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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寒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既缺乏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更是对凯恩斯经济学一种断章取义的解读去年12月初，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博客上刊出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一些令人不快的凯恩斯主义计算》①。 作者在博文中借用著名的凯恩斯乘数，来分析当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而这一模型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成为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政策上的理论柱石。 具体的公式如下：△Y/△G=1/(1-c(1-t)+m))。其经济学含义是：政府支出（或减税）对国民收入和就业可以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乘数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外生变量：即边际消费倾向（c），所得税税率（t）和边际进口倾向（m）。 由公式可见，政府支出乘数大小与c成正比，与t和m成反比。举例而言，每个美国家庭每增加1美元的收入，将缴纳20美分的所得税（t=0.2），剩余 80美分中又有80%或64美分用于消费（c=0.8），而其中有20美分又花在进口商品上（m=0.2），最终的政府支出乘数是△Y/△G =1/(1-c(1-t)+m))=1/(1-0.8(1-0.2)+0.2))≈1.8，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1美元的新增支出，将实现1.8美元的最终GDP产出。现实背景 在目前情境下，罗德里克重提凯恩斯乘数，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美国正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失业率急剧上升。在政策层面，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已经降无可降，“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将经济拉出“流动性陷阱”；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已经转移，财政政策成为促进增长和就业的主力。 奥巴马政府近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成效不仅取决于减税和增支的初始金额，更有赖于财政扩张的乘数效应；乘数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新政府能否迅速提振美国经济，避免重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日本十年衰退的历史悲剧。 根据奥巴马过渡团队1月9日公布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②，政府直接支出和减税的乘数分别是1.57和0.99（这与罗德里克的估计相差不大）；如果得以顺利实施，该刺激计划到2010年为止有望创造330万个至410万个工作机会，并拉动经济增长3.7个百分点。 如果这时有人对奥巴马政府提出建议，只要采取简便易行的办法，即可以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这是不是听起来极具吸引力呢？ 罗德里克的观点是：确有这样一条“点金之术”，而且非常简单——只要将边际进口倾向降到零，则政府支出乘数可以从1.8上升至2.8（也就是说，每一个美元的政府支出将产生2.8美元的最终产出，多出的刺激效果与原有刺激计划的金额等值）。相反，如果这一变量上升到0.4（换言之，美国消费者手中的每1美元有40美分花在了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上），那么乘数效应就会急降到1.3。保护主义的舆论认为，通过出口而漏出的这部分产出，无疑为他人做了 “嫁衣裳”。 如何降低边际进口倾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或建立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或直接规定财政刺激计划不允许购买进口商品。当然，这些做法必然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甚而引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但是，罗德里克由此引申的观点是：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可能会面临更低的经济增长水平和更高的失业率；为应对当前的深度经济危机，保护本国产品、降低进口，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未必是完全不可涉足的政策禁区。罗德里克坚持认为，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政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一国贸易盈余必然以另一国的贸易赤字为代价，在短期之内采取进口保护（Import Protection）和货币贬值的政策，对于就业和增长而言可能是有效的，对于急需提振内需的贸易逆差国来讲尤为如此。 关于凯恩斯乘数，有一点罗德里克没有讲明，但是具有同样深刻的政策含义。在经济学上，乘数分母的前半部分1-c(1-t)实际上是边际储蓄倾向s（我们这里可以近似看作国民储蓄率），因为每1美元国民收入在纳税和消费之后，必然形成储蓄。如果想做大政府支出乘数，另一个简明的途径就是大幅降低储蓄率，鼓励企业和居民把手中的每一分钱都花出去。然而，由于悲观的预期和下降的收入水平，这一方法在经济危机中很难奏效；而且，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过低储蓄率本身就是造成本轮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在这一政策方向上努力无疑是饮鸩止渴、南辕北辙。身为经济学家，罗氏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保护主义思潮 这里需要对丹尼·罗德里克的背景做一简单介绍。罗德里克出生于土耳其，游学于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位明星教授，主持该院声誉卓著的MPA/ID（国际发展的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教学工作。罗氏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对经济增长、贸易和消除贫困等许多专题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但在全球化问题上，罗德里克是一个坚定的怀疑论者。从1998年起他就质疑，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已经“过度”，最近更怀疑本轮全球化已经走到尽头。在这一轮以博客为形式的学术讨论中，罗德里克更是说出了很多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想讲而不敢讲、很多民主党政客想说又说不出的话。 其实，美国经济学界对自由贸易的质疑并不鲜见，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来自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 ——2004年，时年89岁的一代宗师保罗·萨缪尔森曾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一篇极具争议的论文③，其核心观点就是自由贸易政策并不必然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福利增长，可能正以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福利损失为代价。 ——2006年3月，美联储前任副主席阿兰·布林德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④，对美国产业外移（Offshoring）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表示忧虑：由于信息革命和通信技术使服务产品可以远程传递，许多传统的非贸易商品（non-tradable goods）变为可贸易商品（tradable goods），从而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布林德认为，其结果将造成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工作机会流失。 ——2007年7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保罗·克鲁格曼撰文⑤，反思贸易和社会公平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在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异：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分工的高度细化，许多支撑发达国家就业的产业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造成其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贫富差异加大。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自由贸易怀疑论的出现，拥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即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深度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明显削弱，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不断产生失望和恐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论点大多还停留在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不是情绪化的渲泻；而在学术圈中，这些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质疑也还不是主流。 然而，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论。罗德里克的观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贸易保护主义最明确直接的理论表白；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给美国目前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情绪提供了某种学术支持，甚至在道义上使之合法化。在“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出台的过程中，2月初通过的“众议院版”经济刺激法案就明确提出“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的条款，在总额9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要求所需钢铁必须由美国企业在美国国内生产；而“参议院版”经济刺激法案中，有关 “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同样得以通过，只不过语气稍加缓和⑥。如同罗德里克所建议的，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财政扩张的效应漏出，保护本国的工业、工人和投资资本，支持本国的增长和就业。2008年12月8日，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封面标题就是：“奥巴马能把工作留在国内吗？”历史教训与现实忧虑 在我看来，罗德里克的观点既缺乏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更是对凯恩斯经济学一种断章取义的解读。如果按罗氏所言，把边际进口倾向降到零，则实际上把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开放经济体变成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这在实际中是根本做不到的；对于已经高度国际化和专业化的美国经济而言，这种企图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其次，以高昂的代价扶持美国不具竞争力的夕阳工业（如钢铁和汽车），损害的是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特别是消费者的利益，相当于全体纳税人在为这些工业企业的低效率、高成本埋单。 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企图把财政扩张产生的需求留在国内，必然以牺牲其他经济体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做为代价，因为“与邻为壑”的政策（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 ）几乎肯定要遭至贸易对手的报复；而在经济危机之时引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重创多边贸易体系，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保护－遭报复－深度衰退”的恶性循环，全球复苏则会变得遥遥无期。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就有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193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超过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历史最高水平（其中3200种商品的有效税率超过60%），企图以此保护危机中的美国企业和劳工。结果，世界各国竞相建立贸易壁垒，致使全球经济和贸易急剧萎缩。自1929年至1932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总额从133亿美元下降至39亿美元，而输欧商品总额则从234亿美元下降至78亿美元；在1929年后的五年中，世界贸易总量降低了66%。几乎所有的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当时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大萧条”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推出时，美国失业率不过7.8% ；然而，这一数字在一年后上升至16.3%；1932年达到 24.9%；1933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25.1%。 这也是罗德里克“妙论”一出、学术界舆论哗然的原因。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主任泰勒·考恩即认为，罗的观点堪称“其记忆中最糟糕的政策建议”，其糟糕程度堪称民主党经济理论的“拉弗曲线”⑦。而罗德里克本人对其观点也是遮遮掩掩，称之为“令人不快（unpleasant）”的凯恩斯主义计算。 从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所谓“Buy American”的观点仍是极受批判的。在去年12月1日的一次演讲中，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指出，目前的危机之所以与大萧条不具“可比性”，是因为：其一，当时联储采取了错误的紧缩政策，而现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非常果断、及时；其二，现在美国具有大萧条时所不具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大萧条时期世界各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政策，而现在各经济体正在加强合作，共度时艰。 当下，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相比于保护主义政策引发的恶性循环，另一种好得多的政策举措是世界各国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这样由于出口漏出的部分内需会因外需增长而得到补偿，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然而这并不是说，保护主义的理论主张在美国社会没有市场。相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怀疑在美国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历史也多次证明，经济危机之日，正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高涨之时。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阵营恰曾提出过“购买美国货，投奥巴马一票（Buy American，Vote Obama）”的竞选口号，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在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工业中心）和密歇根（汽车工业中心）还是极有号召力的。众议院在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Buy American” 的条款时，两党议员几乎一边倒地表示支持。这也说明，经济学上正确的主张未必“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而“政治上正确”的主张往往在经济学上完全错误。 对于深度危机中的美国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唤如同漫长夜航中海妖的歌声，美妙却无比凶险。作为一位缺乏政策管理经验的“菜鸟”总统，奥巴马能否抵御住这歌声的诱惑，实在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乐观者认为，奥巴马周围环绕着一群美国最睿智的头脑，如同劳伦斯·萨默斯这样卓越的经济学家，一定不会在经济政策上重演大萧条时期的悲剧。但是悲观者也指出，毕竟经济决策是由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作出的，而“政治上正确”仍是经济政策接受考量的首要标准。如同萨缪尔森所指出的：“从一群出色的医生中选择医生的人恰恰是他自己的医生，因为王子只听得进他想听的故事。” ■本文简缩版发表于《财经》杂志2009年第4期注释：①见http://rodrik.typepad.com/dani_r ... ian-arithmetic.html。②报告名为The Job Impact of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由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和副总统办公室首席经济顾问Jared Bernstein 共同执笔。③Samuelson, Paul, 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ummer, 18:3, 135-46④Blinder, Alan (2006) Offshor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⑤见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261。www.voxeu.org是一个关于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讨论的著名网站。⑥参议院的基本态度是，保留相关条款，但是澄清该条款“不会推翻（override）”美国现有的国际贸易条约规定。⑦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之一，认为税收并不随着税率增加而增高；当税率过高时，减税反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这一饱受民主党经济学家诟病的理论，后来成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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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1 14: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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