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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峰<br /><br />文章来源: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br /><br />近两年来,“颜色革命”一词频频见诸各种媒体,“颜色革命”的浪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局势、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简要分析和探讨。<br /><br />“颜色革命”一词是来源于西方的说法,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 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本文采用后一种界定,主要讨论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变革问题。<br /><br />“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所谓“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是与暴力革命相对立的一种革命类型,就是借天鹅绒的平和柔滑来比喻和平转移政权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过程。其最开始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 年11 月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化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对抗,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更替,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后来这一名词也泛指上世纪80 年代末在中东欧国家先后发生的政治剧变。之所以称之为“颜色革命”,一是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革命”都是在某种颜色的标志下进行的;二是西方政界和舆论推崇这种以群众示*行动迫使国家政权易手的“天鹅绒革命”斗争方式,故以美好的花朵和颜色加以褒扬。[1]<br /><br />一、“颜色革命”三级跳<br /><br />从2003 年开始,“颜色革命”像一个幽灵在欧亚大陆的独联体国家跳来跳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席卷了三个独联体国家,完成了一个“三级跳”。<br /><br />第一跳开始于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2003 年11 月2 日的格鲁吉亚议会大选结束后,支持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反对派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不承认大选结果,并发动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11 月23 日,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大批国民警卫队和其他军人陆续倒向反对派的情况下,谢瓦尔德纳泽最终不得不接受下台的苦果。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新总统。由于格鲁吉亚盛产玫瑰,萨卡什维利每次活动时都拿一枝玫瑰花作为标志,支持者也多手持玫瑰参与行动,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玫瑰革命”。<br /><br />一年以后,“颜色革命”从亚洲跳到了欧洲大陆,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的摇篮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在2004年11 月21 日的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亲俄罗斯的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获胜,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行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活动,并号召支持者长时间围堵政府机关。反对派还指责对方用阴谋手段给尤先科下毒致使其毁容。美国和欧盟也公开指责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在12 月26 日的重新选举中,尤先科顺利当选。橙色的栗子花是基辅市花,橙色也是尤先科竞选阵营的代表颜色,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br /><br />仅仅过了3 个月,“颜色革命”的第三跳就从欧洲跨到了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的政局动荡也是从议会选举开始的。2005 年3 月13 日,吉尔吉斯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反对派认为议会选举存在舞弊现象,举行大规模示*游*,控制了南部的一些大城市,要求总统阿卡耶夫下台。随后,抗议浪潮从南部向全国蔓延,反对派势如破竹。声势日大的反对派抗议示*队伍挺进首都比什凯克时,政府大楼、总统府、国家电视台等重要国家机关和部门,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被反对派所占据。阿卡耶夫及其家属被迫逃离祖国,经哈萨克流亡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新议会于3 月28 日举行会议,选举巴基耶夫为新总理。4 月11 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投票表决,接受阿卡耶夫的辞呈,同时决定2005 年7 月10 日举行总统选举。因为吉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发生革命的时间正好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吉尔吉斯斯坦事变的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br /><br />需要指出,关于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是否属于“颜色革命”存在不同的认识。比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瓦连京•博加特廖夫指出,从表面看,三场“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情、起因、方式和结果等方面的不同,吉尔吉斯的“革命”与“颜色革命”有着明显的差异。[2]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次革命并没有改变新议会的选举结果。反对派领导人与新议会达成了妥协,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也引起一些反对派群众的不满和抗议。所以,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反对派对选举不满,倒不如说是对阿卡耶夫总统个人的厌恶和仇恨。<br /><br />笔者认为,吉尔吉斯“黄色革命”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出现了一些示*者以木棒、石头和汽油弹袭击军警和政府机关以及抢劫店铺的打砸抢现象,这一情况与上述两国的和平示*有所分别;二是美俄的战略争夺不明显,两派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大的分歧,主要是国内政治派别的利益和权力之争。从整体来看,吉尔吉斯的事变虽有暴力现象的发生,但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政治”和“天鹅绒式革命”,而且外部争夺不能构成判断事变性质的依据,所以,笔者还是同意主流的看法,把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br /><br />二、“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br /><br />这次“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地说,可以分成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部分。<br /><br />(一) 国内因素<br /><br />1.法律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的威权政治<br /><br />苏东剧变的基本成果是西方的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原苏联国家落地生根,历史性地转变了原苏联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没有也不可能使这些国家在一夜间被彻底改造。从理论上讲,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经在宪法层面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军队实行了国家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威权政治统治之下。有美国学者认为,一些独联体国家使用民主的语言但却在实行他们自己的“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甚至厌倦了这样的伪装。当权者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反对派的打压,系统地操纵着选举。[3]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原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在民主的形式下,大量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为反对派的夺权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革命的理由,为反对派通过“天鹅绒式革命”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4]<br /><br />2.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br /><br />这些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后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历史任务:一个是完成独立进程,一个是完成社会经济转型。苏联解体以后,国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中断了,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格鲁吉亚独立后,经济出现了雪崩式下滑,近年来虽有所恢复,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没有超过独立前的水平。格鲁吉亚的贫困现象极为普遍,根据一个抽样调查,到2002 年为止,格鲁吉亚90-95 %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5]吉尔吉斯在独立后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最近几年,吉经济逐步回升,但它仍是独联体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29.1美元,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达38%。吉的外债达19.2亿美元,为全年税收总额的5倍。[6]独联体很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至今都没有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显著改善,导致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和求变的心态。<br /><br />3.政治腐败严重,社会分化加剧<br /><br />这些国家取得独立后,原苏联时期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绝大部分都保留下来,原有的各种弊端和转型过程中的丑恶现象,包括个人集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等现象都腐蚀着这些国家的机体。在乌克兰,官商勾结、任人唯亲、利用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逃税漏税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2000 年,库奇马总统的一个前保镖泄露了几百个小时的总统私人谈话录音带,显示大量的徇私舞弊、收受贿赂、阴谋镇压反对派的事实。[7]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员,指责亚努科维奇犯有盗窃和袭击罪,并与攫取了乌克兰许多国有财产的腐败商人有密切联系,他们不想为这样一个人服务,暗中给反对派提供支持。吉尔吉斯前政权腐败盛行,总统家族和政府高官大肆贪污受贿,几乎所有赚钱行业都被总统家族和政府高官所控制。政治腐败和社会问题突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加剧了人民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最终失去了民心。另外,这些国家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中亚国家在涌现出大批富翁的同时,失业成为普遍现象,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美元,百姓不满情绪上升,民众对现政权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感到失望,很容易受人操纵搞街头革命。<br /><br />4.地区和族群的对立是“颜色革命”中不能忽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br /><br />这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对立双方不仅以当权派和反对派来划界,以民主和反民主来分野,而且还以不同地区和族群的对立为特征。地区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族群、宗教、文化、历史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两元化构造,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还形成两大阵营最基础的框架。乌克兰是以东部和西部地区为两大阵营,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是在南方和北方势力之间展开。离开了这一背景,不可能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性质。[8]<br /><br />5.新生政治力量快速发展,反对派队伍不断壮大<br /><br />独联体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外部民主压力的加大,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难题和和社会思潮的快速变化,很多执政党和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不和谐因素,给反对派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上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扶植,反对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大都推崇西方民主体制,反对个人集权和一党长期执政。这些人深谙选举政治的运作程序,善于利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发难,有相当的社会号召力,对现任领导人构成极大威胁。<br /><br />6.当权派长期执政,反对派指责选举不公<br /><br />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大都长期执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近年来都面临着是继续执政下去还是进行权力交接的问题。由于处于转型期,很多国家尚没有形成一套国家最高权力正常交接的机制。在独立之初为讨好西方、凸显民主,均照搬美国模式,立宪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此轮换届使两大问题突出出来:其一,现任总统是否还会参选,如要参选势必要突破现行宪法的限制,而修宪有可能引发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激烈的对抗;其二,如现任总统决定不再参选,问题就在于将权力交给谁,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能否得到国民的认可,其过程能否保持平稳?长期执政加上治理不善,很容易使民众产生逆反心理,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三国的政局动荡,都是由选举引发的。选举中的操纵和不公正,如贿选、来自官方的种种限制以及官方对媒体进行控制等都引起群众不满,是政局突变的直接导火索。<br /><br />(二) 国外因素<br /><br />从这轮“颜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来看,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战略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有学者认为,俄美欧之间的战略博弈是“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后苏联地区各国施加影响,使之与俄罗斯保持最大的距离,这正是美国、欧洲在这次“颜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标。[9]<br /><br />1.俄罗斯国力的衰落及其独联体政策的失误<br /><br />首先, 继承前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无论其“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有较大下降,面对转轨时期处境困难的独联体各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提供相应的援助,降低了俄罗斯在各国人民中“领导威信”,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乘虚而入,影响不断扩大。赵华胜教授认为,俄美竞争无疑是“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一。但与冷战时期的苏美竞争有所不同,这场竞争的制胜手段不是坦克和飞机的数量,而是“软国力”和“软力量”。在这在场竞争中,美国占有明显的上风,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俄罗斯不仅在“硬”国力上而且在“软”力量上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全面下风。在政治文化上,俄罗斯提不出任何可以与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相抗衡的概念;在经济模式上,俄罗斯不是值得仿效的样板;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也缺乏吸引力。在独联体国家的年轻人中,亲俄感情已经日渐式微,而亲美和亲西方的情绪却不断涌涨。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在与美国的争夺中处境艰难。这一总的态势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恐怕也难以改变。[10]<br /><br />其次,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存在失误。俄罗斯一直把独联体视为其无可置疑的势力范围,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前苏联时期的高官为主的当权派身上,与各国反对派之间缺乏联系。俄罗斯的做法激起各国反对派的反对和广大民众的不满。实际上, 10 多年来,俄罗斯严重缺乏对各国国情和现状的深入研究, 缺乏系统的符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当“颜色革命”爆发后,俄罗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和西方挖自己的墙角。[11]<br /><br />俄罗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后院”和维持自己的战略生存空间,一方面不断批评、警告美国、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要“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主要利用历史形成的纽带联系和政治支持施加影响。比如,在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中,当亚努科维奇宣布自己获胜时,就迫不及待地承认并发出贺电,结果反而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被动。由于各种历史的、现实的限制,俄罗斯的具体作为很少,也无法给亲俄的政治势力提供现实的帮助,在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br /><br />2.美国及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颜色革命”<br /><br />反观美国和西方,在布什政府的“民主扩展”战略的指导下,抓住有利时机,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双管齐下,始终掌握着竞争的主导权,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br /><br />(1)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反对派<br /><br />自“9•11”以后开展反恐战争以来,布什总统一直强调在海外扩展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也在降低,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许多美国的分析家都认为,布什应该放弃这种扩展民主的意识形态使命,转而采取一种更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切实有效地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12]<br /><br />但是,布什很固执,在其第二任期更加突出了在世界范围“扩展民主”的战略。如果说,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对外政策的关键词是“反恐”的话,那么在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关键词则是“自由”和“民主”,也就是在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以“扩展民主”战略继续为美国获取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利益。布什在2005 年1 月20 日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连续用了49 个“自由”(34 个freedom 和15 个liberty),可称是一个21 世纪的“自由宣言”。布什宣称:“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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