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霸权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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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霸权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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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内容提要】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正在拉大民族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制造人类社会知识发展和知识分布的不平衡，产生知识霸权效应，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强大影响。美国凭借信息革命的领导地位，以高科技知识为武器，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进行整合，大力构筑以美国世界霸权为主要目标、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为基本内容的国际新秩序。\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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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当代国际关系中知识霸权凸现\r<br>
<br>国际关系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对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体系的支配。西方学者认为，“霸权是强者对弱者的领导与支配，强国制订和维持国际规则，并且安排着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1]沃伦斯坦指出，在国家体系中霸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抗衡是那样的不平衡，使得其中一个大国真正处于‘长者地位’，即一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及愿望（至少以有效否决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中去。”[2]?\r<br>
<br>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霸权的支撑力是暴力和财富。大国霸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兴起与衰落，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世界霸权的依次更迭，都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支撑此消彼长的变化。?\r<br>
<br>信息革命浪潮兴起和知识经济出现之后，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的进步，而不是完全依赖劳动、资源和资本数量的增多及规模的扩大，更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掠夺。暴力的力量源和威慑力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转化。信息革命正在营造一个对知识和信息普遍依赖的社会。世界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为少数人通过知识的独占而控制大多数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知识对霸权支撑力影响的途径从过去间接地作用于财富、暴力和文化到直接成为霸权的支柱。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对此指出，权力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组成的。前两者是过去时代的权力基础，而现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3]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构成性基础，它必然在消解旧的霸权体系的同时造就新全球霸权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暴力的知识化和财富的知识化正在成为大国世界霸权的主要依托力量。民族国家源于对知识占有造成的不平等将与源于对暴力和财富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一样，成为拥有国际社会权力的差异的原因。知识成为霸权新支柱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中的知识霸权问题日见突出。?\r<br>
<br>知识霸权是知识发达国家依靠知识力量对比的优势对知识弱势国家的一种统治，也是一种知识交往实践的非均衡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某些发达国家把知识的优势转化为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利用知识和国力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进行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谋求霸权的活动。当今世界，知识和科技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权力上的优势。国家知识实力的提高直接带来了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改变其在国际权力角逐中的地位。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强权政治往往以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为主要特征，知识经济时代的强权政治逐渐显露出知识霸权的特征。?\r<br>
<br>知识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高知识附加值的剥削，技术输出附加各种条件；国际分工中污染型、耗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信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大力兜售西方文化及西方价值观，且都带有技术欺压性；在外层空间的利用、深海资源的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制造上，发达国家拥有专利，发展中国家只能望洋兴叹，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卫星在本国上空飞行、侦察、监视，人类共有的公海资源被发达国家开采，而无偿分享的却是环境污染的恶果；至于国际关系中的制裁和武力干涉现象，更具有暴力知识化和鲜明的技术欺压色彩，这在科索沃战争中表露无遗。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将会日益引人注目，成为发达国家构筑国际新秩序和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武器。\r<br>
<br>产生知识霸权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知识地位的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跨入了信息社会的门槛，而发展中国家还在农业文明甚至最原始、封闭的生存状态向工业文明艰难地攀登。发展中国家虽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上占世界的大多数，但在科学技术上却十分落后，世界上约80%以上的科技人员、科技成果都集中在发达国家[4]。知识的优势使发达国家获得了一切全球性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游戏规则与交往规则制订权。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军事领域和传媒领域的知识优势，使其能够在文武两条战线扩展影响，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发展中国家则在传统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之间徘徊，频频受到知识霸权的挑战和欺压。?\r<br>
<br>信息优势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r<br>
<br>从全球的视野看，信息革命创造的新经济依然是一种“富国现象”，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充当了网络信息革命的火车头，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进一步创造了以“创造优势”为内核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在知识集中的过程中，通过“创造优势”占领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利用知识产品夺取全球市场份额；进行大规模产业重组获取先行者利益，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了时代发展的后边，使其尚未摆脱物质贫穷又处在信息贫困之中。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处于信息革命领头羊地位，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那里已经得到了实现，信息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已在先行者的国土上初现端倪。?\r<br>
<br>在信息革命浪潮中一马当先的国家是美国，信息革命成果最大的受惠者也是美国，数字鸿沟突出了美国信息超级大国的地位。2000年在全球信息产业中，美国中央处理器的产量占92%，系统软件产量占86%。美国IT产业投资占全球投资的41.5%，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占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95%。美国互联网用户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电子信箱量占全球总量的58%，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目前，世界性大型数据库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设在美国。上述关键数据，均大大超过美国GDP占世界总额28%的份额，美国在IT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包括其他主要发达国家[5]。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使美国能以强大的经济和人才优势，控制着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制定标准和规范的实际权利。?\r<br>
<br>信息革命的摇篮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和发展效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崛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在1994～2000年美国GDP的增长中，信息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从6.3%提高到8.3%，信息产业发展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占30%[6]。?\r<br>
<br>世纪之交，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知识霸权，急不可耐地要在世界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1）以强大的军事、经济、技术优势为后盾，确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使美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规划者、主导者和维护者。（2）向全世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谋求建立一种按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筑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化。白宫在2002年9月20日公布了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强调，“美国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第一军事大国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必须保持打败敌人的能力，不管敌人是一个国家还是其他力量。”（3）谋求国际合作，构筑国际新秩序。依靠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盟国关系，扩大“八国集团”的政治职能，共同承担责任和行使权利，保持对全球、地区事务的控制权和主导权。（4）防范并遏制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挑战的“竞争者”崛起和地区秩序“挑战者”的出现，打击“无赖国家”，规制“转型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开发和部署新的军事技术，对别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r<br>
<br>知识霸权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影响?\r<br>
<br>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美国超级大国的突出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导致美国利益的全球化，使美国无法回避世界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反映和符合美国利益和意志的国际秩序势在必行，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为美国带来的知识霸权，又为美国称雄世界和推行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力量，开辟了新的通道。?\r<br>
<br>冷战后，美国利用知识霸权从事构筑国际新秩序的谋划和行动，具体表现为：?\r<br>
<br>（1）知识霸权是美国军事霸权的灵魂，而军事霸权是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撒手锏。美国谋求建立以绝对领先的军事技术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为威慑力量，通过对世界动荡地区的敌对国家和势力进行不对称、不接触的战争，扫清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障碍。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对领先地位，大力推行新军事革命，用大量现代高技术武器特别是信息武器装备美军，使美军在常规领域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形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超出1～2代（即15～30年），对盟国超出0.5～1代的装备优势，奠定了美国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为了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和绝对的国家安全，布什政府在2001年12月13日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加快研制和全面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强化战略威慑力量。2003年美国的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最大的国防支出国的军费的总和。美国的军事研发支出三倍于仅次于它的六大军事强国的军事研发支出的总和[7]。这是美军在领先掌握核武器技术后的又一次全面占据优势，而且在今后20年内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这种优势提出挑战。在此情况下，美国军事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更加具有进攻性，美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时也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武力成为按照美国意愿“塑造”世界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上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了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指出美国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第一军事大国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必须保持打败敌人的能力，不管敌人是一个国家还是其他力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冷战后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所进行的四场局部战争。在战争中，美国的霸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图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r<br>
<br>（2）知识霸权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核心，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是美国构筑国际经济秩序的强大依托，而且也是21世纪美国霸权秩序的基础。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强化知识经济，目的就是要谋求保持美国的超级经济强国地位，构建以美国技术居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为特征的金字塔型国际分工，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创新知识生产国和世界最大的新知识供给国，培育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构筑符合美国利益的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r<br>
<br>在信息革命中，美国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摘取了当代世界知识霸权的王冠。新经济使美国一扫过去“经济相对衰落”的忧患和失落，得以趾高气扬地向全世界鼓吹和推广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把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付诸实施：?\r<br>
<br>通过发展高科技，垄断产业核心技术，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获取高额知识附加值，实现美国经济的最佳效益，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获取丰厚的利润，从而巩固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经济实力，膨胀了美国的霸权意识，为维护和发展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创造了必要的技术经济前提。?\r<br>
<br>通过控制技术扩散的阀门，高举知识产权保护的大旗，实现由美国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调控，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居最佳地位。?\r<br>
<br>（3）知识霸权是美国软权力的基石，软权力是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0世纪90年代，软权力理论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为人们日益高度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和硬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权力在别的国家眼里看来是正当的，它在实现预期愿望时阻力会更小些。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吸引人的，其他国家就会更愿意跟随。如果它可以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惯例，那么这种国际惯例就不太可能改变。如果它可以建立一系列的使其他国家希望开辟或限制它们的行为的组织，并且这种方式是占主导地位国家所希望那样的，硬权力运作的巨大成本就会被节省。”[8]1996年约瑟夫·奈和欧文斯在美国《外交》上发表了《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这一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9]。到21世纪信息技术可能会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源泉，信息将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作为软权力的核心将日益影响国际事务的变革[10]。在知识经济时代，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能强过别人，并且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显然，美国是当代信息〖CM(19〗革命的领头羊国家，只有美国才拥有最强大的信息实力[11]。?\r<br>
<br>冷战后，软权力理论的泛起及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功能的显像，向人们昭示了信息既是知识的重要支柱，也是权力和霸权的衍生器。知识霸权国依托信息和技术的优势地位，在信息流的不对称性流动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和文化的传播，对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价值观念上征服对方，从而获得巨大的无形战略收益。?\r<br>
<br>软权力是知识经济时代美国霸权运作方式的变化，是知识霸权转化为美国单极主导下国际新秩序不可缺少的流程。美国的软权力借助于国际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信息生产、流动平台的辐射和国际商务、科技文化交流等活动的穿插，在世界范围实现了迅速的扩展。美国的意识形态、科学文化、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文字、电波和音像的形式充斥于市。不对称的信息流动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了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推动了美国国际新秩序战略的实施，在美国构筑新世纪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中具有硬实力不可替代的作用。\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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