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fazhan

　　　1887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介绍了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介绍了培根等人在这方面的理解。文中关于“自由”的原则是这样写的：”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宥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于牖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
　　　在此前后，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刍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诠》，都介绍了自由思想，但都作“自主之权”而不是自由。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介绍了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自由篇》，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定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第二节  政治自由与人民权利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自由分成两大类：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按照自然法学派/启蒙学派的观点，人类在历史上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没有法律的状态。这时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自然的自由，唯一对他们的限制是自然法。
　　　人类的自然状态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所以人们必然要进入社会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权力、法律，人们不再是无条件自由的了，但他们得到了若干的好处：没有保障的似乎无限的自然自由让位给了受到法律承认、国家保护的社会自由。
　　　这种社会自由实际上便是一种权利：一种不受他人干涉、受到法律的承认及保护的权利—没有所谓的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所谓的思想自由，是自由思想的权利，所谓的经济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权。正是在这点上，现代自由—权利与现代民主—法治重合起来了。
　　　第三节  人权的发展史
　　　权利基于平等观念，权利基于法治观念。因此权利的发展史与法治的发展史是同步的：对权利的意识起源于罗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不容侵犯的权利；发展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均平等，长期缺乏唯一的权力中心，必须以法治、契约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而一切契约中均包含着权利观念；定型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法权：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独立宣言》、《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法国1946宪法前言第34条对传统人权的扩充。
　　　第四节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法权或权利（droit）的批判：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形式的自由而非实质的自由。
　　　对财产权的批判。
　　　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哈耶克。财产权是人类自由的基石，所谓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往奴役之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
　　　新教传统与资本主义精神，保护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
　　　经济自由主义对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压迫。真理的相对性、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