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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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这个概念在清末传入中国。在马礼逊《字典》（1822）中，译为“自主之理”。在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以中文“自由”二字释Liberty自此始。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中，被解释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并加了natural liberty（任从心意）、civil liberty（法中任行）、political liberty（国治己之权）等具体解释。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主要沿用罗存德的解释。
　　　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中有“自由”一词：“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这个“自由”的用法与中国古代用法没有多少差别。1885年12月23日，英文《字林西报》的文章中夹有中文“自由党”译名。
　　　1887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介绍了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介绍了培根等人在这方面的理解。文中关于“自由”的原则是这样写的：”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相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君曰可而民尽曰否，不得行也。民尽曰可，而君独曰否，亦不得行也。盖所谓国事者，君与庶民共之者也。虽有暴君在上，毋得私虐一民。民有罪，君不得曲法以宥之。盖法者，天之所定，人心之公义，非君一人所能予夺其间，故亦毋得私庇一民。维彼庶民，苟能奉公守法，兢兢自爱，怀刑而畏罚，虽至老死，不涉讼庭，不见官长，以优游于牖下，晚饭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富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即贫且贱，何害焉。此之谓自由。”这是现在所见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
　　　在此前后，1885年，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佐治刍言》，1890年前后何启、胡礼垣作《新政真诠》，都介绍了自由思想，但都作“自主之权”而不是自由。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介绍了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1900年《万国公报》从第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自由篇》，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定名《群己权界论》，同年，马君武将此书翻译定名《自由原理》出版，把西方的自由思想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第二节  政治自由与人民权利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自由分成两大类：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按照自然法学派/启蒙学派的观点，人类在历史上有过一个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没有法律的状态。这时的人是完全自由的——自然的自由，唯一对他们的限制是自然法。
　　　人类的自然状态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所以人们必然要进入社会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权力、法律，人们不再是无条件自由的了，但他们得到了若干的好处：没有保障的似乎无限的自然自由让位给了受到法律承认、国家保护的社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