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武装动因分析

朝日鲜明

朝鲜核武装动因分析

单法盛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级，吉林省长春市 130024）

【摘 要】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核试验”，同时却宣布重返六方会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的系列举动值得关注。针对朝鲜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718号决议。旨在通过政治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将朝鲜拉回到六方会谈机制中，进而实现朝鲜核问题的妥善解决。随后，六方会谈重启。笔者认为，要解决问题，有必要努力弄清问题的根源。朝鲜从强调美国对朝威胁到有权拥有核遏制力，再到宣布核实验成功，进而又做出强硬与灵活结合的外交表态。朝鲜的核武装之路，始终引人注目。因此，考察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朝鲜核试验的动因分析。只有对朝鲜的动因有较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方能把握朝核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方能制定和采取切实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朝鲜核武装；动因；国家战略

对于朝鲜选择时机进行核试验的动因，学界进行了许多的分析。尽管对于各种左右朝鲜内外政策的因素分析甚多，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一般都赞成的是综合动因说，即朝鲜进行核试验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朝鲜的国内原因，也包括国际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是现实原因，区别就在于对这些因素影响的强烈程度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朝鲜核问题无疑是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但应该而且必须从朝鲜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朝鲜本身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朝鲜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朝鲜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朝鲜的角度来看，其发展核武的动因可概括为战略说和战术说。战略说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既定国策和战略选择，而在成为核武国家的过程中，朝鲜可以从中不断追求政治、经济、军事、威望等方面的战术利益。战术说是指朝鲜选择核武装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以形式上的战争边缘政策来谋求实际的利益，主要包括试图全面改善所处的地区环境和获得政治经济利益。至此，问题的焦点集中于：朝鲜进行核试验是推进其国家战略而采取的主动举措，还是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应急之举，亦或是朝鲜丧失理智的疯狂动作？
对于朝鲜进行核试验，走核武装之路，笔者比较赞成战略说。下面试从冷战后东北亚环境的变迁与朝鲜建国后所遵循的基本国策来得出结论。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其《政治学的困境》中写道：“只要世界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家利益的本质特征认识到这一论断的合理性。从外交与内政相互关系看，后者应该具有更加决定性的影响。
一、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形势基本特征
冷战时代的东北亚战略环境，十分复杂，也相对稳定，由于中、苏、朝构成的“北三角”与美、日、韩构成的“南三角”力量相对平衡的结果。尽管实际情况比这种简单归因要复杂得多，如中、苏之间并不铁板一块，朝鲜、韩国亦并不甘于为人刀俎，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着眼于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解释基本符合东北亚地区当时的实际状况。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战后确立起来的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是对世界局势的准确概括。东北亚战略力量对比和朝鲜半岛战略力量对比的状态可以用“矛盾”来描述，其基本特点是呈现和平发展与冷战对峙两种趋势并存的状态，共同构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矛盾统一体。”这种矛盾状态的表现，一为“和平”，二为“失衡”。和平与发展成为本地区各国的主要国家目标。各国纷纷构筑伙伴关系，力图在世界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平等合作，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但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积极追求全球战略优势，日本积极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发展战略，韩国满怀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的抱负，中国，俄罗斯以为国家发展为重，处于守势。对于朝鲜来说，一方面推进其既定国家战略，一方面国家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冷战后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从半岛层次看，依然体现为矛盾状态，共存共荣成为时代潮流，但实现和平统一任重道远。从东北亚大国关系来看，和平发展达成共识，但尚未走出冷战阴影，新的稳定并未形成。冷战结束，朝鲜半岛最突出的政治变化表现为半岛原有的战略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安全机制尚未建立。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实力，试图迫使朝鲜改旗易帜；韩国凭借巨大的对朝经济优势开始积极准备“吞并统一”；俄罗斯实力锐减，不仅放弃了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战略，而且全面奉行对西方一边倒，在朝鲜半岛就表现为“对韩一边倒”；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思想迅速膨胀；中国与韩国建交，曾经遭到朝鲜强烈反对的“交叉承认”正在成为现实，朝鲜与美国、日本乃至韩国的关系却无从改善。这一切都使朝鲜危机感愈加强烈。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的迅速瓦解，连年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使朝鲜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所以，现在的东北亚战略格局依然处于震荡发展期，对于地区各国来说，这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危机潜伏期。而对于朝鲜来说，这种危机，由于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威胁，不是“潜伏”，而是现实。
朝鲜建国以来所遵循的基本国策被规定为：“朝鲜劳动党当前目标是在半岛北半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在整个半岛范围内完成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任务；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社会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就是实现独立自主和半岛统一。这两大战略目标既是朝鲜的生存所必要，也是朝鲜发展所必需，构成了朝鲜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围绕此战略目标，朝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朝鲜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与此相伴随，朝鲜对外政策呈现出自主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忽视朝鲜对外政策中的自主性，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这一点可以在朝苏关系中得到体现。虽然冷战年代朝鲜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合作广泛，存在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与苏东模式早有距离。长期以来，朝鲜劳动党在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指导下坚持走“我们自己式”发展道路。尽管朝苏之间结为比较紧密的同盟关系，但朝苏之间的分歧也是显而意见的。
二、朝鲜对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战略追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朝鲜历史性的追求。需要重点考察该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先军政治缘何在朝鲜“有着悠久的牢固历史根基。” 先军政治的思想渊源是从朝鲜革命的开创期就开始的。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在抗日战争中，在缔造现代朝鲜的历史过程中，首先建立的是反日人民游击队（后称朝鲜人民革命军），而后依靠军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缔造了先军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朝鲜人民革命军是我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是政治向导，是民族利益的武力担保者的军队，党，政权。”朝鲜人民革命军开展积极的政治军事活动，并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以后朝鲜劳动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5日朝鲜光复后，金日成又领导人民先后完成建立朝鲜劳动党，建立人民军，和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大历史任务。因此，“金日成主席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先建军，然后依靠军队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的以军事为重的革命领导历史”。
历史上沦为殖民地的耻辱记忆和无能为力的历史激发了朝鲜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无疑为先军政治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心理支持。西方认为所谓“先军政治”不过是金正日独*政权欺骗民众的手段，无非是劳动党维护统治的工具，但这种看法排除了对朝鲜历史的理解，也不能反映出朝鲜民族主义情感在朝鲜政治中的作用。要想理解今天的朝鲜政治，就必须研究朝鲜的历史，研究朝鲜的民族主义。单一的同种族社会，共同的血统，共同的种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使朝鲜人有一种很强的群体意识；狭小的生存环境、众多的人口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外来的侵略使朝鲜人有一种很强危机意识。这种群体与危机意识，极易形成以我为中心而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感情。现代朝鲜民族主义思想是在朝鲜日渐沦落为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殖民地，国家破亡时迸发的，这就使朝鲜的民族主义与反抗外来侵略，求得国家自主和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朝鲜试图利用这段痛苦而耻辱的历史在民众中达成深层次的一致：捍卫朝鲜式社会主义意味着摆脱殖民地奴隶命运和捍卫民族尊严。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其主体思想意识形态逻辑的必然要求。金日成、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作为制订朝鲜内外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从朝鲜革命者的角度，根据朝鲜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和指导思想，来认识世界和朝鲜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朝鲜对外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朝鲜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历史的进程表明，当朝鲜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朝鲜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三股力量的存在。同时，朝鲜在推行自主性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又从国际形势得出进一步的判断：“朝鲜战争的经验表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不像机会主义者多主张的那样已经改变，恰恰相反，其恶劣的侵略本性正在变本加厉；经验还证实，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绝对不是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得来的，而是只有通过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得到争取并得到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对外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朝鲜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2月金正日被推举为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接班人。从此，金正日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朝鲜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也为朝鲜内外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朝鲜对国际环境的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其领导人根据革命理论和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结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
从现实需要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其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根本保证。打开朝美关系对于朝鲜至关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对朝敌视政策，那么核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反其道而思之，如果核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奉行对朝敌视政策，打开对美关系大门，似乎更有依据。不过，对美是“超级强硬”还是“和谈”，不是朝鲜单方面所决定的。因为“美国已经把南朝鲜变成了核火药桶”，而“美国在会谈的背后，仍然疯狂地推行对朝军事扼杀政策。”所以，现实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要求朝鲜拥有强大的“战争核遏制力”。从朝鲜进行核试验后返回六方会谈的动态来看，朝鲜的要求“并没有超越朝鲜以往的要价。”这些要求包括美国停止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提供轻水反应堆让朝鲜获得核能、有关各方提供能源援助、美国取消对朝金融制裁、推动朝鲜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等等。在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金桂冠在发言中表示，朝鲜将原则上同意放弃核武器以交换朝鲜想要得到的现实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
从未来发展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其为实现着眼于未来的国家宏伟目标的战略依托。度过最困难时期后，金正日一方面继续高举先军旗帜，一方面实施更为深远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思想坚定、枪杆子有力、科学技术发达”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同时，进一步推动了统一战略。实现统一，朝鲜坚持主张首先实现美国从韩国撤军，把美国这一最大威胁排除在统一进程之外。“我们民族渴望统一，但是战争的阴云还笼罩在我们民族的头顶上，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对朝政策，不惜将核战争转嫁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开展大规模斗争，迫使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这样才能彻底消除战争的祸根”。这种态度甚至博得了韩国民众的赞成与同情。有日本学者就这样分析韩国对朝态度：“也有很多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不会扔到同胞头上。朝鲜最希望的是由自己来统一朝鲜半岛，对韩国使用核武器显然与此目标相违背。再说，朝鲜只用炮击或常规武器就足以威胁韩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追加核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韩国，与‘朝核’共存的想法有可能增加。其中，也许会有‘带核统一’的想法产生。”
三、朝美关系与朝美战略利益对立。
冷战时代，东北亚地区“北三角”与“南三角”的战略平衡不再，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各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朝鲜周边环境持续恶化，加之由于国民经济极度困难，朝鲜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本来朝美关系在克林顿时代已经缓和，但“9?11”事件后，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布什政府称朝鲜为“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无赖国家”，声称要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并且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来解除朝鲜武装，更迭朝鲜政权。2002年7月2日，美国借口朝鲜没有回复7月10日的会面日期，以及6月29日的北南海军交火事件，取消了原计划的一代表团对朝鲜的访问。同年8月29日，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一次讲话中批评朝鲜的导弹、核和生物武器计划。布什总统还在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后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并于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详细阐述了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打击的合法性，以及如何被用来“对流氓国家及其委托人在它们能够对美国实施威胁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时予以制止。” 2002年9月，白宫一名官员透露了第17号总统令，该行政命令把朝鲜列在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之列。布什政府还于2002年12月11日公布《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战国家战略》，系统阐述了美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方法，明确指出，美国保留在本土、军队和盟国遭受核生化武器袭击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报复的权利。美国抛开国际社会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使朝鲜感受到这种威胁是实质性而非象征性的。朝核危机发生后，布什政府对朝核政策在保持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做了策略性调整，但保守派主张的“鹰派接触”对朝战略意图仍没有改变，从而给朝核问题危机和平解决的前景带来较大的变数。美国在肯定希望向朝鲜提供经济和其它援助意愿的同时警告，只要朝鲜拒绝放弃核武器计划，一切援助都不可能。潜在的经济政治利益最现实的军事威胁面前，在悬殊的力量对比和严峻的现实威胁下，朝鲜的不安全感越加强烈，越加加深了对周边环境的悲观判断。“一言蔽之，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是没有枪声的朝美战争。”基于这种国际政治环境判断和对于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东北亚国际局势的细小变化都会牵动朝鲜敏感的神经。
四、结论
在此强调朝鲜国家战略，一是强调一定的对外政策是以一定的对内政策为依据的，朝鲜的核战略和强硬外交是其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二是强调朝鲜内外政策具有的自主性与稳定性特点，如果没有内部的重大政治变动，朝鲜外交的基本立场、基本特点、基本目标是不会轻易因一时一事而改变的。这就不能排除朝鲜“解决”朝鲜核问题，也不能希望其他所谓对朝鲜有影响力的国家单纯对朝改变政策就能迫使朝鲜就范。
同时，朝鲜战术说的解释多在于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认为朝鲜在经济困难之际谋求实际经济利益，主要是援助；谋求改善国际环境尤其是朝美关系；谋求国内政治稳定，提高政治权威。这些因素可以左右一时，但并不令人满意。在朝鲜经济最严峻的1997 年也没有主动向韩国提出过经济援助的要求；朝鲜与美国签定日内瓦协定后已经构筑了朝美关系正常化的法律文件基础，勾勒出其美好前景；朝鲜在金日成主席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新领导层所面临的内外压力比现在无疑更为严峻。实际上，进入21世纪，朝鲜核武装的选择，排除其他因素，无疑是以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为基础的。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朝鲜遏制住了自1990年开始的连续9年负增长，并使之趋向好转。1998～2000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规模虽然远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实际预算收入逐年增长，可以说摆脱了最困难的时期。对朝鲜对外战略的研究需要克服片面性，从朝鲜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角度，从东北亚和朝鲜半岛两个战略环境层次加以综合把握，加以研究和认识。
从回顾历史、面对现实与构想未来三个角度看，从东北亚战略力量对比和朝鲜半岛战略力量对比两个层面来认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朝鲜核武之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也不是朝鲜适应内政外交的权宜计策或非理性选择，而是冷战后，东北亚战略力量对比和朝鲜半岛战略力量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朝鲜生存发展战略与美国亚太战略对立的产物。“外交不是一条单纯的直线，现在最需要的是综合性外交。”解决朝鲜核问题，需要当事国和相关方拿出诚意，拿出智慧，正确决策，不仅是双边和解的实现，也需要综合方案的出笼与推进，以实现现实的和平。
但越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候，“关于朝鲜的各种传闻就层出不穷，它们往往充满偏见，有的带有明显恶意，传来传去的结果是朝鲜和外部的隔阂与不信任越来越深。”“对朝鲜的竞猜活动不仅韩国的朝鲜专家很热衷，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学者也没闲着。”：韩国《朝鲜日报》26日援引日本专家编写的12月的一期《美国东方经济学家》的报告说：10月25日在白宫举行了一个“自由交换意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些“大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格林、美国企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艾伯斯塔德以及东亚问题专家等。会上竟然讨论了“明年下半年朝鲜军部发动推翻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消息曝光后，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也立即表示这种说法“过于离奇”，完全是不可信的。“日本公安调查厅在最近发表的《2007国内外局势回想与展望》中，对朝鲜局势做了‘重点分析’。其报告认为，影响朝鲜现有体制稳定的因素在逐渐增加，政权的权威正在下降，军部对重要政策的影响正在增强，今后有必要格外关注朝鲜政权的动向。”这些言论和现实出入甚大，对未来毫无益处，只能恶化事态，制造隔离。同时，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还经常利用纪念日这样的迹象来作所谓“逻辑推演”，对朝鲜了解甚为浅薄的时候就妄下主张，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对朝政策的无奈，而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传言能最终影响朝鲜政局，也反映了西方对朝轻视的根深蒂固，不愿意以平等身份与朝鲜实现和解。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冷静的判断，坚持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立场。这是六方会谈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