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登上科学顶峰吗？ 纽约时报 文 jimmyuibe 译

dengxi6489

　　《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描述了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吸引在国外居留和工作的顶尖华裔学者回国。在发表科学论文方面，这个国家目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了，而且，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指出的，它所拥有的技术学院和大学在校学生比任何国家都多。
　　但是，中国对于在科学领域成功的动力也把它的研究设施置于强大的压力和更严苛的审查之下。正如上周Google和中国的决裂所示，政府操持着信息的予夺大权。

　　中国成为科学技术领先者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创造一个促使科学家兴盛起来的研究环境又存在着哪些障碍呢？
　　章家敦（Gordon G. Chang）,作家和专栏写手
　　曹聪（Cong Cao）,《中国的科学精英》的作者
　　高健（John Kao）,大规模创新研究院创始人
　　维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企业家，专栏写手
　　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学史
　　Gang Xiao,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科学也需要自由
　　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作者，Forbes.com的专栏写手。
　　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不能产生世界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或人口统计学家。中国政府日益上升的对服从的需求扼杀了社会科学和“软”学科很多领域的创造性。
　　例如，由于政府宣扬可疑的种族理论，生物扩散论被认为是敏感的。
　　但是，这个国家能造就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博士和创新者么？中国政府正在为此努力。最近，很多有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正在回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创造他们的事业。西方分析家说人才的流动必定意味着中国正面临转机。
　　在一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中国是一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但是它的政府还停留在基本没有变革的状态，还存在着对科学进步的重要障碍。第一，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例如，由于政府宣扬可疑的民族和种族理论，生物扩散论被认为是敏感的。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把汉族作为主流民族，但这只是具有重要政治目的的、想当然的民族划分。
　　第二，目前的最高领导人胡Jintao在学校和大学复兴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至少，无休止的运动是对真正的研究和学习的偏离。每多花一个月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三个代表的重要性”，就会少花一个月用于周期表或者原子内的粒子。当然，新的意识形态教化窒息了各领域的自由思考。
　　第三，中国的学校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剽窃和腐败泛滥甚至还在恶化。12月，两名大学研究员被裁定在2007年发表的70篇论文中伪造数据。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在全中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国家的官僚化教育体制鼓励伪造数据和产出低质量的出版物。这样一个体制，可以这么说，根本不促进科学突破。
　　最后，讽刺的是——也很悲哀——中国政府正试图鼓励科学，而同时却加强了对媒体和互联网的审查，企图通过阻碍它的运营来迫使Google离开这个国家，发布了将会断开未在政府登记的网站的连接的规章，有可能使中国与互联网隔绝。
　　向全世界封闭中国，这就是中央政府最近的大部分行动的效果，这不可能有助于让这个国家成为科学或者技术领域的领先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术不端的温床
　　曹聪，纽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和商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的科学精英》和《人才与中国的技术优势》的作者。
　　如果中国不能消除科学领域的学术不端现象，中国在2020年之前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雄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对于“可见的”成果的压力催生了学术欺诈和腐败。
　　最近，《柳叶刀》和《自然》，两份核心国际科学期刊，发表社论评论了中国井冈山大学科学家被发现在向《晶体学报》E卷提交的70篇论文中造假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只是中国学术欺诈的冰山一角。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相当于美国科学技术协会）称，答复其最近的调查的科学家中超过一半人表示，他们知晓与他们的同事相关的学术不端事件。
　　中国日益升级的科学不端行为可以归因于若干个因素，包括一味追求宣传效果和其他物质奖励，在研究团体中自治的缺位，以及社会影响。
　　在中国，学术成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某些情况下的政治机会。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资格是掌控资源和获取相当于副部级政府官员物质特权的垫脚石。对于较高学术头衔如此看重，难怪一些科学家敢于火中取栗。
　　出版更多国际出版物的运动，特别是发表在入选《科学引文索引》（托马斯-路德士（Thomson Reuters）汇编的一个文献计量学数据库）的期刊上，这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研究机构更加看重数量，并且以此为依据对他们的科学家进行评估、宣传和奖励。一个科学家不能达到规定的升职条件的数量时，就有可能把该项研究归入“发表量最少的单位”，甚至绕道而行。
　　对于中国科学家的制度化的期望值正在升级，特别是在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大增加了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力度的情况下。对于“可见的”成果甚至在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的压力则进一步助长了日益升级的学术不端行为。
　　制度化的负责揭露、调查和惩戒异常事件的监察机构只存在于纸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团体缺乏自治。由于涉案者本人和最先让涉案者扬名的政治领袖的干预，揭露高层科学家有染得学术不端行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被惩罚的人只是虾兵蟹将而已，而真正的大鳄一般都动不了，这才是骇人听闻而且贻患无穷的。
　　最后，中国的研究团体处于商业化影响力极大而且官僚机构严重腐化的环境。因此，难以断定究竟是腐败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更多的欺诈，还是科学团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正好发生于在剧变中面临困难的社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量变能引发质变吗？
　　高健， 大规模创新研究所主任和创始人，曾作为很多开发场新战略和能力的组织的顾问。前哈佛商业学院教授，《堵塞》和《创新国家》的作者。
　　中国在科学领域持续发展的大戏将以其把数量转变为质量的能力为基础。
　　中国目前的中央计划模式表现的是工业化热情，而不是创新精神。
　　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创造众多新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随之产生大量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国正在追求我所说的“硬实力”战略。潜在的设想似乎是量变将会引发质变。换句话说，当人才的“安装基地”达到一定的数量时，世界级的成就将会出现。
　　用这个方法，中国人肯定有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中国钟型曲线上方的人才堆成了山。因此，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是，硬实力的数量终将导致“优质的质变”，可以用科学突破和诺贝尔奖来衡量。
　　但是，要实现质量，中国还必须掌握培养人才和支持创新文化的技术。中国目前的中央计划和专利及出版物配额的模式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支持创造性跨越和探索的创新经济精神，还不如说是工业化热情。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创造一个全面的的创新体系，由此把它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非凡的发展能力与相关领域例如创业、设计和社会创新结合起来，这些领域对于实现科学成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中国继续增强人才优势，只要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创造财富、发现学术机会以及研究资金的地方，人才自然会更加大量地流向中国。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的结合将成为在中国体制下把数量转变为质量的另一个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很多回国的理由
　　维韦克·瓦德瓦，柏克利大学加州分校访问学者，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杜克大学创业和研究商业化中心研究总监。通过推特关注他： @vwadhwa.
　　我2005年加入杜克大学工程管理硕士项目时，几乎所有毕业中国学生都跟我说他们打算至少留在美国若干年。大部分说他们想移民美国。
　　美国的反移民政策和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正导致高端人才回国。
　　确实，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称，中国籍博士生的“留美”比例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徘徊在90%左右。
　　现在，当我与我的中国学生交谈时，大多数正在购买单程的回乡机票。我在杜克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团队2008年10月份调查229名来自中国的学生时，我们发现只有10%希望长期居留。52%认为最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74%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不可限量。
　　加上根植在美国参议院内部的反移民冲动（已经提交新的立法建议限制外国人签证）以及中国经济的兴盛，难怪他们急于回国。关于回归中国的人数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耳闻的证据显示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回国，未来几年更多的人将会回国。
　　当你参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院并会见当地企业家时，你会发现顶端的职位已经被归国人员占据。他们带回了关于西方市场有价值的知识和创造创新性技术的经验。他们还告诉他们在美国的朋友回家的感觉是多么美妙。
　　在2008年3月到9月期间对637名回归中国的人员的另一项调查中，我们问他们回国以来进展如何。72%的人说他们在职业上做得更好的。他们回国后，占据高级管理人员阶层的比例从在美国的9%增加到了36%。77%的人看重回国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机会。
　　也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回国人员抱怨污染、逆向文化冲击、孩子的低质量教育、对过度官僚化和健康保障质量的失望。底线是美国正在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外国援助而对此竟一无所知。我们正在出口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帮助他们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


　　以干细胞研究为例谈中国科技发展
　　作者: 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
　　中国能否成功逆转人才外流（特别是干细胞研究这类前沿领域的人才），不仅仅取决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比如培养年轻的科学家），以及像实验室这样的物质资产方面的投资。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式政府在上述方面有着无可否认的优势，但透明性，依然是高效率科学的氧气。
　　甚至在近期的谷歌风波发生之前，在访问北京一所大学时，我发现一些似乎没有敏感话题（比如美国的研究标准）的网站也无法进入。
　　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是，它能否在竞争激烈、满腹疑虑的全球生命科学界中占得一个令人信赖的席位。中国在这一领域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它在临床应用方面所做的努力。私营医疗机构在向绝望的病人提供可疑的干细胞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管。
　　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在成为再生医学领域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小组最近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在2008年出版的干细胞科研论文数量是2000年的20倍。中国实验室已经至少研发了25种人类胚胎干细胞，甚至可能多达70种。
　　干细胞研究这个例子，是了解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一扇窗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出版的生物医学论文数量现在居于世界第二位。美国领先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更专注于化工领域，但长期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以公私合作的新方式进行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计划把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当前的2.68%提升至3%，而且正在制定一个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框架。
　　就眼前来说，美国应该依托它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优势，强调通过私人关系进行学术交流。签证制度最近的改善将起到推动作用。就我个人经历来看，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对知识产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美国应该向专利制度投资，以确保及时且正当的奖励。美国能否继续保持科技领袖的地位，或许部分取决于这些无形资产。
　　作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
　　来自中国高层的力量
　　作者：肖刚
　　中国在实现成为世界创新领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也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中国的优势，而实现这项目标的软肋在于地方政府。
　　中国政府拥有招募顶尖人才的决心、计划和资源。在全球经济正处于低迷期的时候，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名为“千人计划”的新举措，旨在招募数千名旅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这些学者可以拿到与海外薪水相当的报酬，以及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通常高于他们可能在海外获得的研发资金）。
　　中国有能力实现它的目标，因为一旦中国认定某些目标是其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它经常就实现了这些目标。对于被它视为不可或缺的新思想和新做法，中国政府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必要时，中国会有效地分配资源、实施行之有效的政策。
　　事实上，实现这项宏伟目标的障碍非常多。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在跟建立在资历和关系网络之上的学术界既有等级体系打交道时，很可能会经受文化冲击。在内部和地区性的评估程序、资源分配以及拨款申请中，主观因素往往胜过客观标准。
　　地方政府和所在大学，或许不能按时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以及事先许诺的资金额度。当疲于应付无数日常挑战的地方官员安排优先事务时，中央政府制定的目标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接二连三的挫败感可能让归国人员打消进行长远考虑的打算。
　　发展一种有助于创新和发现的研究氛围，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研究设施和经费。学者必须得独立思考，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组建协作网络，能够自由地散播和获取信息。对学者来说，互联网是最富生产力的工具之一。尽管政府无意阻止运用网络进行科研工作，但全面互联网服务的欠缺，势必将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越来越需要邀请国外科学家对学者的研究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需要向科学家提供更有效率的本土服务，而且要为畅通无阻地利用互联网创造条件。
　　作者系物理和工程学教授，布朗大学纳米科学和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中国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