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fazhan

　　　第一节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与市民社会一起诞生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应当是一个历史现象，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诞生，又会在一定阶段消失。
　　　 西方政治学界对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人类不同的政治社会形态进行比较，以看出相对于其他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现代国家的特殊性。一种是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进行历史的观察与描述。
　　　 第一种思路的结果是对现代国家三个特点的总结（即国家起源的三个标志）：
　　　1）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
　　　2）权力中心的集中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金字塔形的法律体系（在法制国家内：宪法—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或规范体系。
　　　3）政治权力的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首先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与执政者的分离：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严格限制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其运用应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要去除一切不确定性。
　　　通过第二种思路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人创造出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在西方：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 Etat-Cité）—帝国（马其顿或罗马）—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 Etat- Nation）。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出现得比较早，且形式少有变化。秦王朝便已经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也日益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政治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如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政府各部）等，这是现代官僚政治的开始。
　　　第四个阶段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日益法制化。这个过程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而到1628的Petition of Rihts和 1689的 Bill of Rights初步得以实现。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的先声。到了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制订了成文宪法，制订了人权与公民权法案，使得个人可以对抗国家的胡作非为。
　　　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要比西欧早得多，且中间没有如中世纪般的中断。大概春秋末年、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已经走上了非封建化的道路，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已经具备。到了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此过程基本结束。此时的中国当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法制化并非国家的核心特征。
　　　在西方，国家起源的动力来源于冲突及社会各角色面对冲突而采取的对策。第一个动力来源于卡罗琳王朝解体后领主之间的军事对立。随之产生的不断互动导致了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
　　　第二个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西欧经济在15—16世纪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及他们利益的互相冲突。各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这些在15—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一直到1945）。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正如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国家更加完善、现代化、强大。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起源做了自己独特的解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组织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氏族组织既有着历史的联系，又有着原则的区别。
　　　区别主要是：1）国家是按地域划分居民的，而氏族是以血缘划分的。2）特殊的暴力机关的建立—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的核心不同在于：前者认为国家表明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后者认为国家是各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裁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