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 ：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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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吉胜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

摘 　要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 ，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 ，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 ，能够建构意义 ，产生话语 ，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 ，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 ，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语言 意义 建构

20世纪 80年代末是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 ，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受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从 70年代开始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直占有主导优势 ，它们更倾向于使用自然科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因果验证。80年代以来 ，随着冷战的解体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主流理论的解释性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以往研究所忽略的身份、文化、规范、制度等观念因素 ，以一种反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语言也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野。对语言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后实证主义 ，多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它们以语言为切入点 ，揭示出以往国际关系研究所忽略的诸多内容。对国际关系而言 ，语言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能够建构意义、话语 ，建构社会语言结构 ，影响行为体的行为。本文拟就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 ，从而使我们较全面地把握这一理论范畴 ，加深对国际关系中语言的认识。

一、语言、意义与政治

在国际关系领域 ，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语言 ，是由于语言、意义与政治关系密切。人类几乎所有的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都涉及语言。就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而言 ，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 ，在一个社会环境中 ，人通过语言赋予事物或行为以意义。人们可以利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塑造特定的意义并使之社会化。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也决定了它们和政治的密切联系 ，对国际关系而言 ，这更是如此。

(一 ) 意义与政治

政治与意义紧密相连 ，政治过程是一个创造意义、维持意义和改变意义的过程。哪种意义能够最后被接受将直接影响合法性 ，决定统治的成败。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要有驾驭意义的能力。正如彼得 ·赛德尔伯格 ( Peter C. Sederberg)所说 ，政治是在某个群体中建立、改变、保持、放弃某种共有意义的过程。[1]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定义来建构意义。成功的定义或解释可以在某个群体内建立并保持一种共有意义 ，使之更好地为政治行为服务。例如“9·11”之后 ，布什总统将袭击定义为“袭击美国的战争行为 ”， [2]建立了一种战争的意义语境 ，使美国后来同样可以通过战争行为来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很多领导人经常使用比喻来建立意义 ，用形象生动、简洁易懂的语言帮助人们了解原本不熟悉的事物的意义 ，比喻的选择实际起到了引导意义的作用。与此类似 ，类比也可以用来建构意义。不同的类比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 ，例如 ，美国政府很不愿意把伊拉克战争类比为越战 ，因为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困境。对一个政治社会来说 ，意义并不是稳定不变的 ，而是会随着特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这一过程会受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 ，在解放前的中国 ，拥有土地而成为地主 ，是富裕的象征；而在 20世纪 50年代却相反 ，拥有土地则变为可耻之事 ，是一种不良身份的象征。

意义的建立过程也是利用各种资源的过程。人们可根据自己的资源和需要来建构世界 ，如产生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政治资源、控制经济生产过程输入和输出的经济资源、直接产生权力的地位资源、收集和控制信息的信息资源、威胁别人或其财产的强迫性资源和组织资源等 ， [3]行为体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建构意义。不同的资源在意义的建立过程中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意义的建立、维持和改变过程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政治家们应该具有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在社会上建立特定意义的能力。在政治上是否能成功也和驾驭资源的能力有关。

意义的产生过程也是一个竞争过程。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意义 ，它是竞争对手们相互斗争以把自己的意义强加给对方的过程 ，是强者实现利益的工具。[4] 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了建立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义就需要与其他意义进行竞争。当人们普遍接受某种意义时 ，意义会相对稳定。当意义共识出现分歧时 ，对意义的竞争开始加剧 ，这时就可能建立新的意义。共有意义的建立除了使用强制、贿赂、限制和行动指令外 ，还可以通过频繁地使用一些相关的语言对其强化。何种意义能够被接受还受一个文化**有意义体系的制约 ，能否巧妙地利用这种共有意义体系是行为体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布什在动员美国接受对伊拉克动武时 ，主要是利用美国文化中最推崇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宗教精神、二战中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胜利等来获得支持。

(二 ) 语言与政治

西方哲学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发生语言转向后 ，随着语言哲学的诞生 ，人们加强了对语言与意义的关注 ，意识到语言具有行事性和社会性 ，能够建构意义。语言被提升到本体地位。政治和意义的关系也决定了语言和政治间存在不可割舍的联系。

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使其成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完全忽略语言。行为体可以根据交流意图利用语言来建构社会现实。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言语行为来表述世界 ，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条理、有序。[5] 正如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 ，语言不仅反映现实 ，更重要的是 ，其本身是一种实践 ，能把所说的内容变为一种社会存在。[6] 任何社会意义只有行为体针对其进行交流才存在 ，语言是“现实 ”的源泉。[7] 国际关系属于社会科学 ，从本体论角度看 ，语言是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本身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研究国际关系时不能完全忽略语言。从认识论角度讲 ，我们可以通过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来加深对国际关系进程的理解和认识。

语言是政治家们建立统治、发挥其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提及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时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人类通过习得和使用语言来达到政治目的。[8] 语言具有象征力 ，能够创造和定义新事物 ，创造意义。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使语言本身表达一种权力。在很多时候它会产生政治经常涉及的规范、权利、责任、义务、特权、惩罚、许可关系等。[9] 语言还可以建构和诋毁荣誉 ，肯定和否定行为的结果。[10]在国际关系中 ，每个利用言语交流的国家都是参与建构国际关系“现实 ”的施动者。政治家们可以巧妙架构语言来定义规则、建构身份和利益 ，可以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来改变“现实 ”。布什政府在为伊拉克战争进行动员时所使用的语言 ，其重点在于建构萨达姆对美国安全威胁的身份 ，实际上是围绕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一场语言游戏。可见 ，如果行为体能够创造一种新的语言 ，他实际上也创建了一种新的规则 ，为实施新的统治创造了条件。

语言是政治家们使统治合法化的一种途径。政治统治总是处于一个文化和制度化的环境中。政治上的成功经常涉及合法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政治也是关于合法性的竞争。为了建立、维护和加强合法性 ，政治家们需要经常使用一些言辞技巧来建立支撑自己合法性的意义体系 ，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政治支持 ，引导政治合作。[11] 相关的主要策略包括谨慎地操纵媒体、巧妙框定话语内容、战略性地选择词汇等来引导人们对政治事件和行动的感知和理解 ，如美国对“邪恶轴心 ”、“无赖国家 ”等的命名。实际上 ，国际关系中的很多活动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近年来 ，各国间的各种对话不断增多、交往日益密切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外交辞令 ”，其实这正表明了语言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毫无疑问 ，巧妙地运用语言会为行为体的政治行为提供助力 ，反之亦然。

二、国际关系理论语言研究的思想渊源

虽然国际关系不能完全忽略语言 ，长期以来 ，语言一直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之外。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在国际关系学界出现语言转向后 ，语言才开始真正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界。时至今日 ，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研究经历了约 20年的历程 ，相关的研究涉及了语言的多个方面。实际上 ，该领域理论的发展借鉴了很多其他学科的思想 ，其中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想。

(一 ) 结构主义语言学

语言对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于语言能够建构意义。在语言学领域 ，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 ，人类经历了从意义的客观性到意义的构成性与主体间性认识的思考和变革 ，最有影响的当属费迪南 ·德 ·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意义的任意性方面。关于意义与语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镜式语言观：语言是反映自然实在的一面镜子 ，意义和自然实在之间是对应和映现的关系。该理念后来由奥里利厄斯 ·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约翰 ·洛克 (John Locke)等人继续发展。索绪尔在 20世纪对此提出了挑战 ，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观 ，提出了意义的任意性原则 ，指出语言是一种由形式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语言体系 ，即语言的结构。[12] 语言不是通过参照现实的模式来构词 ，而是根据自己内部自足的规则来构词。[13] 意义并不是由语言外部的力量而产生 ，而是产生于语言内容符号间的差异。例如“感性的 ”“理性的 ”、“依赖的 ”“独立的 ”、“简单的 ”“复杂的 ”，这些词汇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它们各自具体的意义。国际关系研究中比较关注语言的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也从语言的这种差异性和结构性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例如莱纳 ·汉森 (Lene Hansen)在其话语研究中就借鉴了很多相关内容 ，认为语言通过结构性、差异性、相关性来建构话语 ，话语同时与政策相互建构。[14]

索绪尔认为意义具有构成性特点。这也是后来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的主要思想。语言符号不仅表征了世界 ，还构成了人们所感知和认识的世界本身 ，具有一种本体意义。对于意义而言 ，语言符号起根本性的构成作用 ，即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语言构成的 ，人通过语言对对象世界进行符号化描述 ，得到一个并不等于自然世界和对象世界的感知世界。这种观点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建构主义的总体思想也恰好与此吻合。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为语言和意义理论的研究开启了巨大空间 ，引发了后来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潮。正是在索绪尔所拓展的现代语言学这样一个平台上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流派继续探讨语言和自然实在的关系。人们意识到意义并不是唯一、恒定的 ，而是在阐释中产生。以雅克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也受到该观点的影响 ，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固定的 ，它虽体现了作者要表达的意义 ，但当读者阅读时就可能出现意义缺失或意义添加 ，使意义发生变化。所以 ，意义是多元、变化的。继索绪尔之后 ，在欧美也形成了结构主义思潮。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国际体系在肯尼思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中也被描述为一种受制于国家间的物质能力分布情况的结构 ，这种结构直接影响国家行为。[15] 而涉及语言的研究 ，受让 ·弗朗西斯 ·利奥塔 ( Jean Francis Lyotard)的影响 ，贾尼丝 ·比埃利 ·马特恩 (Janice Bially Mattern)也认为 ，语言叙述会形成一种社会语言结构 ，同样会像物质结构那样影响行为体的行为。[16]

(二 ) 语言哲学

国际关系语言研究的另一个思想渊源是语言哲学 ，它不但使语言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语言和意义也成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语言哲学的很多观点实际上为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种哲学根基 ，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意义、语言、规则等的认识和对语境的关注。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使人们经历了从映像语言观到建构主义语言观的变化。在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阶段 ，语言只是人们认识世界、表达意识和描述世界的工具 ，维特根斯坦早期也强调语言能够向人们展示世界、呈现图像 ，这种图像论观点也影响了实证主义的发展。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提出了语言游戏论 ，指出语言的使用本身是一种行动 ，语言可以通过规则来建构社会现实。[17] 映像语言观由此被建构语言观所代替 ，语言从简单的工具地位被提升到本体地位。这种转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起点 ，他们包括约翰 ·奥斯丁 (John L. Austin) 、彼得 ·伯杰 ( Peter Berger) 、托马斯 ·卢克曼 ( Thomas Luckmann) 、约翰 ·瑟尔 ( John R. Searle) 、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于尔根 ·哈贝马斯 ( Jurgen Habermas) 、里查德 ·罗蒂 ( Richard Roty) 、利奥塔等。国际关系中涉及语言的建构主义也深受他们的影响。[18] 如在 1989年把“建构主义 ”首次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时 ，尼古拉斯 ·奥努弗 (Nicholas G. Onuf)就认为 ，维特根斯坦使语言的研究从认识论转入本体论 ，这使“建构主义 ”成为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可能。[19]

语言哲学使人们经历了从意义的客观、唯一性到意义主体间性和多样性的变化。首先 ，意义并不是客观、唯一的。由于语言形式多种多样 ，语言可以产生的意义也多种多样。人们如果想交流 ，就必须对意义达成一致。语言所产生的意义受两种因素制约：一是语境 ，一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习俗和相互认可。一旦某种意义被约定了它的表现形式 ，它还会外延出很多其他意义和规则 ，最后人们会下意识地接受和遵守这些规则。在意义的约定过程中 ，行为体具有主动性 ，可以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约定意义；其次 ，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 ，体现出主体间性。由此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认为它是什么样子和希望它是什么样子 ——就会影响这个世界。[20] 这种认识改变了意义是先验的观点 ，意义被认为是建构于人们的实践交往过程。语言哲学的另一个影响是对语言的语用功能和语境的关注。人类最根本的交往就是语言交际 ，由于语言的交际性才产生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交际中 ，人们可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使用语言 ，以言行事 ( illocutionary act) 。语言可以强化某个意义 ，也同样可以使之弱化 ，甚至使之彻底消失。维特根斯坦在其语言游戏论中强调 ，不能脱离具体使用环境来讨论词的意义 ，要在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来研究语言 ，关注语言的语用研究和语境分析 ，人们只有在多种多样的实际用法中才能把握语言的意义。[21] 可见 ，语境赋予行为体、物质和行动以特殊的意义 ，建构了一个意义框架 ，是理解语言的基础 ，任何意义都受所处的语境的制约 ，这样 ，语境对意义的作用被更加突显出来。从这个角度讲 ，营造什么样的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巧妙地利用语境更是如此。布什在动员伊拉克战争时就是巧妙地利用了“9 ·11”后的社会语境 ，使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蘑菇云等产生了新的意义。[22]

(三 ) 言语行为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语用学中 ，对国际关系理论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言语行为理论[23]，该理论把语言提到了行事层次。

言语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 ，言语行为通过影响言语对象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奥斯丁最先把言语行为理论发展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 ，强调说一句话就是做一件事 ，人们借助语言可以完成各种行为。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以言指事 ( 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 ( perlocutionary act) 。[24] 在实际运用语言的过程中 ，三种言语行为经常组合在同一个言语活动中 ，从不同方面反映同一个言语活动不同的言语行为特征。奥斯丁比较重视以言行事。根据言语者的不同意图 ，他又继续把以言行事分为五种：判言 ( verdictives) (判断 ) 、施言 ( exercitives) (施加影响和权力 ) 、托言 ( commissives) (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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