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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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及其经济发展的羡慕
　　17~18世纪期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无所不及。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言语之间都流露出对中国的羡慕和对中国梦的向往。中国文明不仅成为吸引西方的源泉，也成为西方为之奋斗的理想。耶稣会会士、商人、作家和哲学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由开明君主和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统治的国家。这种官僚制度奉行精英统治的原则，而不是根据地位和出身。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央帝国”大为激赏，认为它的文化和政治体制值得效仿。中国的艺术和瓷器风靡一时，不过中国官僚的追名逐利和理性主义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对欧洲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影响。如今在21世纪初，由于全球化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在历经300多年之后的今天，西方，乃至全世界对中国的羡慕和兴趣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18世纪，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而现在不是了。中国比以前离我们更近了，我们感觉到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强劲活力。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古典艺术、大众艺术、设计、服装和电影再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领导人都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速感到吃惊并欲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2003年SARS和2005年禽流感的快速爆发和传播告诉世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是一个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北京做出的决策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挂在每个人嘴边的问题都是，这个经济的主宰者和崛起的大国将如何影响世界。
　　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国家无需吸收其他的文化价值和所谓的现代理念，就可以通过其庞大的GDP和文化产业而拥有全球影响力。
　　这可能牵涉到宗教、政治自由、妇女权益和地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在快速地卷入全球化的同时，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准则正以相对低的速度向全球传播。不过，没有全球化并非存在惰性，中国的社会变革不仅迅速而且猛烈。这种悖论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只要变革路径是可控的，那么中国的党政合一体制（Party-State）就允许变革发生。今天的中国在摒弃了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之后，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向古老的、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回归。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被认为是填充这块精神真空地带并重获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两种路径。在一个大变革、大变动迅速爆发的时代，简单的口号已经远远不够，人民需要“社会黏合剂”。正如本文所言，中国高层必须认识到，缺乏明晰的未来愿景--这绝非预算规划所能勾勒的--已经成为统治合法性的真正挑战。目前，正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中产阶级的政治期望和环境恶化。
　　中国是超级大国？
　　许多近年出版的书籍和文章都将中国视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Peerenboom 2007; Kurlantzick 2007）。不过，多数分析都遗漏了一个因素，即中国领导人不愿意或者没有明确向世界推广其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由党政合一体制控制的社会。诚然，中国确实在扞卫他们的模式，批驳外来的攻击。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发展中世界对中国政治制度无可非议的成功和非凡的适应力越来越感兴趣。当然，党政合一体制的中国在外宣方面也投入甚至巨，其中多数是为在全球推动软实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打造成自信、现代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实际上，几乎中国每一个合格的智库现在都有一套评估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中国的专家都非常自信中国能够缩短同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 (Yan and Xu 2008)。不过，虽然中国的领导人在“推销”中国，但他们是否也在积极地推销独特的中国模式，以便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思想理念。在中国的政治词汇和思想理念中，有两个紧密相联的词经常出现并被反复强调和渲染。这两个词就是“政治稳定”。“中国崩溃论”学派有关中国党政合一体制即将终结的预测并不准确。不过，尽管如此，仍然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这种笼统的表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Shambaugh 2007, 164)曾说，导致苏联解体的许多体制性因素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当前，对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存在着一种真真切切的担忧。因此，“胡萝卜”（主要通过创造经济增长）和（必要时的）“大棒”政策均受重视。这远远超过了中国***对失去权力垄断的担心。害怕出乱子也被反复提及，许多对执政党大权独揽感到失望的人仍然担心社会动乱。不过有一种总体的意识，即形势是可控制的。这一点可以从民意调查中对中央领导集体的广泛支持中得到印证。虽然中央领导层非由民众选举产生，但这一点并没有被温Jiabao总理这样的领导人所忽视。在同外国观察者的会谈中，温总理强调，在间接和直接选举中实施差额选举都将提上日程(Li 2008, 8)。
　　最近数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积极参与多边论坛，而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有时，中国感觉被民主国家的精英联盟所排斥。中国在（西方）世界的眼里也是一个被排斥者，他们批评中国是苏丹、缅甸、津巴布韦和朝鲜等“无赖国家”的亲密朋友。因此，中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一直在自信和脆弱之间摇摆。虽然总体趋势是更加自信，但仍不足以向海外全面推广中国模式。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既贫穷又富有。中国通过减少国内贫困大大缓解了全球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已有大约4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假如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话，可能还会有4亿人加入最贫困阶层行列。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这种减贫力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Naughton 2007)。不过，中国和尼泊尔在亚洲是经济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不过可能接近0.50，高于印度和美国），中国在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潜藏着许多“政治火药桶”。社会经济不平等可以从近几年急速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抗议，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得到例证。社会争论和国内的民意调查均显示，人们对社会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差异越来越感到不满，不过中国高层并没有忽视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发生从“发展是硬道理”向胡Jintao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也无法理解温Jiabao总理自2005年以来为什么重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不过，这也会抬高农村的预期。一旦这些新政付诸实施，就难以拒绝新的更强烈的要求。许多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都揭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农民和小城市市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Li and O'Brien 1999)。老百姓在土地纠纷和反抗环境问题时比以前更乐于利用大众媒介和律师。中国***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减少农村税费，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中国。不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包罗万象，也可能一无所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口号奉行的正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务实主义：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有用就行。

　　因此，当代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今天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难找到。按照美元计算，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中国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根据德新社的报道，2008年德国以微弱优势胜过中国，保住了“世界出口冠军”头衔--译者注）。然而就个体而言，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佛得角这样的岛国。中国很快就将搭乘载人宇宙飞船踏上月球，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内陆省份爆出黑砖窑奴工这样的丑闻。因此，中国领导人知道，将中国称为一个超级大国还为时过早。中国的党政合一体制首先必须穿越许多陷阱，经受诸多考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事实上，许多中国的专家并不乐意接受西方扔过来的“超级大国”这顶高帽。
　　常青的党政合一体制
　　虽然中国形成了中产阶级，也常爆发弱势群体的社会抗议，但许多调查表明，人际互信，以及对党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仍然是高的--尽管当前的政治体制是非民主的，也禁止成立独立的社会组织(Chan和Nesbitt-Larking 1995, 306; Chen, Zhong和Hillard 1997, 60; World Values Survey 2000)。中国的政治体制恢复合法性的能力自1989年达到谷值以来，令许多学者感到困惑。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维持政治现状方面证明具有很强的“复原力”，而威权体制的一般理论，以及对中国国情的感性认识可能会使一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合法性较低 (Nathan 2003, 14)。分析人士将合法性的恢复归功于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不过并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意识形态要素在增强共产党合法性方面的重要性。
　　要搞清楚在快速的市场改革背景下中国威权主义的“复原力”，我认为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制度遗产和逐步顺应社会经济现实的持续重要性。在应用国家统合主义模式方面，当前的中国形势可以证明是国家强加给社会的一种统合主义安排，目的是有效预防菲利普o施米特所说的“独立的利益团体”的出现。统合主义模式在中国一直被用来解读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许多问题(Unger和Chan 1995, 29)。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比其他许多统合主义的威权政府更有雄心和抱负(Dahua Yang 2004, 6)。这种抱负和务实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中国党政合一体制能够保持政治控制力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虽然外部力量大大改变了中国文化，但古老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消失，因为这些价值观念决定着对即将到来的影响做出的可能反应(Weller 1999, 138)。美国学者魏勒(Robert Weller)正确地认识到，仅仅出现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生成民主化；统合主义安排可能具有较长的生命力，因为这种安排可以“通过镇压和控制对民主化施以有效的限制”。
　　古典的统合主义国家允许出现独立的社会利益群体，他们希望的仅仅是控制这些群体的集结和利益表达。与此截然相反，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因此，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无可匹敌的。然而，单单描述这种制度安排，并不足以解释为扞卫政治体制现状而塑造政治和公共话语的方法。
　　我们需要区分特定的体制支持和普遍的体制支持。特定支持是指个体是否满意具体的政府政策，而普遍支持则涉及全体公民对当前的统治制度的满意度(Dimitrov 2008)。当前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国人对地方官员的特定行为不满，但对这种体制本身仍持普遍支持态度。地方腐败、非法课税和对农民不公多年来导致中国农村多次爆发社会骚*和群体性事件。民众远赴北京，请求中央政府就地方持续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调查。很长时间以来，这种上访对中央领导层是有用的，他们担心、也常常公开斥责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然而日长天长，这种“替罪羊效能”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资产(Lagerkvist 2005)。自温Jiabao总理上任以来尤其如此。2007年在向全国人大所做的政府报告中，他承诺减轻农民负担，废除各种农业税，在教育和医疗部门实施福利改革。如果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那么潜在的怒火就可能烧向北京。目前，中国正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全面推进农村的社会改革。所以，中国尽管存在巨大的民主赤字，但中央领导层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
　　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参与的提高可能以多种让共产党可接受的方式出现，这些方式或基于战略考虑而获准或者本身就是由共产党发起的。比如，农村的农民示*和城市的工人抗议并没有被残酷镇压，这可以被视作是执政党顺应了变化的经济现实。这方面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这部正式的法律使中国农村能够进行村级民主选举。这等于引入了一种安全阀，借以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Li and O'Brien 1999, 132)。因此，只要社会抗议还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就被允许。虽然有人说，界限和范围是由党政合一体制所划定的，但事实上由于不断推进的社会进程不断突破这些界限，“自由的王国”已经扩大了(Oi 2004, 274)。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政合一实现了稳定、持续控制，容许渐进式变革，公民也被允许利用比以前更广泛的公共空间表达不满。
　　穷人没有多少社会和政治资本，因此他们在农村常常诉诸暴力手段进行抗议。有趣的是，似乎因此可以假定，改变政治现状的力量越来越多地来自在中等贫困和受过部分教育的地区，而不是那些生活水平高、相对自由的富裕地区。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对现状非常满意，而那些从中还没有从中受益的人感觉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开始为争取机会和权利平等而斗争——不过这种斗争仍然限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之内，而不是力图推翻它。不过，鉴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衰退和（更糟糕的）环境恶化，可能会出现要求更全面地检查整个制度的呼声，这一点已经在1989年的学生示*中表现出来。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环境抗议的案例发生在2007年6月的厦门市，当时机警的民众利用手机短信聚集起来抗议政府的不当决定。厦门市政府一开始似乎愿意同抗议者进行谈判，这或许预示着协商政治即将降临中国。那么，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也会降临中国吗？我相信民主化必须考虑草根的呼声和抗议，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极不希望放弃权力。不过，未来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也必须有党内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参与。
　　政党顺应变化的环境还表现在，中国的专家力图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许多中国人说，苏联社会弥漫着多么严重的“信仰危机”。这种社会形势被认为是 “左倾”和“极权”政策——一种没有活力且过度教条化的政党意识形态——常年积累的结果(Shambaugh 2008, 73)。由于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的紧迫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国外的所谓“和平演变”，因此挽救中国的信仰危机的一条路径便是诉诸于民族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长期执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Fewsmith 1997, 478; D. Zhao 2001, 441) 。暗含的意思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和贫困水平的下降“收买”了公众的信任和默许，从而使公众容忍现状。顺着这种经济逻辑，有些人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增加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 (Wang 2005, 156)。在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体制巩固效应目前超越了体制侵蚀效应。王正绪（Wang Zhengxu）排除了说服性宣传，即通过新闻媒体采取一切手段说服人民的战略，在体制巩固效应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将来实现这些目标将更加困难(p. 159)。总体而言，对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进行评估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Ellul 1965, 265)。几位中国学者曾认为，中国政府正逐步远离这种宣传模式；党的主导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Latham 2000, 654; Lee 1990, 3)。不过，不考虑宣传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政治合法性，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尽管观察人士注意到旧的宣传模式正逐渐失去其活力和效力，但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新的宣传框架和信息传播的出现。的确，仅仅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阶段，寻求民主“延迟”的因素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中国的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也出现了大量的替代性的电视节目、听众热线广播，以及流行杂志和新闻周刊，但大多数普通公民和记者仍然服从于共产党的主导地位，遵守政府的政策路线和纲领。
　　这种在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和游历广泛的公民中盛行的服从观念在普通中国人的身上也得到了反映，甚至平民百姓都愤怒地谴责2008年3月在西藏爆发的社会骚*。普通人由于只能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看、听和读到有关拉萨街头抗议和杀戮的零碎信息，他们对****这个流亡的西藏***分子和“担心中国崛起的”西方世界进行口诛笔伐。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上，不同的“信息泡沫”正在形成，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国的，而且可能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还有一个和中国一致的第三个泡沫。
　　新的中国模式
　　今天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正成为发展中世界的资本主义样板。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威权主义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将目光转向中国，邀请中国的专家学者就法律、经济和政治事务发表演讲(Peerenboom 2007, 9)。马丁o迪米特罗夫（Martin Dimitrov）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两组国家是有吸引力的。第一组是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开采上的。第二组国家是资源贫乏的威权国家，比如越南和古巴(Dimitrov 2008, 27)。可能还有一组国家是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应该把中国看作是一种黄金机遇，甚至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吗？对非洲而言，中国模式能引领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中比较发达的国家吗？中国会继续为全球减贫做贡献、积极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成为外国援助的重要捐助者吗？
　　裴文睿(Randy Peerenboom，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专家。-译者注)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能的样板。他极其错误地认为，“中国努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模式的引领”(Peerenboom 2007, 9)。裴文睿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来证明，中国领导人或者学者试图说服某个外国领导人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相反，中国的非洲发展问题专家李智彪则认为：
　　如果非洲国家真正想学习中国的经验，首先他们必须全面了解中国和自身国情的异同。其次，他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全部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的目的。
　　这决不是告诉世人，中国的成功模式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终极道路。从中国的政府机构那里也可以听到同样的观点。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那位非洲问题专家一样，都强调政策的制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成不变。由于致贫原因不一，因此需要在中国的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渐进式改革被认为是在小范围内推行试点项目，借以在基层检验不同的发展思想的关键(Davies 2007, 34)。渐进式改革、减贫路径多管齐下（尤其是注重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以及长期保持减贫和增长并重被认为是主要的经验。
　　同样，李智彪建议非洲国家必须考虑本国的国情，而不要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虽然李智彪不想过度渲染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成果，但他仍然相信中国的改革经验中有许多智慧值得非洲学习。首先，他认为，应当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以避免突然爆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其次，必须对外开放，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在飞速发展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利用外资。中国的非洲问题专家非常谨慎，即他们并不想在中非双边关系中描绘任何虚幻的希望蓝图。这从根本上摒弃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模式--当时“社会主义特使”远赴非洲，试图使非洲相信中国道路同样可以解决非洲问题。中国没有听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采用了基本的经济原则。许多观察家和学术权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资本主义道路来取代大西洋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此前的不同经济模式的“冷战”中时常被提及。然而，也有部分中国的学者、决策者和知识分子避免同外国人谈论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可能性。在“新左派”的标签下松散联系起来的辩论者、记者和作家则关注中国改革的缺陷和不足。
　　中国的这些专家也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即他们深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也是极其复杂的。中国的经济决策在不同的转型时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Naughton 2007, 107)。因此，他们像许多中国学者一样认为，其他国家要学的经验应当更全面而不是更具体，决策时要特别谨慎同时要考虑本国的国情。
　　结语：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正如我在本文力图表明的那样，构想一个普遍适用的中国模式是不理智的。首先，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一模式，因为不同的经济实验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的。其次，中国模式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第三，最严峻、也是最重要的考验依然在等待中国领导层。这就是如何解决发展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和未来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引发的诉求。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提防前面的道路。因此，尽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们并不乐意向世界推个中国模式。
　　总之，单单关注经济增长决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西藏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研究案例。中国最受人尊敬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李静杰教授对苏联解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给北京领导层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有关少数民族政策问题的。他强调要了解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紧张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必须明确保障各民族之间的自治和平等。李静杰认为，缓解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本方法就是优先发展经济。他还明确警告在多民族地区推行政治多元化的危险，因为这不仅会滋生负面舆论，甚至还会煽动民族仇恨。其他从事政治和社会研究的中国学者认为，鼓励汉人移民西藏和过度开发旅游和娱乐业会增加藏族人的不满，特别是拉萨，但这些观点并没有为政治领导人所重视。
　　不过，最近在西藏发生的骚*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西藏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缓和经济引发的民族冲突。相反，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民族紧张态势。社会凝聚的获得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把制定一个参与和融入政治决策的路线图作为优先事项。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人民渴望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更幸福，也准备为此而努力。不过正如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自由的所有好处并不能通过GDP而显现出来，这个事实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要求法定赋权、透明化和民主问责制的呼声。在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之后，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来迎接最后的挑战，即向更加民主的政治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艰难的任务将是中国领导人未来最大的挑战并将消耗其大部分精力。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预测了历史的终结。现在，其他人则声称我们正见证历史的回归和世界舞台上围绕民主和独*展开的新斗争。我相信后一种场景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或者至少它不会引起基本价值观之间极为强烈的冲突或碰撞。由于中国没有雄心、也没有能力俘获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模式”的青睐，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在牢固而充满防御思维的威权资本主义强国--俄罗斯和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爆发任何严重的、旧的意识形态冷战。建立一个规则至上且有效运转的民主制度需要时间，不过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多元化，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中国和俄罗斯都将无法摆脱这一法则的约束。不过由于原因不一，他们的转型可能比西方世界希望得更晚一些。  
  （本文原载“温室论坛”【Glasshouse Forum】；作者：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瑞典著名汉学家、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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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