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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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布兰兹(H. W. Brands)，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Dickson, Allen, Anderson Centennial教授。最新著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本阶级的叛徒》(Doubleday, 2008)是普利策奖决赛的参加者。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著《危险的游戏：历史的使用和滥用》
　　Margaret MacMillan, Dangerous Game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9), 208 pp., $22.00.
　　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经说过“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权拥有自己的事实。”19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写到“虽然上帝不能改变过去，但历史学家可以。”
　　不管是修改事实还是观点，自希罗多德(Herodotus)宣称其目标是“防止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伟大和奇妙的壮举失掉应该享有的荣耀”的时候起，历史学家就一直在篡改历史了。希罗多德把历史和荷马神话区别开来，他研究书面文献资料，旅行和进行访谈，向读者解释他知道的和推理出来的东西。但他很少让信息的准确性阻碍好故事的制作，除了赞美过去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表现与波斯人专制相比而显示出来的希腊人自治的优越性。
　　后来的历史学家都遵循这种先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处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竭力保持一种平衡。或许他做到了，但他承认根据“在我看来情形所要求的内容”编造了英雄的演说。普鲁塔克(Plutarch)不加掩饰地道德主义是从他同时刻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中吸取教训的。裘里斯·恺撒(Julius Caesar)为他征服高卢人辩护，这是给予他征服罗马的合法性的方式。圣毕德尊者(The Venerable Bede)为其英国教会历史增添了神奇故事，以说明发展过程背后上帝之手的力量。相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则指责基督教破坏了罗马帝国，他在巨著中尖刻地指出“我描述了野蛮性和宗教的胜利。”卡尔·马克思慷慨激昂地总结道“迄今为止存在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即使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的驱使，历史学家也会糊弄真正发生的事。他们不得不如此：要想在一本书或者几本书里复原现实的确太复杂困难了。历史学家选择事实的方法就像登山者在鹅卵石地上寻找道路一样：一个事实导致另一个事实，再导致下一个事实，让历史学家在合理时间内越过一片土地。不可避免地忽略一些重要的石头，而不那么重要的石头因为正好在路上所以就被纳入进来。
　　而且，历史需要情节，因果关系网络使得历史区别于纯粹的记事。但是除了最微不足道的类别外，因果关系几乎是无法证实的。我们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人，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是理性的。但理性常常是理性化的客气说法。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有关我们动机的故事不过是故事而已。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成为理性的人非常方便，因为它能让人为他想做的任何事找到或者制造一个理由”。泰勒(A. J. P. Taylor)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个英国历史学家解释说“历史是过去的另一个名称，在许多人看来，它是有关过去的故事”。
　　历史学家在讲故事时不像小说家或者戏剧家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些艺术家看来，冲突的结果应该是包含在人物和从前事件中的。小说戏剧情节中牵强扯入的)解围人物(或事件)(Deus ex machina)会破坏小说的合理性，但它常常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虽然这样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突出了那些有助于推翻旧制度的事件，却没有足够重视对推翻旧制度没有什么贡献的事件，因此造成一种历史潮流浩荡前进的印象，即便不是必然趋势的话。目的论在专业历史学家中间已经失宠，如今他们已不能再宣称历史事件倾向于产生某些事先确定的目标，但讨论现状的目的论版本(对应讨论未来的版本)马后炮仍然在学术界大行其道。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明白历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她是加拿大人，目前在牛津大学教书，写了受到广泛赞许的1919年巴黎和会史(她的曾祖父是当时代表英国出席和会的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她的新书去年首先在加拿大出版，内容来源于她在西安大略大学的系列演讲。本书共八章对应八次演讲，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提出了当代辩论中涉及动员历史的问题，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麦克米兰的书一开始描述了“人们对历史的疯狂”。 至少在她看来，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对明显的明确的历史事务的热情显然超过美国人。她把这种热情归结为冷战结束。因为冷战打破了超级大国的两强垄断，让不那么强大的人和国家的历史重新获得曾经的重要性。“我的1919年巴黎和会史的书稿在80年代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虽然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基础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她透露说，“正如一出版社说的，没有人想阅读一帮白人坐在一起讨论早被人遗忘的和平解决方案。到了90年代，该话题已经具有了更多相关性”。
　　她接着考察了作为舒适的精神食粮形式的历史。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混乱时期的简单明了，芸芸众生时代的英雄人物，破坏性的玩世不恭中给人塌实感的可靠权威。领袖和群众一样从历史中得到安慰，或者他们希望历史应该讲什么或者是什么样子。她注意到小布什总统“在布什这个名字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时候，提到杜鲁门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在2006年12月，他告诉国会领袖虽然杜鲁门在当时不受欢迎，但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麦克米兰感到苦恼的是“业余”历史学家拥有最多的读者，而多数专业历史学家则失去了普通读者。她没有详细说明业余和专业历史学家的区别，人们可能纳闷她是否把美国当代最畅销的历史学家大卫·麦卡勒(David McCullough)列为业余者了。麦卡勒除了英语学士学位外没有其他学位，也没有在学术界担任职务，但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很少历史学家比他的研究更彻底或者比他更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材料撰写历史。

　　麦克米兰认为业余者应该为国家神话的炮制负责，他们有时候是与官方勾结在一起的。曾许诺“历史会善待我，因为我打算写历史”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帮助，有特权接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结果是他对战争的吹嘘性描述，提升英国人的士气，虽然大英帝国的崩溃让他们垂头丧气。
　　麦克米兰承认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戳破神话。英国历史学家麦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把神话比作父母在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她引用霍华德的话:
　　这种幻觉是成长和融入成ren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西方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不管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天主教专制社会---的最明显差别是，前者的政府把公民当作负责任的成ren，而后者则不。
　　幻灭让人伤心。这是麦克米伦等专业历史学家赢得报酬之所在。即使像麦卡勒这种出类拔萃的业余历史学家，如果过分和传统智慧做对的话，也可能面临失去读者的危险，从而失去生活保障。而专业历史学家，即大学教授们，即使不受欢迎仍然得到教授职务和工资的庇护，所以仍然可采取直言不讳的无情态度。
　　他们也能更客观，这特别适用于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麦克米伦说“那些实际参加伟大事件的人或者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人比后来者对这些事件的了解肯定更深刻，但这是一种虽然根深蒂固但是非常糊涂的想法”。参加者见证的历史不过是事件的一鳞片爪而已，况且他对那个历史片段的记忆往往受到后来事件的影响。麦克米兰描述了对不可靠的个人记忆的研究，她把这些发现归结为集体记忆。她注意到集体记忆中的优先选择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她引用了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大屠杀》，认定美国犹太人只是在事件过去一代人之后才认定大屠杀的。麦克米兰说，犹太人组织最初强调的四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但是当1967年和1973年以色列战争暴露了犹太人国家的力量和脆弱性之后，当“受害者身份开始获得更加牢固的地位之后”，其态度发生了改变。
　　受害者身份的主题在最近的历史中非常时髦，一直贯穿麦克米伦的书的始终。胜利者撰写历史的说法是老生常谈，但在过去半个世纪，胜利者或者胜利者中的专业历史学家一直在大量撰写受害者的著作。这或许是因为学者的同情、自由派的内疚、或者每一代的学者都需要找点新东西写的需要，不管怎样，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如美国黑人、美国土著人、拉丁美洲人、女人和同性恋者已经在麦克米伦这样的专业历史学家中找到了鼓吹者。历史已经成为文化战争的主战场。
　　他们诞生于政治战争。麦克米兰回顾了1990年代关于美国全国历史标准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拉什·林保(Rush Limbaugh)和其他共和党人猛烈攻击强调女性和少数民族的作用的提议，称之为“来自地狱的标准”。当时的参议员，很快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认为背叛是更好的比喻。多尔说提议的标准比“内部的敌人还要糟糕。”
　　麦克米兰对这场特别的辩论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但她通过显示美国的历史战争是在其他地方的对应物很好地把它纳入到一个框架内。土耳其政府已经不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是屠杀，德国政府认定否认二战中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属于犯罪行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突出显示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俄国的教科书重新把斯大林纳入其中。美国的易诺拉(The Enola)同性恋争议在加拿大引起反响，那里的历史学家摆出战斗架势，质疑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老兵摧毁德国城市的道德和必要性。
　　历史战争的战斗出现在任何地方。在整个西半球，人民和政府无法决定是要庆贺还是谴责哥伦布1492年航行到美国的五百周年纪念。德国人在1986年对菲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200周年纪念中同样陷入矛盾中，他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君主还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先驱者的原型呢?法国革命200周年也引起了争论，它究竟是自由的开端还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独*呢?日本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揭露30年代东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但日本保守派政客试图遏制这种辩论或者改变话题。
　　如果战斗仅仅是关于历史的争论，历史学家可能感到虚荣心的满足，因为他们的工作引起人们这么大的热情。但大部分参与者的目标是抢占道德高地，以此攻击现在。中国政府想显示西藏和台湾属于中国已经长达几个世纪，以此来证明它当今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要求。华盛顿州的美国土著人试图阻止对肯纳威克(Kennewick)附近发现的骷髅的科学研究，它看起来非常像高加索人种因而挑战了他们的土著人身份。麦克米兰引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话“印度人是从乌有乡来到这个地方的，从远古时期以来就一直是这块土地上的本土居民。她把这个观点贴上“荒谬地简单化”的标签，但无法否认它在政治上的吸引力。
　　偶尔，政府会地祖先犯下的罪行忏悔。加拿大已经为土著居民的孩子提供赔偿，政府把他们从家庭中带出送入寄宿学校，以努力加快融入社会主流的同化过程。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向新西兰的毛利人道歉，因为掠夺了他们祖先的土地。美国国会为二战中被拘押的日裔美国人提供赔偿。
　　麦克米兰用一些谦虚的建议结束了她的调查，这些建议大部分是否定性的，可以总结为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金科玉律：不要认为你有多特别。当人们开始相信过去的教训不适用于他们时，社会就陷入领袖引起的麻烦中，不管具体教训可能是什么。
　　她可能走得太远了。麦克米兰举出很多因为冤屈挖掘历史的例子，历史被用来证明当时政策的合理性，虽然现在看来这政策是让人怀疑的或者非常恶劣的。为什么不宣布终结这种做法呢?为什么不制订对历史冤屈的道德法规限制呢?
　　如果世界舆论或者其中多数人认为受害者身份不能转移给子孙后代，人类几乎肯定能从中受益。民族主义者和其他蛊惑民心的野心家就会发现煽动世纪之久的仇恨更困难，更重要的是，一直被鼓励采取针对过去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货物崇拜心态的个人不得不过自己的生活。埋怨他人无有助于建立和世界其他人的建设性关系，不管埋怨者是个人还是社会。
　　限制性的法规不能防止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用1389年的科索沃战争来反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但它或许能限制他获得对这议题追根溯源的能力。它或许不能防止穆加贝(Robert Mugabe)把津巴布韦的问题归咎于英国殖民者，但它能够因为这种转移视线策略缩小民众的注意力。它不能防止一些巴勒斯坦人抓住以色列即将消失，他们会返回到1948年前的格局的希望，但它将推动其他巴勒斯坦人在和注定成为邻居的人的争斗中得到最大利益。它不能防止以色列人哀叹罗马对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的破坏，但它将让他们发现为现代犹太人国家的存在辩护的合理性。
　　对历史限制性的法规的反对意见是明显的，但并非无法回答。它是否鼓励历史罪犯一直坚持到受害者死掉为止?但到那时大部分的加害者也死掉了。有些罪犯的后裔将获得非法利益，有些受害者的后裔将遭受损失，但生活中充满了不配得到的奖赏和不该承受的损失。刑法和民法同样有类似缺陷，几乎每个社会都认定这样做是利大于弊的。
　　历史限制性的法规该如何施行呢?通过舆论的压力，或者去掉舆论压力。如果世界对过去的罪恶只是耸耸肩，拒绝给予受害者后裔特权，这些后裔就不再施加压力要求历史赔偿了。起码，他们需要为希望的补偿找到当代的理由。
　　历史限制性法规将特别好地充当拆除炸弹引信的作用，黑人问题是美国历史政治中的最有爆炸性的议题之一。麦克米兰提到了但是没有深入挖掘对非洲裔美国黑人奴隶后裔的赔偿金问题。不断有人提到这些要求，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些要求的持续存在会彻底毒化种族氛围。毫无疑问，千百万男人女人孩子被迫受苦役是可怕的冤屈，但是在奴隶解放一个半世纪后，纠正那个冤屈已经超越凡人的力量之外。赔偿将需要从根本没有拥有奴隶的人那里扣除钱财交给从来没有当过奴隶的人。这将需要做出集体犯罪和集体无辜的判断，这从最好处说也是有问题的，集体是被种族定义的，这种判断推延到了几代人，整个议题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成为令人厌恶的东西。种族主义者找到借口复兴有关奴隶制有利于奴隶的说法。毕竟，如果单从金钱上考虑，当今美国黑人平均水平难道不比西非黑人更好些吗?非洲裔美国人奴隶主如何呢?他们的后裔属于哪一类呢?从来没有成为奴隶的非洲人的美国孩子如何呢?当今的美国总统也要得到赔偿的支票吗?
　　仅仅提出这些问题就说明这是个人人都会输的辩论。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棘手问题，但是正如麦克米兰雄辩地证明了的，他们有时候需要把答案留在心里，或者至少不能把秘密透露给政客。
　　(译自：A Revisionist’s Burden, H. W. Brands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