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斌：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剽窃近10万字——再评武汉大学的教授抄袭案

入主中原

3月16日，笔者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武汉大学教授抄袭案——评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文。该文提出了武汉大学教授周长城所著《经济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将一部普通的经济社会学教材自封为“21世纪社会学重点教材”；二是有吸收、无创新；三是行文逻辑混乱，抄袭嫌疑很大；四是大量内容直接抄袭；五是篡改原著，混淆视听。笔者倡议学界同仁本着维护学术规范和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该书进行系统的梳理。自该文发出并经各大网站的相关论坛转载后，大家对此事反应强烈，学界的朋友向笔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借助读者和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笔者又有惊人的发现。

经初步统计，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全书共12章，约40万字，竟在10章、115页、436个段落发现抄袭他人著作，总字数接近10万（96740字）。以下是其抄袭来源及目前查出的抄袭字数清单：（详细证据请见http://www.gmdd.net）

约47640字抄自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和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合编的《经济社会学手册》英文版（见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约6300字抄自斯威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主要传统》（见Swedberg,Richard.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pp251-276.1991）；   

约6000字抄自John Lie的《交换模式的概念》(见John Lie. The Concept of Mode of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2,Vol.57(August:508-523))；

约6000字抄自〔日〕浅野克已著、单东译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3期》；

约4800字抄自肖鸿的《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约4000字抄自朱国宏主编的《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约4000字抄自〔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约4000字抄自高云庆的《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载《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约3500字抄自方壮志的《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版》；

约3000字抄自余光胜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理论：企业知识理论》（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2期）；

约2000字抄自米达尔（D.Midaiel）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学》（见Davern, Midaiel. Social Network and Sociology: A Proposed  

Research Agenda For a More Complete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56, No3(July,1997), pp287-302）；

约1750字抄自阿斯贝斯（Aspers）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社会学思想》（见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58.  
NO.4(October, 1999), pp251-276）；

约1410字抄自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约900字抄自〔美〕斯梅尔瑟著，方明、折晓叶译的《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约690字抄自〔瑞典〕伯恩斯的《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约400字抄自W.Zimmerer和M.Scarborough著的《小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精要》（见Thomas W.Zimmerer and Norma M.Scarborough. Essential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Pearson Education, Inc.）

约350字抄自张道根的《美、日企业制度的比较与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

根据周长城在《经济社会学》一书的抄袭方式和抄袭特点，笔者认为可以用“开门见抄”、“目标集中”、“肆无忌惮”、“移花接木”、“移形幻影”和“寡廉鲜耻”来形容。

一、开门见抄

一般人抄袭时往往遮遮掩掩，至少会在作品的开头处假装正儿八经地写一点自己的东西。理由很简单，一本书不管好坏，只要读者挑中了，只要读者决定去读，标题肯定是要看的，第1页、第1段也肯定是要看的。如果从头就开始抄袭别人的东西，岂不是马上就原形毕露，不打自招？因此，开门见抄应该是一切学术剽窃者的大忌。

然而，周长城显然不是一般的抄袭者。从《经济社会学》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的第1行开始，周教授就抄上了，而且一抄就是2000多字。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么开门见抄的。

《经济社会学》第一章第一节第1段（见第1-2页）这样写道：
    经济学家中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从古希腊到1790年，亚里士多德、坎梯伦和斯密对经济社会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一定程度上讲，亚里士多德注重对奴隶、财富和国家的研究；坎梯伦在考察经济现象时试图把阶级斗争引入经济分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市场在现代城市产生中所扮演的作用；斯密过于夸大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生活的历史社会学”的开端，但斯密没有进一步阐述和发展“经济生活的历史社会学”。

我们再看看斯威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主要传统》是怎么写的：
    Schumpeter’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all of which cover fairly long time periods.  
The first part begins, for example, with the Greeks and ends in 1790;  
and Schumpeter here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ociology  
by such people as Aristotle, Cantillon, and Adam Smith. Aristotle,  
Schumpeter says, looked at slavery,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hile  
Cantillon tried to introduce the class struggle into economic analysis  
as well as to analyze the role that markets have played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ity. Schumpeter was not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Adam  
Smith’s analysis of economic institu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he  
clearly preferred the works by the scholastics, especially their  
analysis of property. Adam Smith had in Schumpeter’s opinion unduly  
exagg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BookIII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 could have become a starting point for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ut for some reason Smith chose not to develop his  
ideas on this topic (Schumpeter1954c: 186-870). (见Swedberg,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7: pp253.1991)

从斯威德伯格的论文中，我们得知：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一章第一节开篇第1段的内容原是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而对熊彼特的观点进行提炼则是斯威德伯格。而在周长城的书中，既没标明这些观点是熊彼特的，也没讲清这段话的原文出自斯威德伯格的论文。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作者对“经济学中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简史的概括是相当精辟的。问题在于，真正的作者是熊彼特先生，而不是周长城。倘若没看过原著，也没看过斯威德伯格的论文，读者岂不是从开始就被蒙骗了？搞不好哪天有哪位学人要写有关“经济社会学思想”的论文，而一不小心从《经济社会学》里引用了这段话，而且很规范地注明这段话是周长城教授说的，那岂不是要贻笑大方？

经查，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1页第2段至第3页第3段抄自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第253-257页及第267页，共抄袭2000多字。

二、目标集中

这里的目标集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抄袭对象的集中；二是指其抄袭内容的集中。

就其抄袭对象而言，国外的主要是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斯梅尔瑟（Neil Smelser）、科尔曼(James S. Coleman)、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鲍威尔（Walter W. Powell）、多尔（Laurel Smith-Doerr）、浅野克已、里耶（John Lie）、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作品，仅在上述9位作者的作品中，周长城就剽窃了近7万字。国内的则集中在朱国宏、谢立中、高云庆、余光胜、方壮志、肖鸿等人的作品，仅在上述6位作者的作品中，周长城就剽窃了2万多字。

就其抄袭内容而言，仅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合编的《经济社会学手册》（英文版）一书，就被周长城剽窃了近5万字，为《经济社会学》贡献了近1/8的内容。人家辛辛苦苦编写的一本书，就这样被他毫不客气地“拿”了过来。

再以该书第七章“交换与交换模式”（第180-204页）为例，这一章分为三节，分别是“不同视野下的交换行为”、“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和“交换模式”。这三节，周长城每节各主抄一部著作，竟一共抄了114000字。其中：第一节主要抄自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共抄了约4000字；第二节抄自朱国宏的《经济社会学》，共抄了约4000字；第三节抄自John Lie的《交换模式的概念》，共抄了6000字。上述三部著作各组成一节，便组成了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的第七章。

此外，该书第三章“理性选择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第二、三节（第73-85页）、第五章“市场”第二、三节（第132-149页）均与第七章的成书方式如出一辙。其中，第73-85页基本上是由科尔曼的《理性选择视野下的经济社会学》（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Sociology,收录于《经济社会学手册》（英文版）第166-180页）一文堆砌而成；第132-149页基本上是由斯威德伯格的《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s,收录于《经济社会学手册》第255-282页）拼凑而成。

三、肆无忌惮

一般人做坏事都会偷偷摸摸的，生怕让别人知道，而周长城显然不是一般的抄袭者。稍微对照着一看，笔者毫不费劲的就找到了周长城抄袭、剽窃的证据。之所以能这么顺利，还得感谢周教授本人。因为他在整段、整页甚至整节、整章抄袭了他人的作品之后，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把被剽窃的文章、著作列在每章的推荐阅读书目或参考文献里面。如该书第4页第2段至第6页第2段约1750字抄袭自阿斯贝斯（Aspers）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一文；该书第第18页至19页第3段抄袭自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周长城居然明目张胆地把被抄过的文献来源摆在第一章的参考文献里（见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30页）。

更不可思议的是，该第十二章第三节“文化与经济过程”（见347-360页），自第349页到本节结束，有约9600字全抄自迪马吉奥的《文化与经济》（英文版，收录于《经济社会学手册》）一文，周长城居然冠冕堂皇的在本节标题的脚注下写出：“本节参考了迪马吉奥的《经济与文化》”（见第347页）。事实上，周长城是从标题到结构、从段落到字句，几乎一字不落地“参考”了迪马吉奥的大作。正如谓：“挂羊头，卖狗肉”，借“参考”之名，行抄袭剽窃之实。

一般人抄袭往往是找一些影响不太大的或是时代较远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太容易被人重视，读的人也不会太多，这样就可以尽量地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但周长城显然也不属于这类抄袭者。看看被周长城抄袭的作者名单，国外的如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科尔曼、迪马吉奥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经济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如斯梅尔瑟的《经济社会学》、被周长城大抄而特抄的《经济社会学手册》，被不少高校当成是经济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国内的学者，如朱国宏、谢立中也是经济社会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朱国宏的《经济社会学》不仅是经济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而且是不少高校本科生的首选教材，至于谢立中教授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则更是社会学专业的必读之书。因此，读过上述著作或教材的学生、学者绝不在少数。令人吃惊的是，周长城教授好像完全不看好国内经济社会学界的知识水平，甚至于蔑视我们的知识水平，以为人们连这些最基本的著作都没有读过。或者是周教授对自己的“著作”也没作太大的指望，认为这本书能出版就不错了，根本没打算让读者去认真研读里面的内容。

一般人抄袭的时候往往东藏西掖、掐头去尾，以免让人一眼看出抄袭的出处。但这位周长城教授仍不属于这一类抄袭者。在该书“第四章 网络与经济生活”中，从第一节第一句（见第96页）到第三节结束（见第119页），共23000来字，居然有21860字是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从《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Social Network and Sociology: A Proposed Research Agenda For a More Complete Social Science》、《经济社会学手册》中抄袭而来。尤其让人叹服的是，高云庆所著《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文（见《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80-81页），全文约4000字，居然被周长城一字不漏地抄进了《经济社会学》“企业理论与企业行为”一章。（见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271页第4段至第273页第4段”、“第302页第5段”、“第303页第4段至本章结束”）

四、移花接木

所谓移花接木，是指将彼树之花、枝嫁接到此树上。在此处的意思是指，周长城通过将某一作者的作品进行肢解后分成几块放在该书的不同地方。这样一来，别人的一份成果在他的书里变成了两份甚至三份。也就是说，他不仅抄袭、剽窃了别人的东西，而且让剽窃来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效益。

在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书中，被肢解得最厉害的是斯威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题为“经济学家的经济社会学传统”，第二部分题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学传统”，具体又分为三个部分，即1890-1930年德国的经济社会学传统、1890-1930法国的经济社会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与社会”传统；第三部分题为“新经济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文在探讨经济社会学相关传统的同时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890-1930德国与法国的经济社会学、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社会学。（见Richard Swedberg,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1. 17:251-76 ）

在肢解《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的过程中，周长城教授的“移花接木”功夫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不妨看看他是如何肢解的：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第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经济社会学传统”被周长城移接到《经济社会学》第一章第一节——“经济学家的经济社会学思想”里，抄袭了约2000字；《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被周长城移接到《经济社会学》一书第一章第三节——“经济社会学的发展”里，抄袭了约2500字；《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第三部分再次周长城被移接到《经济社会学》第二章第二节——“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学”，又抄袭了1000多字。以上述三次移接为基础，周长城在《经济社会学》第二章第四节——“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再次对《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移接，这次抄袭了800字，而且是重复抄袭。就这样一路移接下来，周长城便从《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中抄袭了6300字。

高云庆的《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文（见《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是另一篇被严重肢解的论文。《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以下简称“高文”）共11段、约4000字，竟然被周长城一段不漏、几乎一字不差地移接进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学》中。其中，“高文”第1段被周长城移接到书中第302页第4段，第2-9段被周长城移接到书中第271页第4段至273页第4段、第10-11段被周长城移接到书中第303页第3段至本章结束。经过三番移接，“高文”4000字竟被抄得一个字不剩。

五、移形换影

移形换影是周长城抄袭的第五个特点。所谓移形换影，是指周长城在抄袭他人著作时，为了起到掩盖抄袭真相的目的，有时候也会搞一些伪注之类的伎俩。

在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移形换影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明明抄袭了某君的作品A，却在推荐阅读书目或参考文献中列出某君的作品B，让读者压根查觉不到他的抄袭行为。如，“第一章第1页最后一段至第3页倒数第2段”、“第一章第三节第23页至27页第1段”、“第28页第4段”均抄袭自斯威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为了掩饰其抄袭行为，他在第一章的参考文献里列出的却是斯威德伯格的另一部著作：Swedberg, Richard.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Bristol: Sage Publications, 1987.（见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30页）。

二是明明是在A处大量抄袭了别人的作品，却故意在B处明确标明参考了别人的作品，而在这些明确标明出处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引用别人任何实质性的资料，让读者误以为他治学有多么严谨。如，周长城的《经济社会学》第302页第3段这样写道：
    我国理论界也从产权关系这个国有企业的焦点出发，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围绕这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与经营方式、国企内部“新三会”与“老三会”、国企中的“内部人控制”及国企与市场的相容性等问题及其相应的解决思路。特别是为了实现产权关系明晰化，使国有企业摆脱行政的不适当控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理论界又提出了国有资产的多层次授权经营及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等一系列企业制度创新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范式，使我国国有企业理论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本节将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高云庆，2000）。

根据我们的阅读常识，周长城在此段结尾处标明文献出处，应该是指他这一段话是对高云庆2000年发表的《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以下简称“高文”）一文的综述或借鉴。可翻遍高文，笔者除了在内容提要里找到“本文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这样一句话外，没有找到任何与上述段落相关的内容。

这就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了：现代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并不是高云庆先生的专利，大家应该都可以研究。因此，谁都可以说“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探讨”，只要你探讨的内容是你自己的。笔者认为，说这句话时，大可不必在文后郑重其事地注明这句话高云庆先生曾写过。

但仔细一想，这不正好体现周教授剽窃手段的高明？这似乎在向读者标榜：你看，连25个字与别人的作品相同我都注明出处，你说我做研究有多严谨！是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周教授已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第271页第4段至第273页第4段”、“第302页第5段”、“第303页第4段至本章结束”）将“高文”抄了个底朝天，有谁能不对周教授“治学严谨”的为学精神肃然起敬？如此看来，周教授移形换影的剽窃功夫真是出神入化啊！

六、寡廉鲜耻

在《经济社会学》一书中，周长城教授不仅抄别人的东西，而且敢把抄来的东西公然叫卖，甚至还敢堂而皇之地把本属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原创。这种抄袭行为恐怕用“寡廉鲜耻”再恰当不过。

前面已经交待过，《经济社会学》第一章第三节“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第23-28页）原本抄袭自斯威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周长城抄了这篇论文不说，居然还把“经济社会学发展三阶段论”说成是自己的首创，并在第二章第四节“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这样写道：
   周长城（1995）根据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将经济社会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1890-1930年为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见第55页）

“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明明是斯威德伯格于1991年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年刊》的《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一文中划分出来的。由于周长城抄袭了该文，“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就变成是由周长城在1995年提出来的了。真可谓大言不惭！

如前所述，其著作被周长城抄袭的作者大多数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上述学者虽成就卓著，却依然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低调作风。遗憾的是，周长城在大量“吸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时候，却没有吸收别人的学术精神，即严谨的治学作风。《经济社会学》第七章第二节——“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第192-196页），整节共4000来字，全部抄自朱国宏主编的《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第三节——“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关系”（第222-227页）。明明是全文照抄，周长城居然还煞有介事地192页和194页标出两个脚注，说是“参见朱国宏：《经济社会学》，222-224页”、“参见朱国宏：《经济社会学》，225-227页”。我们不妨看看周长城是如何参见朱国宏的著作的。

先看朱国宏主编《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第1段原文：
    第二，交换对象的范围不同。经济交换对象的范围较窄，它主要是以商品或服务形式体现的具有经济效用的东西，如电视机、汽车或理发、按mo等服务。而社会交换对象的范围则广泛得多，物品、身体乃至个人感情，都可成为交换对象，真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朋友间互赠礼物，这构成了交换；而在恋爱与婚姻中，美貌少女向富翁奉献爱情，而富翁则给予她财富，这种感情与财富的交换也是社会交换。有时候，个人的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交换的对象。例如中国人的“报恩”便是如此，如果你从小便不断受到某人帮助，那社会交换的规则便要求你长大以后通过各种行动来回报这种帮助。

再看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第2段：
   （2）交换对象的范围不同。经济交换对象的范围较窄，它主要是以商品或服务形式体现的具有经济效用的东西，如电视机、汽车或理发、按mo等。而社会交换对象的范围则广泛得多，物品、身体乃至个人感情，都可成为交换对象，真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朋友间互赠礼物，这构成了交换；而在恋爱与婚姻中，美貌少女向富翁奉献爱情，而富翁则给予她财富，这种感情与财富的交换也是社会交换。有时候，个人的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交换的对象。例如中国人的“报恩”便是如此，如果你从小便不断受到某人帮助，那社会交换的规则便要求你长大以后通过各种行动来回报这种帮助。

对比两段文字，我们看出，周长城在自己的书中将原文中的“第二”改成了“（2）”，将“按mo等服务”中的“服务”删去了，其它文字一个没变。就连文中举的例子“如电视机、汽车或理发、按mo等”都一个没动。从“一、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区别”这一标题开始至本节结束，所有的文字都和朱国宏主编的相关部分几乎一模一样。这种做法居然敢叫“参见”！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朱国宏教授原创性的东西倘且只署以主编，没有署以编著，更没有署为专著，而周长城抄了别人近10万字居然还说是独著，这可真是无耻到家了！

行文至此，笔者心情十分沉重。周长城其人近两年来在学界非常活跃，像他这样的学术骗子竟然在中国学术界大行其道，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倘若我们听任周长城之流在中国学术界继续呼风唤雨，那么所谓学术规范将成为一纸空文，学术也将最终堕落为骗术的同义词！


附：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抄袭清单

《经济社会学》全书共12章。其中，已查出10章、共约96740字抄袭与剽窃。明细如下：

第一章　经济社会学思想渊源及其发展（约8460字系抄袭他人作品）

1.1 第一节共10页，其中1-6页有22段、共约3750字抄袭与剽窃。明细如下：
（1）“第1页第2段至第2页第3段”见“Swedberg, Richard.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pp251-276. 1991第253页第2段2-8、12-17行、第3段4-12行、第254页第2段”；
（2）“第2页第4段至第3页第1段”见“Swedberg, Richard.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pp251-276. 1991 第254页第3段1-11行、17-22行、第255页第2段1-2行、4-10行、第3段1-2行、第15行至第256页第3行”；
（3）“第3页第1-3段”见“Swedberg, Richard.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pp251-276. 1991 第256页第3段3-11行、第257页第2段9-22行、第267页第2段1-13行、15-31行”；
（4）“第4页第2段”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论文摘要2-4行；
（5）“第4页第3段1-3行”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第652页最后一行至653页第5行”；
（6）“第4页第4段及脚注”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第654页第4段、第5段1-3行、第655第1段12-16行”；
（7）“第4页第5段至第5页第2段”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第655页第3段1-4行和第9行、第656页第2-5行、第3段2-3行和8-10行、第4段第9行至第657页第4行、第657页第4段1-8行”；
（8）“第5页第3段至第6页第1段”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第658页第2段、第3段第3行至段末、第659页1-5行、6-13行、16-17行、第2段2-14行及第16行、第3段至660页第5行”；
（9）“第6页第2段第1行、3-4行、第2段”见“ Aspers, Parik. The Economics Sociology of Alfred Marshall.”第660页第2段1-2行、3-5行、第3段1-5行”；

1.2第二节共12页，其中，有2页、7段、141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18页第1段”抄自“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倒数第2段”；
（2）“第18页第2、3、4段”抄自“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1-3段”；
（3）“第18页第5段”抄自“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第2段；
（4）“第19页第2-3段”抄自“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第3段至35页第1段”；

1.2第三节共8页，其中，有5页、10段、250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23页第4段至第24页第4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58页第1段3-5行、第2段，第260页第2段、第3段14-18行、第4段2-6行，第261页第2段5—9行、18-23行”；
（2）“第24页第5段至第25页第1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1页第3段1-5行、第7行至262页第1段”；
（3）“第25页第3段至第26页第1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2页第2段第10行至段末、第3段1-6行及第8行至263页第5行、第263页第2段11-13行、第3段1-3行”；
（4）“第26页第2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2页第2段1-6行”；
（5）“第26页第3段第2行至第27页第1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4页第2段第2行至段末、第265页第2段至266页第1段”；
（6）“第28页第4段”见“《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8页第2段”。

第二章　经济社会学及其研究（约3990字系抄袭他人作品）

2.1第一节共7页，其中有3页、6段、共210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39页第3-4段”抄自“Handbook第 5页第 3段1-10行、第4段1-9行及13-15行、第5段1-6行、12-15行、第6段1-3行、8-14行”；
（2）“第39页第5段至40页第1段第2行”抄自“Handbook第6页第2段1-10行、第3段1-4行、8-14行”；
（3）“第40页第2段”抄自“Handbook第7页（’The economy in relation to society’部分）第1段1-15行、第24行至本段结束”；
（5）“第40页（‘分析目的’ 部分）第3段”抄自“Handbook第7页（Goal of analysis部分）第2段”；
（6）“第40页（‘使用的方法’部分，包括41页的脚注①）第4段至41页第1段”抄自“Handbook第7页第3段、第4段（‘Methods employed’部分）”；
（7）“第41页（‘知识传统’部分）第2-3段”抄自“Handbook（’Intellectual tradition’部分）第7页第5段至8页第2段”（段落及语句排序有所调整）。

2.2第二节共4页，其中有2页、6段、共120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42页第2段”见“Handbook第18页第4段第1-11行”；
（2）“第42页第3段至第43页第2段”见“《The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69页第2段至270页第1段”；
（3）“第43页第3段”见“Handbook第19页第4段”；
（4）“第43页第4段”见“《The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第270页第2段1-19行”。

2.3第三节共6页，其中有2页、7段、共69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48页倒数第3段至第49页第4段第2行、第5段第1行”摘自“《结构主义的视野》88-94页。

2.4第四节有2页、约80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第55页第二段至56页第1段”抄自《Major Tradition of Economic Sociology》。

第三章　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约8410字系抄袭他人作品）

3.2第二节共11页，其中有8页、25段、约500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73页第3段至80页第1段”（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选择理论），约5000字抄自“Handbook第166页第1段（‘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开始至第171页第3段”。

3.3第三节共6页，其中有6页、20段、约3410字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80页第3段至85页”约3410字”抄自“Handbook第172页第6段至第176页第3段第9行”。其中，《经济社会学》一书将“Handbook”中“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和“恐慌、狂热和泡沫”两部分内容的排版顺序进行了对调。

第四章　网络与经济生活（约24300字抄袭自他人作品）

4.1第一节共2页，其中有1页、4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95页第1段1-3行”见“《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111页1-2行”；
（2）“第95页第2段、第3段1-5行”见“《试析当代社会网络研究的若干进展》第1页第2段第2行、6-9行，《社会网络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111页第3段1-2行及《进展》一文第3段1-3行”；
（3）“第95页第4段”见“《社会网络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111页第3段5-11行”。

4.2第二节11页全部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96页第2段、第3段1-8行”见“《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111页第4段至112页第3段”；
（2）“第96页第4段至第99页第3段”见“《 Social Network and sociology》一文第288页第3段至292页第2段”；
（3）“第99页第5段至103页”见“《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第2页最后一段至第6页第2行”；
（4）“第104页至第105页第6段”见“《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第114页第3段至115页第7段”；
（5）“第105页第7段至107页第3段”见“Handbook第368页倒数第2段、最后1段，第369页第1-3段、第5段，第370页第1-5段”。

4.3第三节12页全部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108页第3段至119页第3段”约9800字见“Handbook第372页第3段至391页第3段”（略有删节）。

第五章　市场（约13330字抄自他人作品）

5.2第二节有7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经济社会学》第132页至138页倒数第2段”见“Handbook第257页最后一段至264页第3段”（略有删节）。

5.3第三节有11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经济社会学》第139页第2段至第149页第2段”见“Handbook第264页第4段至274页”（段落排序略有变动、略有删节）。

第七章　交换与交换模式（约14000字抄自他人作品）

7.1第一节有7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1）“第183页最后两段至184页第1段（即马林诺夫斯基部分）”见“特纳著：《社会理论的结构》（上）第262页第2段第3行至本段结束、第3段第8行至本段结束、第3段至第263页第2段”；
（2）“第185-186页‘列维－斯特劳斯’部分”由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第264页第2段第5-8行、第3段2-3行、第4段及第265页第3段第2行至本段结束”构成；
（3）“第186页‘经典社会学家的交换理论’部分第1段”由“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第270页‘齐美尔的交换理论’部分第1段”构成；
（4）“第189页至191页‘埃默森的交换网络理论’”见“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第296页1-2段、第332页第2段、第333页及第354页第3段”构成。

7.2第二节有5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第七章第二节‘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192-196页）”由“朱国宏主编《经济社会学》第六章第三节‘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关系’（222-227页）”构成。
7.3第三节有7页抄袭、剽窃。明细如下：
“第七章第三节‘交换模式’（第196-202页）”抄自“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August,1992. （见第510-515页） ‘The Concept of Mode of Exchange’一文”。

第九章　劳资关系（约900字抄袭、剽窃）

“第一节‘劳资关系的类型与表现形式’ （见第243-244页）约900字”由“斯密尔瑟著，方明、折晓叶译《经济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第2段2-10行、第76页第3段1-16行、第78页第3段”构成。其中，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第243页第3段“斯密尔瑟对11个国家罢工情况的研究”在斯密尔瑟著《经济社会学》一书中原文为“克尔和西格尔对11个国家罢工情况的研究”，因此，此处的脚注②是伪注。

第十章　企业理论与企业行为（约13350字抄自他人作品）

10.1第一节明细：
（1）“第272页第2段至273页第4段”见“《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2）“第274页第2段至276页第3段”见“《一种全新的理论（上）：企业知识理论》”；

10.2　第二节明细：
（3）“第289页第2-3段”见“《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第81页第3段”；

10.3第三节明细：
（4）“第293页最后一段至294页第3行”见“《美、日企业制度与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第19页最后1段1-2行、第20页第2优1-2行、第3段1-2行”；

10.4第四节明细
（5）“第294页第2段至300页第5段”见“《企业理论的新发展》”；

10.5第五节明细
（6）“第303页第4段至304页本章结束”见“《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第81页第5-6段”。

第十一章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约400字抄自他人作品）
　　“第310页第6段至311页第1段”见“《Essentia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第4页第5页第7段”（中间有删节）

第十二章　经济与文化（约9600字抄自他人作品）
（1）“《经济社会学》第349页第2段（‘文化与生产’部分）”抄自“Handbook第30
页第2段1-3行及第3段、第4段（‘Culture in production’部分）”；
（2）“《经济社会学》第349页第3段”（‘组织文化’部分）抄自“Handbook第30页第6-7段（‘Organizational culture’部分）”；
（3）“《经济社会学》第349页第4段至350页第1段（‘认知流派’部分）”抄自“Handbook第30页第8-9段（‘Cognitive approaches’部分）”；
（4）“《经济社会学》第350页第2-3段（‘符号表达论和组织规范’部分）”抄自“Handbook第31页第2-3段（‘Expressive symbolism and organizational norms’部分）”；
（5）“《经济社会学》第350页第4段（‘符号表达论和组织规范’部分）1-3行、3-4行、4-5行、5-6行、7-8行、9行、10-12行”分别抄自“Handbook第31页第4段、第5段1-4行、第5段10-13行、第6段1-3行、第7段1-5行、第8段1-3行、第32页第2段（‘Expressive symbolism and organizational norms’部分）”；
（6）“《经济社会学》第351页第2段（‘符号表达论和组织规范’部分）”抄自“Handbook第32页第3-4段（‘Expressive symbolism and organizational norms’部分）”；
（7）“《经济社会学》第351-352页（‘阶层文化’部分）”抄自“Handbook第32-33页的‘Class Culture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部分”；
（8）“《经济社会学》第353页至354页第2段（‘文化交换’部分）”抄自“Handbook第35页第5段、第6段1-7行、第7段1-5行、第8段第3行至36页第5段结束（‘Culture and exchange）”。
（9）“《经济社会学》第354页（‘交换的规范性限制’部分）”抄自“Handbook第37页第2-3段、第4段1-12行（‘The normative regulation of exchange’部分）”；
（10）“《经济社会学》第355页最后一段至357页第2段（文化与消费中‘偏好与结构：贫困文化’部分）”抄自“Handbook第41页第5段4-7行、第6段1-16行、第42页1-3段、5-6段（‘Taste versus structure: The culture of poverty’部分）”；
（11）“《经济社会学》第357页第3段至358页第3段（‘偏好问题’部分）”抄自“Handbook第43页第3-5段、第6段1-7行、第44页第2段1-3行、第4段1-10行、第20行至第45页第1段（‘The problem of tastes’部分）”；
（12）“《经济社会学》第358页第6段至360页第2段（‘作为社会组织确定原则的消费’部分）”抄自“Handbook第45页第2段至第4段第7行、第5段至46页第2段（‘consumption as defining princip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部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