、阶级为中心考察国际现象的同时，全面具体地分析各种可能的国际关系影响因素；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十分重视社会整体对个体的制约作用，强调在世界历史进程和总体的国际格局中理解具体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r<br>
<br>西方主流学派眼中的国家是相似的，国家实际上成为“国家人”、理性人，都有着相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国家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通过什么办法来减轻这种冲突，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共同利益。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则是由阶级来界定的，不同阶级掌权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的逻辑与后果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国家预示着和平。当全世界都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人类就实现了永久和平，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成为自列宁之后，斯大林、毛**推行世界革命的一个思维起点。\r<br>
<br>四、理论的历史和哲学本质\r<br>
<br>哲学本质问题涉及的是理论对于历史的态度、哲学观和价值取向。在历史态度上，一般地认为，西方主流学派分为循环理论和进化理论两大派别。循环与进化实际上是指理论的历史哲学诉求是循环往复的还是不断向前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被普遍地认为是典型的历史循环理论，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怀特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循环和重复的王国”[19]。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认知体现在强调三个稳衡：权力政治实质的稳衡、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稳衡和国家利益和身份的稳衡[20]。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只要没有出现世界政府，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会持续存在下去，国家对利益的定位和认同、对外行为的动因与主要政策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就会永无休止地继续着对权力政治的追求，人类就会继续处于安全困境之中，不断地重复着战争—和平—再战争的循环游戏。\r<br>
<br>进化理论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并向前进步和发展的。自由主义强调人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国际组织和制度合作实现和谐，解决纷争，平衡而有限地实现进步[21]。建构主义则强调，人类过去经历的是霍布斯式的人人为战的敌对文化；现在面临的是洛克式的竞争文化，将来必然会过渡到康德式的互为朋友的文化之中，世界大同能够实现，世界国家有可能建立[22]。显然，现实主义的哲学观是悲观的，自由主义是谨慎的乐观，而建构主义则是积极的乐观。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进化理论，它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深刻制约的，相信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但这种演进不是自发完成的，而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世界政治不过是历史规律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的表现而已，如同国内社会将通过革命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国际社会无疑最终也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届时，国家会消亡，战争会绝迹，所有跨越国界的限制都消失了，共产主义自然溢向全球。\r<br>
<br>价值取向指理论所要达到的目标。西方主流学派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视为是典型的问题解决理论。所谓问题解决理论，是指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国际关系的客观规律，来发现有助于解决存在于国家间和人类社会的战争、冲突、公共治理等现象，为国际社会现有问题提供处方性答案的理论。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是依附论或批判理论在西方都被普遍认为是历史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理论。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建设者，而是作为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它关注的不是现实的问题，不是“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人类历史、命运、价值等哲学问题，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十分强调关注人类作为整体的价值存在、进化与解放问题、人与国家的关系、人类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和国际剥削现象。 但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并将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就不会得出这样偏颇的结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了战争、冲突和人类解放的处方，只不过这种处方更为宏大、所需的历史时段更长而已。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只有和共产主义革命相联系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3]。国家间的联合，建立世界国家也是一样，“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也有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24]。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现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实现了西方主流理论所期待的消除战争，建立世界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意味着国家的解放）的理想，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人自身的解放、阶级解放与国家的解放实际上是三者合一的，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理论修修补补的局部解决方案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可能是更彻底也更一劳永逸的。\r<br>
<br>五、结论\r<br>
<br>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思考和人类历史的深层认知，即国家间关系不过是阶级冲突与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与放大，本质上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历史运动向全球范围扩展所必然带来的。国家间的联合和人类的解放需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这种认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制定自己的战略行为和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在论述国际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如过于强调国家的阶级性，相对忽视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作为对外统一个体活动的重要作用；某些具体判断也与后来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并不能使国家间杜绝暴力冲突，社会主义国家间也发生过战争。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不足恰恰是西方理论所擅长的，例如现实主义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分析、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对国家间安全困境和战争等问题的剖析，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如何正确确定自己的利益诉求，摒弃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提供镜鉴；同样，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关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相互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入世后的中国如何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和参与进取的态度去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提供有益的思考。\r<br>
<br>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要目光远大，善于从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角度去为今天的国家行为找准终极坐标；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综合实力还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又要脚踏实地，在清醒认识国际社会的客观现状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又有义务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如何既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又要为全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既维护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又力图在国际社会倡导更加健康、民主和公正的公共政治生活秩序，这就要求今天的人们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而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思考国际问题的总体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对人类自身命运和国际公正的终极关怀，从中寻找我们行为的最终方向，并且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正确的、建设性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指导。不仅如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使用了异于西方主流学派的范畴、概念和范式，构造了自身理解国际问题的学术体系，就是作为学术研究本身也应该获得理论界的重要关注。特别是在西方理论居于话语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如果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与西方主流理论竞争性的、替代性的范式而对其盲目排斥和断然否定，相反是以更加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充分实现西方主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互补和互动，无疑更能深化我们对国际社会客观规律的探索，丰富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认知。

vinguqin

顶一下拉！！！

国关专家

<p>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