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左”的指导思想与对苏政策的演变

影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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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 （进入专栏）   

    作者题记 此文系笔者1979年7、8月间所写《“左”倾路线与对苏政策》的第三部分，其侧重点是在分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反思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二十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在对苏政策方面愈益严重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的正确对策。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影响国内政策，也影响到了对外政策。就中苏关系在此期间的日益恶化而言，苏联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也与我们“左”的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的中苏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友好、隔膜、争吵、对抗四个阶段。
    从建国到1956年，是中苏关系的友好阶段。这期间，苏联作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我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将中苏共管的长春铁路和苏联从日本手中获得的东北一些企业与财产，无偿交还我国的协定。此外，还给了我国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援助。正如我们党1856年召开的八大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
    自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开始，中苏关系逐渐产生了分歧和隔阂。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一方面，我们在公开场合对苏共二十大作了较高评价，说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又在内部会谈中就批判斯大林、“和平过渡”等问题向苏方提出了不同意见。对于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苏共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超阶段”、是“平均共产主义”，还不止一次地赞扬庐山会议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彭德怀等人“有足够的勇气”，是他们的“好朋友”。此外，对于国际形势、反帝斗争以及国际共运等重大问题，中苏双方的观点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同意见。这个阶段，中苏双方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友好的”“兄弟般的友谊”，实际上已经各怀成见了。
    1960年4月，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一系列观点。同年6月，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中，赫鲁晓夫组织了对**代表团的围攻。紧接着，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的思想观点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撤专家，毁合同，甚至发生了边境纠纷。这样一来，内部隔阂公开化了，原来的面和心不合变成了破口争吵、动手动脚，一直发展到后来的公开论战和外交冲突。尽管如此，在1965初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还表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要“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
    1966年，我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我们不仅在报刊宣传上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一切全盘予以否定，认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而且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一片“DADAO美帝、DADAO苏修、DADAO各国反动派”的标语和口号。特别是，就像当时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得比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危险一样，国际共运内部的路线斗争也被当成了比反帝、反殖斗争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被当成了比“美帝国主义”更为凶恶的敌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迅速发展到了军事对抗的地步。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苏边境两边都是陈兵百万，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我国对美国的政策作了调整，在“乒乓外交”的基础上于1972年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实践证明，我国对美政策的调整是正确的，但对苏政策却在“左”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从主要方面来看——
    九大明确地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说它和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要威胁”，十大、十一大则更强调说，“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它的侵略扩张面目进一步暴露”。
    九大说，“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十大说，“美苏两霸”“想吞掉中国”，“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十一大则只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不断掀起反华浪潮”，“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九大发出的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十大也说，全世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十一大则强调：全世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将原来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改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苏联成了我们的头号敌人。
    面对从党的九大、十大到十一大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无怪乎在国内外不少人眼里，造成了中美“联盟”或中美结成“轴心”共同对抗苏联的印象。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争论基本上被国家关系的严重恶化窒息和夭折了。现在，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已经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中苏两党原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重大分歧，比如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评价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问题、对美国的策略问题等等，也逐步找到了一致性和共同点。然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缩小乃至消逝了，而由此导致的国家关系的对立和对抗却加剧了，中苏双方几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综观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二十年间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人们看到的实在是一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在仍然在执行的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主要敌人的政策，萌生于1957年以后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形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的泛滥中。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了中苏两国的全面对抗，带来了国际共运的彻底***，影响了反帝反殖斗争的深入推进。尽管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苏共领导的“老子党”心态及其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政策难逃其咎，但我们在“左”的对苏政策的歧途上越走越远，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越来越将苏联作为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头号敌人，无疑也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左”的指导思想还表现在我们对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上。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曾经指出：“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平，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终将取得胜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还说：“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的肆虐，随着我国对苏政策的愈益“左”转以及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愈益激烈，我们对国际环境的估价与以前越来越不同了。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看来，“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因素明显增长”，“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似乎世界大战犹如丝丝作响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与危险。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国内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推向了极端一样，这十几年以来，我们也将世界大战危险性的估价推向了极端，并相应地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的基本国策。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既需要国内的安定，也需要国际的和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国内政策上已经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已经将实现国内的安定团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重新恢复和执行党的八大提出的和平外交方针，根本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在国际形势判断、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上造成的严重错误，积极谋求国际局势缓和，谋求与周边的邻国和睦相处，特别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我们北临苏联威胁，南遭越南侵犯，怎么能够一心一意搞建设呢？国际友人怎么能够无忧无虑地同我们搞经济合作呢？
    美国一个战略研究权威说，任何国家实现其目标的能力，都不仅要以其国家意志和军事力量为基础，而且要以其经济的力量、平衡和灵活性为基础。这话无疑是对的，列宁就肯定过“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作用。按照这个原则，我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有赖于我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巧妙地利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采取必要的包括暂时或局部妥协与退让的灵活性策略。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比较薄弱，对“平衡和灵活性”更应该重视一些。过去二十年间，受“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对苏政策方面，过分强调一个“斗”字，把一切必要的妥协与退让统统斥之为“投降”，吃的苦头、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的了。这种貌似非常“革命”、实则危害严重的做法，实在是应该尽快予以纠正。
    最近，苏联政府接受了我国政府关于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朝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出了主动、积极的一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在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客观条件，较之1971年同美国搞“乒乓外交”时有利得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着力清除“左”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影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剔除对苏政策中浓重的“左”的杂质，分清是非，辨明利弊，尽快将我国的对苏政策建立到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些工作决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好的，修复已经彻底破裂了的中苏关系须有一个较长的艰难过程，还要看苏联方面有无诚意。但是，在这方面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贻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践进程，今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道理很清楚，对抗持续一年，积怨愈深一层，冻久冰厚，愈难消融，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对子孙后代也不利。再说，仅就澄清“左”的指导思想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对苏政策方面的影响而言，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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