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日皇2006年元旦致辞

动感地带

正当日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刺伤了与战前日军势力直接接触的韩国人与中国人的心灵时，日皇在2006年元旦致辞中首次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今天的繁荣是建立在国内310万战死者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外海死难者的牺牲上的。日本侵略造成的海外死难者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数是日本国内战争死难者的十倍以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与这场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日本今天的繁荣是建立在敌我双方的战争死难者的牺牲上的认识表达了近代人类文明一体的观念，包含了世界法的含义。我1986-88年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学研究科跟齐藤孝先生读硕士课程时，当今皇太子与弟妹三人，都在学习院大学读书，有一次一位政治学部的朝鲜裔女生朴小姐邀请我参加皇太子弟参加的俱乐部，后来我还是没有去参加。刚来日本，学业在身，没有心情是主要原因，但是现在想来，跟日本皇族交往，对我来说，还是有内在的抵抗的。当时，日本社会对皇太子的评价很高，皇太子在英国留学，欣赏英国王家比较自由的氛围与教育，皇太子弟因此有些自卑。\r<br>
<br>我的内在抵抗是什麽呢？现在想来，可能还是作为中国人内心留下的战争的阴影吧。这个阴影是个心结，隐隐中左右了我的行为。1985年初，我一到日本，保证人陪我去参观国会，参观国会要议员介绍的，当时就是请还是议员的小泉纯一郎介绍的，在小泉的议员办公室，小泉先生很有兴致地注视我，还送了我一枚铜质的中日友好纪念章。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当上首相的小泉议员对中国人是颇为友善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态度的转变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一夜之间，连邮局的职员对中国人也带着嫌疑的眼光了。从那以后，中国走上国家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日本经历了十五年的泡沫经济，一味回避自己对中国的战争责任。\r<br>
<br>齐藤先生是日本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东京大学的秀才，在德国拿的学位，研究战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国际关系史家。学习院大学能容得下他，也说明在日本，文化大于意识形态。当时，曾经是学生领袖的香山健一先生也在学习院政治学部开设未来学的课程，出席香山先生的课也是我难忘的经历之一，我在介绍公文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他，当时他几乎每周都去北京见胡启立，他们俩是年轻时国际革命的同志，香山先生每次从北京回来就在课上，跟我们讲他的感受以及对改革的看法，我88年3月离开学习院以前，在香山先生的课上，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对北京政治改革的失望。1992年春，我去学习院看他，他送给我二本书，一本是他在这年由PHP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当历史转换的时候——二十世纪的教训》，一本也是这年由高木书房出版的《日本的将来——选择的模拟》。香山先生在二本书的扉页上都为我写了赠言。1998年我再去日本时就听说他脑血栓去世了，还不到退休的年龄。他与他日本同道对东亚互动改革的构想在这二本书里都有所表述，可惜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还在胚胎中的东亚互动改革的胎儿在出生的时候就不顺利，小泉政治的右倾化与80年代中后期东亚互动改革的难产是有关的。所以，要把80年代中后期东亚互动改革的早产儿抚育成人，中国就要回到胡耀邦时代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课题上，才能把倒向美国，右倾化的日本国民的民心拉回来。\r<br>
<br>战后的学习院大学已经转变成了市民大学，但是还保留了接纳皇族以及战前的贵族子弟受教育的传统，我姑且把这种文化传统称为天皇文化吧。这是种怎样的文化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大学事务人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多用敬语或谦逊语，这种用语可以给人一种在温暖而高贵的家里的感觉。有点像贾宝玉在大观园姐妹中的感觉。我后来转到东大读博士课程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认为这种人为而又自然的氛围所制造出来的感觉很好，很想捕捉这种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我读了我的同年朋友，台湾哲学家林安梧所说的中国的天子文化，才想到日本天皇文化这个词的。要维持这种感觉是日本整个社会的暗默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宋恕所说的「士好学术，而官长贵族不傲」（章炳麟「对二宋」）的那种感觉。\r<br>
<br>现在，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就是政治伦理，是儒家的终极价值。宋恕1903年访日时看到日本到处大树参天、市民夜不闭户，同年10月22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有特别的胜利。这种特别的胜利，可能就在于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生命。辛亥革命是把这样的天皇文化作为目的的和平革命，到了陈独秀，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民族国家成了目的，从日本引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近代国家观念、报刊以及新语法，于是日本达成富强的手段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日本富强背后的天皇文化却没有人问津了。\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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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地带

儒家的礼教是要有个投射的中心点的，在中国，这个中心点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世俗皇权，于是儒家的终极价值就蜕变成了维持世俗皇权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内在生命被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而在日本，所谓的上流社会，他们自觉地来维护天皇这样一个虚拟的政治权威，德川幕府知道，他们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幕府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武力，而是来自天皇，他只有尊奉天皇的虚拟权威，才能获得统治二百六十多个藩国的政治合法性，因为藩主与德川将军都信奉天皇为日本在形式上统一的象征性存在，任何一个藩王都不敢取天皇而代之。他们中的任何人都知道谁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并附诸行动，日本就会回到战国，他们现在藩国的政治基础就会随之丧失。平安朝的王朝文化已经在对唐文化的暴力性进行文化上的脱暴化，德川幕府所选择的政治演进形式是对秦制的制度超越，保留了中国文明中儒教政治伦理的遗传信息。朱舜水传达给日本的信息是维护王道文化本身就是对满清武力征服中国的抵抗。日本人觉得他们的政治文化是吸取了中国治乱循环的教训而上遂的。宋恕说过，明治天皇王政复古起于草莽，他把明治维新看作东亚政治伦理演进的整体性事件，在明治文化中发现了走出《红楼梦》政治权威与社会伦理两难困境的突破口。\r<br>
<br>林安梧说的「道的倒置」、徐友渔说的「政治文化」、盛邦和说的「工业伦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说同一个东西：政治伦理的更新。杨振宁2005年9月27日在北京做的题为「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讲演中，指出：「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极的科技大国」，他的理由是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经济支持中国已经或即将具备。笔者认为，这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成功更新二千年来的政治伦理，克服权大于法的困结。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如果说日本是缩小型文化，中国则可以说是扩大型文化。因而我相信，若一旦打开日本的缩小型文化，可不难了解中国文化的原型。」他通过日本人「缩小意识」的六种类型来说明日本人科技意识的由来。按照这一文化变迁史观，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成为科技大国势必要经过一条「缩小化」的创新通道。这意味要转变我们现行的宪法观念。\r<br>
<br>具体说来，要如何去做呢？我二十年前在大学时代的日语老师西岛邦彦先生，退休以后来到杭州的一所私立大学任日语教师，他有日本汉诗诗吟的资格证书，这是一种用日语的音律吟诵汉诗的方法。在大学的一个文艺晚会上，西岛先生穿着日本传统的服装表演他的诗吟时说，我现在用日本的方式来吟诵汉诗，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表演能了解日本人是怎样来对待中国文化的。我想，这可能是京都宫廷里流传出来的吟诗艺术，这种艺术在中国已经失传，但是在日本通过与日本语音的结合保留下来了。日本明治时期的语言学家大矢通认为日语语音保留了周代的古音，沈才彬认为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同源异体，这些都说明日本文化是汉文明的一个发展形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用武力向台湾、朝鲜、满洲强制他们的「先进文化」，这种单向主义的强制方法反而阻碍了东亚大陆对日本文化的亲近与体认。一百年来，中国人用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西方人组织近代国家的方式捍卫了文明的独立，现在我们直面的是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武力进行文明的现代统合，这样，胡Jintao的新三民主义才会赓续辛亥革命的指导理念。如果我们可以超越战争留下的心理阴影，从日本文化的内在角度来重新体认中国文化的原型，从而打开被意识形态掩盖了的我们文化生命的困结，我们就有可能穿越过更新政治伦理的隧道。\r<br>
<br>我们把视野从中国缩小到自身以及我们生活的省份市县，这是一个把权原收回到我们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对战争责任的自觉，把政治伦理——法原向世界开示。这样，东亚文明内部权原与法原就会产生互动对话，而不是彼此各说各的，互不相让。那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将要攀登的高峰已经不是中国文明世界秩序的现代顶峰，而是体现了全球化和平伦理进程的世界法的平台。天皇制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愿望曾经成为日本侵略的祸因，但是如今天皇出来承担战争责任，天皇制从中国皇帝制演化而出，经过西方主权观念的洗礼，不仅代表了日本国家主权的国际良心，也具备了国际主权的性格，为人类克服暴力，争取和平，打造世界国家带来了可行性希望。\r<br>
<br>2006年1月6日改定\r<br>
<br>世纪中国 杨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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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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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