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国际关系学科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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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开班。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宇燕与参加学习班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围绕"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这之后,在北京举行了对世界政治格局有重要意义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在这一国际事件中扮演了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斡旋角色，开始从对应性外交走向积极性外交。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秦亚青在学习班上谈了自己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从"两极"向"多极"转化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标志是"一超多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第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建立"冷战"后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真正做一个负责的大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应该采取接受、参与、改进的方式，对于国际上有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制度应该接受和遵守，不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应该积极地进行改进和改良，但参与制定规则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中国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表现出大国的气度，尤其应该认真积极地推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并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安全软环境和软实力，以实际行动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寻求和平的国家。秦亚青回顾说："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与我们进行了讨论，他们对国际情况都很熟悉，见解十分深刻。领导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抓住机遇和平发展，更多地为中国老百姓创造实惠和好处，这种情怀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显学里的隐学     

     国际关系学在当今中国无疑是一门"显学"，因其成名者不乏其人，但研究领域以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为主的人却并不多，而秦亚青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个"显学"背后的"隐学"之中。   

     1994年，刚刚从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的秦亚青，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国际关系理论全面而深刻的把握，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缺少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当时还不能算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尚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当时所发表的论文涉及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寥寥无几，国外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虽然这话比较伤人，但也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前实证阶段，不但原创性理论没有，就是对世界上已经产生的理论也缺乏完整的了解。"为突破这两大学科的发展阻碍，雄心勃勃的秦亚青决心先把国际上已经成型的理论和方法论介绍过来。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始了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进行理论及方法论铺垫的十年历程。

     1995年和1996年，秦亚青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如《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比较规范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如《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一位在读的国际关系学博士看到秦亚青的论文，顿觉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不知研读了多少遍，甚至还发现了秦亚青文中某个数据小数点后两位的错误。为了满足读者对用统计学模式研究国际关系学的需要，当1999年秦亚青出版其博士毕业论文《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时，特意在书后列出了全部的数据选择模式，完整体现了一种国际通行的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一种标示性的东西来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数学方法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有着严格的学科界定和学科方法的。"秦亚青走的学术发展道路稳重而扎实。

     从那以后，秦亚青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以介绍、研究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和方法论为己任，接连发表了一批高屋建瓴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流派和思想。《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等文章，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多边主义等等大的国际关系学流派做了全面的衡量。《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的三种体系理论》、《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等，又阐述了理论全局、流派要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撰写论文的同时，秦亚青还组织和从事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著作的翻译工作。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亚青责无旁贷地担当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国际关系理论系列丛书的编委，在负责选题，组织翻译的同时，还亲自翻译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二十年危机》等多部国际关系名著。著名业内同行曾这样评价秦亚青的翻译：翻译实非易事，翻好更不容易，尤其是难度极大的理论著述。秦亚青的翻译作品是高水平的，是值得信赖的。秦亚青非常敬佩的翻译家是严复，办公室里摆着严复的塑像，他希望通过翻译搭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秦亚青和朋友们的成绩是非凡的。如果说在1964年中国仅有三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专业，中国国际关系界的学派意识还非常淡漠的话，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的国际关系专业在理论和方法上至少已经理清了外国的主要学派，与国际著名学者在学理层面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已经做到了能同步知道世界同行理论的水平。2000年，几乎在美国发行原版的同时，国内也出版了秦亚青根据作者手稿直接翻译过来的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此外，由秦亚青翻译的温特的《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等重要的国际关系论文也都是"前沿同步翻译"的结果。

     2003年，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秦亚青与世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布赞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这两次对话，不但是中外学者在国际关系科学领域的首次正面交锋，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家自己的形象，从而引起了世界媒体的极大关注。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属于非常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在对话中提出，中国发展的迅速程度和经济总量的庞大必然会最终导致和主导国家美国的全面对抗和暴力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秦亚青则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历程和中国当前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等方面论证说，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中国不会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对米尔斯海默的"大国上升必须要经过暴力阶段"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与米尔斯海默的角度不同，布赞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大的发展变革时期，现在之所以没有产生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流派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晚；而且西方的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占有话语权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尚没有把自己国家的个体发展经验上升为学理层次，而一旦克服了这三个问题，中国一定会产生公认的国际关系学程式或流派。

     面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现状，秦亚青和学界同仁决心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但他们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介绍的目的并不是要教给大家一种特定的方法，因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全部国际关系问题。相反，介绍只是要引入一种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引来一种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风气，学术毕竟得靠证据说话而不能靠自圆其说行事。作为一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用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标示了一段学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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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师是启蒙的好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