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术的纯洁——张泉灵、葛剑雄、张存浩、秦毅对话录

岸上的猪

张泉灵：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张存浩：中国科学院院士
秦  毅：《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

“时空连线”记者广强 综合报道：

一位知名学者突然被人指出是剽窃他人作品，从而在学界引发一场地震。这位学者便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王铭铭。而引发这场地震的则是一位名叫王晓生的博士生。
王晓生（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说：“我是去年暑假借王（铭铭）老师的《想象的异邦》来看，他以前译的哈维兰的那本《当代人类学》以前看过，看得比较熟。《想象的异邦》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有点眼熟。”王晓声在将两书仔细核对后发现，在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第二编中，共有10万字左右与美国学者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部分内容严重雷同，其中有的一些段落甚至一字不差。王晓声说：“这10万字不是引用，他也没有加什么引号，也不是间接地转述别人的观点，甚至在后面的参考资料中都没有提到这本书。这就完全是抄袭。”随后，王晓声一纸文稿投给了《社会科学报》。
段钢（《社会科学报》第二编辑室主任）说：“我们得到这篇稿子之后，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对其中列举的一些事实，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核对工作，其中包括请一些专家逐字逐句地核对。结果发现确实如王晓声所说的一样，情况非常严重。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抄袭事件。”
王晓声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社会公众和众多媒体的关注。
北京大学对此事也极为重视。日前王铭铭所在的北大社会学系已对其作出了撤消学术职务的处罚。同时，北大成立的专家组也正在对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查处工作。
此次事件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是因为学术剽窃在近年来已不是个别现象：
1992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然而，这本书刚刚问世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教授便发现该书存在着大量的抄袭现象。伍铁平说：“他[指申小龙]剽窃了将近40个人[的论著]，[剽窃内容]数量达到一本书的56%。”
1997年，一位学者检举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当年的博士论文也存在剽窃现象，后经该校资深专家组鉴定，其内容至少抄袭他人14篇相关学术论文。
2000年6月，一封举报信又使一剽窃事件大白于天下：原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系副教授郧建国发表在该校1999年第2期自然科学版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剽窃了天津大学一位博士生的论文。常佶（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校长）说：“其中大约有90%的内容是完全雷同的，而且建国在他的主要参考文献的附录中没有将这位博士的博士论文作为主要参考文献列出，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一些。”
同年12月，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敬安的抄袭行为也被查处。据该校学术委员会查实，杨敬安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共有6篇严重抄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刘光复（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说：“[他]都是利用出国访问的时候，进行文件的交流和研究报告的交流。得到以后，对方还没有公开发表，那么，他拿回来以后，进行抄袭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1年一年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学术剽窃事件就有十几起之多。
长期以来，高等学府一直被人们视为圣洁的学术殿堂。那么，这些本该为人们所敬重的教授学者为什么会做出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呢？



张泉灵：抄袭事件发生在了一个名声不小、颇有前途的青年学者身上，本来就够让人惊讶的了。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几天有很多人在网络上为王铭铭鸣不平。这样本来清晰的事件背后，出现了更多的问号。为什么这样的学术剽窃事件会反复发生？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连线嘉宾：第一位是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第二位是中国科学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张存浩副主任，第三位是中国权威社科类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总编辑秦毅研究员。
现在，学术剽窃事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严重的。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从葛老师开始，好吗？
葛剑雄：[王铭铭抄袭]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也的确很震惊。那么，我在想，其实，我们国家一方面原来的学术体制并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大家又急于大干快上，而且标准订得越来越高，动不动就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内一流水平，动不动就搞什么大部头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又加上很多繁琐的评审、评职称，还要树立各种典型，这样客观上助长了这样一种浮夸的作风。所以，最近这种[学术剽窃]现象越来越多，应该讲本身机制上是有问题的。

张泉灵：秦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秦  毅：我觉得外部的问题应该说是一种诱惑，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定的话，那么外面什么诱惑也诱惑不了你。

张泉灵：你们两位已经把原因归结到两点，一个是外部制度的问题，一个是内心道德标准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张主任，您觉得哪一个方面其实对目前这种现象产生的影响更大？
张存浩：我觉得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应该主要从主观上自律做得不够来检查。因为在同样的外因之下，有的人就不受这个诱惑，有的就站得稳，有的就站不稳。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对自己的自律是不一样的。

张泉灵：现在既然已经总结出了外因和内因，我们一个一个地来谈。张主任，葛教授刚才所提到的外部浮夸之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同样的问题？
张存浩：我同意现在的评估机制是不够完善的，有些地方是助长了一些坏的风气的滋长。比方说，论文只追求数量，不顾质量。
张泉灵：那么，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喜欢多数量的论文而不是出一篇好的呢？
葛剑雄：我可以插一句。比如说我自己，我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学者，那么我应该讲主要关注我的论文的质量。但是，我作为所长，又不能不关注[论文的]数量。为什么呢？评估的时候，这就是标准。比如，我这个研究所一年平均每人发了多少论文、哪些方面，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所的信誉、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拿到项目、我们能够拿到多少经费。在这样的机制下面，我自己往往就很矛盾：我到底应该是从严还是从宽？
张泉灵：就是说，您也曾经做过这样学术上大步走的推动者的工作？
葛剑雄：所以说，我很矛盾。我要不这样做的话，我这个研究所的地位就要下来。很多项目或者很多评估，我就不能评上。所以，这个机制本身，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张泉灵：张主任，在你们自然科学界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张存浩：有完全同样的问题。因为你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室主任、作为一个专题组组长，要去弄到钱养活他手下的人，那么，怎么样弄到钱呢？有的单位非常重视论文的数量，逼得他不能不去考虑论文的数量。
葛剑雄：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些机制有问题，好多问题搞一刀切。一刀切以后，让领导怎么办？他也只能根据数量，他不量化能行吗？比如一个大学校长，他难道能知道各行各业的情况？各个专业他都知道吗？他也没有办法。如果把问题反映到教育部，教育部就更为难了，它只能是量化。所以，还是应对机制进行改革。有些事情，为什么一定都要上面来决定呢？比如，下面我一个课题组、一个所长，我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我会把职称给最值得提拔的人。
张泉灵：但是，这样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呢？也许您会任人唯亲呵？
葛剑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监督机制了。校长或者上面领导的职责，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所长或者一个学科带头人或者一个合适的课题组组长。然后，再给他创造一种自由发挥、他认为最合适的招聘人才的方法，应该这样来改革。

张泉灵：秦女士，换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不实行目前的这种评价体系，也不实行目前的分配制度，那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吗？
秦  毅：其实，在国外，人家没有这种体制的时候，他们也有评价的问题。比如说，通过论文发表的刊物的学术权威性，来判定你这个成果的水平。还有，这个成果以后在若干时间内到底有多少研究同样问题的人或者相关问题的人引用你的成果，还有同行专家的评论。就是说，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比较科学的途径来进行评价的。

张泉灵：张主任，您看，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这样的标准呢？
张存浩：我觉得国外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现在现行的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过分地重视论文的数量，这是不对的。但是，一点也不考虑论文的数量，恐怕也是不对的。据我了解，越来越多的权威单位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秦  毅：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以外，从作为一个编者[编辑]的感觉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在高校学习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这方面的教育。我听说，在国外，他如果进来上大学、上研究生，可能第一堂课，老师就会跟他讲，或者发给他一个东西，告诉他论文应该怎么写，注释应该怎么引，告诉他如果造成剽窃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都会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的学生，我觉得，没有在启蒙的时候让他知道，这样的事是不能做的，做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我觉得这些方面做得不够。恐怕我这样说是不是过分：有些导师连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不是特别明确或者特别严格。
葛剑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老师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把这些道理是不是都讲给学生听了？是不是从细节问题上一开始就非常注意了？

张泉灵：我们刚才讨论了教育的方式问题，也讨论了比如说外头的一些评审制度给学术剽窃问题带来的推动影响。现在再来说说内心的问题。葛教授，您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近几年知识分子好像从道德自律典范的形象上开始退位了？
葛剑雄：我很赞同这个说法。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受到的诱惑比以前多得多了，有名，有利，甚至有权，这些都不断在诱惑。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要更加认真地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张泉灵：张主任，您既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特别成立了一个科学道德委员会，是不是学术道德出了问题？
张存浩：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科学院作为院士自律，搞了一个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我们考虑，先从自律出发，所以搞了一个自律准则。当然，光是自律还是不够的，需要加上自觉地接受社会各界和科技界本身的监督。
葛剑雄：这里当然要有外面的配合、监督。比如说，人家现在讲，对很多不道德的事或者甚至犯罪，为什么不肯做？那就要客观条件使他不能做，也使他不敢做。当然都自觉做最好了，但客观上监督机制放松了，道德水准下降了，那么，他主观上犯错误的机会也就多了。
张存浩：我想，可能利益驱动是这些犯错误的人增加的原因。若干年以前，当大学的教授和在研究机关工作，工资都处在底层。现在国家给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因此作为一名教授，他如果正确对待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有的人看到了这样的利益，受到了这样的利益驱动，就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张泉灵：秦女士，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您觉得一个人应该怎样抵御外面各种的诱惑？
秦  毅：要杜绝这种事情，我觉得，恐怕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从教育入手，要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鼓励大家走正道，从制度建设上做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让人人的心灵本身更美好一些的话，[学术剽窃]这样的后果就会减少。

张泉灵：秦女士应该说是提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从教育入手，那么，在目前的条件下，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证这些想剽窃的人不敢去剽窃？

葛剑雄：一个是我们要制定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尽管不是要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但是对于事情一定要分清是非，一定要严肃处理。有些人担心因为出来一个人会影响一个学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也呼吁我们的领导机构、我们的行政部门能够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现在学术队伍的力量，不要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这样制订出来的规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有利于我们在学术界普遍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张存浩：我同意葛教授所说的，再补充几点：第一，应该开设学术道德的课程，使大家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了解学术规范。另外，舆论的和社会的监督，也是非常之重要。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开展起来，使整个教育界、科技界和知识分子习惯于这样的一些监督，不要出了一点舆论上的监督就承受不起，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承受力。

张泉灵：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谢谢！我想，除了探寻原因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寻求根治的办法，并不是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讨论，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学术剽窃的问题。而这样的讨论，通常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说明：本文系根据2002年1月3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播出的节目整理而成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