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对待右翼

dorm99

保守主义是传统，不是病理学。
                        
    芝加哥大学的保守派：从左到右：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安·兰德（Ayn Rand）、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这个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该中心位于社会变化研究院内。该大学网站介绍说它是一个“把种族、性别和阶级放在议题核心”的机构，利用“伯克利作为社会变革运动出生地的历史优势” 进行“有良心的研究”。不用说，该中心不是在推销保守主义。正如大学提醒我们的，这里可是伯克利啊。
    现在还不清楚，加入该中心的教授是否明白“右翼”和“保守主义”等词汇到底什么意思。网站对该中心的介绍描述了**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右派的“先验的”议题，从冷战结束以来，右翼群体已经“利用向心力的能量旋转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它什么意思。这种说法并没有激发人们的信心。实际上，欧洲右翼政党有更古老的家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反革命。美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也是如此，至少在1989年前的100年就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在他最近的书《保守主义：美国历史上的思想和人物》(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埃默里大学历史系教授帕特里克·阿里特（Patrick Allitt）探索了保守主义关心的几乎所有议题：州的权利、宗教、城市生活的堕落、移民、国联、大众民主、创世论、新政、自由市场、种族等等。

    把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简化为冷战政治是左派方便的伎俩，因为它隐含着保守派思想镶嵌在根本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的世界的意思。实际上，在1930年代，美国保守派比约瑟夫·斯大林更加迷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国内遗产，警惕地地看待任何卷入外国事务的活动，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是首先由冷战自由派认识到的，并非保守派先看到。
    伯克利中心鼓励培养“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及其海外右翼运动的比较研究”的使命是怎么回事呢？那可能是好事。比如，知道欧洲右翼人士比如法国国民阵线创立者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和美国白人超级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现在生活在奥地利的大卫·杜克（David Duke）的契合性是有用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右派有关的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和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分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共同之处。我们的保守主义接受宪法自治的合法性，即使他们仇恨从中产生的立法和法院裁决，他们会根据法则行事。但这不适用于欧洲右派，他们一直怀疑议会政治。人们纳闷伯克利背景下的“比较研究”是否逐渐从保守主义滑入宣扬暴力的极右派运动。这就像胡佛研究所宣称“比较”红色旅和和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研究。
    但是乞丐是没有挑选余地的。不幸的事实是美国学术界直到最近对保守派思想没有多大兴趣，即使这些观点在过去30年里彻底改变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看看我们名牌大学的网上课程目录就明白了：身份政治和后殖民主义的课程有很多，但没有一门关于保守派政治思想的课程。教授们被期待理解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的微妙差异或跨性别研究，但是我敢打赌很少人能分清企业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卡图研究所这三家智囊库。它们对华盛顿政治的影响力超过整个常春藤联盟名牌大学的影响力。
    为什么这样？教授们确实知道的前左翼狂热分子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有个简单的答案：有一种共同的努力排斥保守派博士找到工作，拒绝给找到工作的人教授岗位，忽略保守派著作和思想。这是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古老答案，当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写知识分子的“反动文化”时。霍罗维茨是个让人讨厌的人，最让人讨厌的是他说的有道理。虽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再有政治正确的桑拿浴了，但他描述的美国大学里教授和课程方面的景象仍然是准确的，这让人尴尬。虽然各人在不同大学里的经验不同，否认我们看到的情景是愚蠢的。
    在过去十年，我们的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努力要增加校园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对经济多样性不是很担心）。待遇良好的系主任专门探索这个问题。但是大学对教师的思想多样性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兴趣。那不重要，人们指望老师给学生介绍他们对手的书和观点，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实在凤毛麟角。难怪教师的政治多样性确实重要。结果，典型学院的学生团体中保守派的比例比老师们更大。在名牌大学，右派的一些著名思想家确实在教书，在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找不到一个著名的保守派。
    和霍罗维茨相反，现在，排斥保守派和保守思想是本能的、习惯性的行为，而不是自我意识到的思想地方主义或意识形态狂热。我回忆起1980年代末期在巴黎和法国著名的美国史家一起用餐的情景，她邀请研究生一起吃饭。话题转向现代早期的图书出版和神秘写作的实践，这是她研究的内容，比她想象的更普遍。就这个话题，我提到了斯特劳斯（Leo Strauss）写的经典著作。这是在伊拉克战争让斯特劳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之前，她想了一会儿说“他不是保守派吗？”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的。饭桌上人们都沉默了。她笑了，这笑容意味着终结讨论，话题很快便转向更愉快的话题上。
    我在学术生涯上遇到过类似的反应。1980年代初期，我帮助编辑了新保守主义公共政策刊物《公共利益》，虽然至少20年没有自认为是保守派，我碰见的许多教授了解到这个事实都非常吃惊。有些人甚至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还有人问“你还是新保守主义者吗？”问话的意思是“你还在鞭打你的国家吗？”
    可以理解的是，所有这些驱使了保守派的疯狂。但是能做些什么呢？霍罗维茨倾向于猎巫,他在《教授：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大学老师》(Regnery, 2006)一书中使用了这个恶意伤人的技能。霍罗维茨通过确认保守派的长期信念---大学是个对保守派充满敌意的地方，最好回避---而名利双收。显然，他没有看到他的活动伤害了更大的保守派事业，它使得学生更多的理由不愿意读研究生，不当教授。我的在让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正确故事氛围中长大的最聪明的保守思想学生根本就不考虑从事学术工作，因为他们肯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拿不到教授职称。我不能说我责怪他们。作为从前的保守主义者，我通过了这两道关口，真是很幸运。
    生前一直在新泽西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Richard Stockton）当教授的保罗·莱昂斯（Paul Lyons）在元月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提出了远比大卫·霍罗维茨想更激进的建议。那就是说服自由派同事讲授保守派政治思想课程。莱昂斯是写了有关60年代研究的历史学家，根本不隐瞒他的自由派政治学和对里根和后里根保守主义的厌恶。但他也对少数同事开设保守主义课程感到担忧，他们把它当作“病理学”而不是严肃的政治传统，他的保守派学生报告说“大部分自由派教授发泄般地评论。”所以他不仅在2006年张贴了美国保守思想的课程，而且用日记记录了他的讲授经历。那个日记连同他写的一些文章出版了，题目为《美国保守主义：思考它，讲授它》(范登比尔特大学出版社Vanderbilt)。
    这日记是引人入胜的、给人安慰的，至少关于学生的部分是如此。莱昂斯的班上自由派和保守派学生几乎各占一半，相互争吵没有任何困难。他们似乎明白敏感的教授希望忘记的东西:思想投入不是为了爱发牢骚的人。学生们对里根的遗产、布什的外交政策、宗教自由、堕胎甚至“圣诞节战争”等进行激烈辩论，没有人痛哭流涕或者到系主任那里告状。学生们辩论得越多，他们就越尊重对方。按照莱昂斯的说法,学生们认识到保守派的家伙不再是可以预料的持枪论者或者宗教狂热分子。保守派学生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真正的辩论，而不能依赖老生常谈或者从福克斯新闻上听来的只言片语。
    学生们在考察保守主义历史时会有很多吃惊的发现。对莱昂斯和我来说，最大的发现是所有学生都发现惠特克·钱伯斯是多么吸引人，他们是多么喜欢阅读他的冷战回忆录《见证》。如果有什么的话，自由派学生更加热情，因为他们看到钱伯斯是个参加到善恶全球斗争中的理想主义者，这正是他们自己认为的角色。显然，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保守派也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莱昂斯着了迷,承认在阅读《见证》之前，他认为钱伯斯是“堕落分子”，但是现在把他看作“吸引人的或可悲的人物”。一本书能改变你的想法，确实啊，谁知道呢？
    这个课程范围广泛，给学生很好的认识，了解到保守主义的种种立场。他们阅读了伯克、梅斯特尔（Maistre）、哈耶克、伯克利、安·兰德、欧文·克里斯托尔、阿兰·布鲁姆等人的文选，包括莱昂斯个人最喜欢的思想家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的文章。（现在，《记事评论》的亲爱的读者，请你诚实地告诉我你自己度过这些作家的多少著作？) 莱昂斯还邀请一刚刚获得教授岗位的据说是保守派的年轻同事到课堂上来，来谈论在大学里作为意识形态上少数派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告诉他们那是多么艰难，她一直隐藏自己的政治态度直到拿到教授职称。显然，在她刚获得工作岗位后和年长的同事之一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他告诉她除非修正其意识形态观点，否则将永远也得不到教授岗位。这是个预测还是个威胁我们不清楚，但是她采取了沉默的策略。莱昂斯感到震惊。
    莱昂斯显然爱他的学生，肯定是个优秀的教师。我们应该感谢他谦虚的书，让每个人都可以学到教训,它提醒自由派教师在招聘和讲课时是多么心胸狭隘和保守（非政治意义上的），如果想理解我们生活的政治世界的话，需要学多少东西。
    保守派也应该吸取教训。反智主义一直困扰保守主义传统（当然!)。像大卫·霍罗维茨激起歇斯底里情绪的人只能让人更麻木。因为福克斯新闻而兴奋起来的太多年轻保守派对保守思想传统一无所知，根本无法和对手展开深刻的思想辩论。莱昂斯从前的学生可能比霍罗维茨的追随者更有机会成为严肃的保守派思想家。
    所以，最后，我作为曾经的保守派要祝福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希望它长久。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它将让教授和学生讨论和阅读直到现在一直被归类为《禁书目录》上的书。这是一个开始。谁知道呢，也许伯克利会聘用保守派教授，即使仅仅出于保护其作为“社会改造运动出生地”的名声。
译自：“Taking the Right Seriously” by Mark Lilla
作者简介：马克·里拉（Mark Lilla）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科学教授。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aking-the-Right-Seriously/4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