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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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编辑部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内容提要】2006年度,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原有的一些重大的深层缺陷并未得到明显改进。在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等方面,已粗具规模,为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仍存在研究力量地域分布失衡、部分期刊作者面较窄、国际学术交流“赤字”严重等问题。在研究进展方面,研究领域稳步拓展,多元化趋势明显,开始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学术大国应有的广度与气度。具体的成绩与问题则是:理论研究向多维度拓展并开始探索中国理论或学派的生成,但力度与深度均嫌不够;经验研究虽紧紧抓住了服务于中国外交这个核心,但缺点是诠释有余,反思不足。在学术创新与批评方面,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创新疲软、批评乏力,这正在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最大因素。为改变以上状况,必须在学科平台、科研体制、人才培养和研究议程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调整,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提供一个更加厚重的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2006;国际关系学;中国

近十余年来,国际关系学在中国进展迅速,也暴露出诸多弊端与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分析与批评,特别是指出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一些痼疾,并提出了诸多建议。[1]这些建议是否已经被学界所接受并实施? 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否有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 还有哪些“漏洞”仍待修补?出于这些考虑,本文拟对2006年度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进行较全面的调查与分析,并对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做一综述。[2]中国国际关系学涉及众多研究领域,其问题的广度与深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因此需要持久不断的反思与批评来推动。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综述以及更多学界同仁的参与,来延续已经兴起的学科反思,形成一股持续“发酵”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向健康、成熟的方向持续前行。

一　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

　　在本文中,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主要包括学科点分布、相关教学研究人员以及由这些人员组成的研究机构、学会及其主办的专业刊物等要素。正是这些要素的结合构成了学科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我们选取了几个要素,对2006年度国际关系学科的“土壤”情况进行了“取样”分析,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国际关系学科点的发展与分布

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个较新的学科,人们对这一学科的了解、认识与接受仍在不断增进之中。因此,分析其学科点在全国的地区分布、数量及其增长情况,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学科的发展速度与影响程度。通过相关的搜索与整理,我们对全国(不含台、港、澳地区,下同)范围内拥有国际关系学科点[3]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情况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其结果见表1。

表1　拥有国际关系学科点的高校、研究机构分布情况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
北京16广东、河南各4
上海8陕西、辽宁、吉林各3
江苏7天津、四川、云南
安徽、河北、甘肃各2
山东6福建、浙江、山西、新疆
广西、黑龙江、江西各1
湖北、湖南各5合计83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是通过许多网站查询统计后得到的不完全统计结果。

另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资料, 2006年新增的学位授权点(已纳入表1统计中)就有1个博士点、8个硕士点。[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对实际应用范围并不是很广、人才需求量并不是很大的国际关系学来说,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范围内拥有该学科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已达83个,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也是相当快的。这印证了近年来的一个印象,即国际关系学往往被认为是一门“热门学科”、一门“显学”。国际关系学科点迅速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急剧攀升,这虽然有利于为国际关系学科队伍、为中国外交事业领域培养更多人才,但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是:相关的师资力量、教研资源是否跟得上? 是否会因发展太快而出现人才培养“粗糙”、最终导致毕业生过多过滥的情况? 从这些方面考虑,学科点的增加应按照学科发展规律进行,把握好务实(根据实际需要设点) 、协调(师资力量的跟上) 、适度(招生规模应考虑社会实际需求)等原则,避免盲目性,才能为国际关系学的持久发展奠定一个健康基础。

在国际关系学科点的地区分布方面,北京占据了中心地位,其拥有本学科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数量占了全国的1 /5强,是排在第二位的上海的两倍。这种情况既与北京高校、研究机构的高度集中有关系,也与北京作为首都处于中国对外交往中心这一特殊地位分不开,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实践紧密相关这一现实。但这种学科重心过分向北京倾斜的状况也有诸多弊端,对加强不同地区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学术独立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主要教研机构

重要的教研机构在开展学术研究、培养人才、促进学科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国际关系专业刊物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必不可少的,不仅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研究进展,而且对国际关系教研机构的研究议程、研究旨趣和发展动向有很大的导向性。为了衡量哪些机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学术主力”,我们比较了2006年度各教研机构在中国较有影响的10种主要专业刊物[5]上的公开发文数量,以此作为一个观察指标(考虑到自身拥有刊物的各教研机构成员可能有更多的发文便利,因此本指标仅能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特别是需要结合表3中提到的各刊物开放性来综合考虑) 。通过对研究机构及其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统计(参见表2) ,我们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构成了五大主力,它们的发文数量与其他机构拉开了较大的距离。第二,发文数量排名前10名(共12家,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并列第3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南开大学并列第10名)的机构中,北京地区就占了8家,其中前3名全部在北京。这再次印证了表1中的“北京中心”这一事实。但是,上海亦占了3家,构成了学科体系中的“次中心”。特别是复旦大学在自身并无刊物纳入统计范围的情况下,其发文数量居第4名,表明其传统地位与实力现状。第三,除了京、沪两地之外,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也各具特色,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术主力”仍相对缺乏。2006年度,这些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日益加强,并注意结合本区域的地理位置和对外交往的特点与需要,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问题研究方向及特色,例如,西北地区的研究重点是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和中亚动态;东北地区的研究对象涉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及日本问题;东南沿海地区对东南亚的研究;西南地区在设计“开辟西南大通道”(与泰国、缅甸等国合作)或加强与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等课题上居领先地位。

表2　主要高校、研究机构在主要刊物上的发文数量[6]

机构、高校名称数量所在地区
外交学院72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69北京
北京大学58北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58北京
复旦大学50上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39北京
上海外国语大学26上海
清华大学24北京
人民大学23北京
**中央党校19北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15上海
南开大学15天津



(三)学科平台

学科平台包括:行业学会、学术期刊、定期会议等诸多方面。笔者选择了其中的两个指标进行评估。首先是行业学会。中国国际关系学方面的全国性学会主要有两个,即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与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 2000年改为现名。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是个较新的机构,于2003年10月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从2006年度的情况来看,两个学会的重要工作在于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促进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学术交流。[7] 这些会议对于促进学术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提及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该学会在2006 年度除了组织各种理事会议、学术会议外,将一些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例如,从2006年开始,根据中国外交实践需要向各理事单位推出一批课题进行研究;继续与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国际知识与中国外交”系列讲座,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等。这些活动对服务于中国外交实践、宣传中国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该学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验研究层面,成为学界向政策部门积极建言献策的一条主要渠道。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全国性的专业学会,对学科建设的重视似乎不够。有学者曾建议,“学会活动重点应该转移到如何完善自身机构,更好地设计、规划、组织和协调本学科的发展上来”。[8] 具体地讲,除了继续强化为实践服务外,在普及学科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促进中国理论或学派建设、促进一个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等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都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学术期刊是最重要的学术平台与沟通渠道之一,重要的理论成果与研究进展往往都是首先通过期刊而面世的,不同观点的交锋与学术资讯的交流也通常借助于学术期刊进行。因此,从主要学术期刊所载文章的状况,往往能直接观察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程度;而学术期刊建设得力,往往也能有效促进学科发展与研究水平的提升。近几年来,不少国际关系学术期刊都在探索新的办刊方向,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如《国际政治研究》和《外交评论》的改版、《国际政治科学》的创办等) ,对国际关系研究也形成了新的推动力量。那么在新的一轮调整与改版之后,主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是否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它们是否成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有效平台? 考察结果见表3。

表3　主要专业期刊的特色及其开放性[9]

期刊名称各类文章比例(%)特色开放性(% )
理论经验其他
国际政治研究30.8855.8813.24经验理论类66.18
国际论坛29.9068.042.06经验理论类95.88
国际观察14.7067.6517.65经验理论类73.53
欧洲研究21.5470.777.69经验理论类72.31
外交评论22.6865.9811.34经验理论类64.95
现代国际关系7.8988.823.29经验类65.13
国际问题研究0.0092.597.41经验类54.32
美国研究2.5077.5022.00经验类80.0
国际政治科学18.1836.3645.46综合类72.73
世界经济与政治35.2044.0020.80综合类84.00



通过对表3的统计分析,我们初步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在期刊的特色方面,经验理论类刊物最多,占5种;经验类次之,占3种;综合类最少,占2种;而10个样本期刊中的理论文章均未达到半数。这反映了整个国际关系学界的基本状况。其一是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事经验研究,这类研究也最为普通读者与相关部门所关注。其二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普遍存在既重理论又重实践的“两条腿走路”的心态。其次,在开放性方面, 1家刊物外部文章达90%以上,开放程度很高;2家刊物外部文章在75%～90%之间,开放程度较高;6家刊物外部文章在60%～75%之间,开放程度中等;1家刊物外部文章数量不到60%,开放程度较低。此情况表明,刊物的整体开放程度仍有待提高,许多研究人员仍然相对缺乏同等发表成果的机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也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公共园地”,部分期刊的开放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除了上述直接从表3得出的结论外,我们还注意到,“国际关系期刊具有强烈的学术导向功能”, [10]越来越多的刊物更加注意通过各种方式来策划选题,对学术研究进行引导和规范。特别是更多的刊物尤其注重通过学术会议引导研究和组织稿件, 包括《外交评论》、《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都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不同范围内召开众多学术会议,在引导学术研究、政策讨论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有部分刊物缺乏相应的资源、途径与能力,在学术引导方面的作用有限。

(四)对外学术交流

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仍属于新兴学科,开展活跃的对外学术交流对提升中国研究水平至关重要。国际学术交流表现在诸多层面,如各国学者之间的访学、国际会议、在国外发表文章等。由于中国学者在国外的访学、出席国际会议等情况难以掌握确凿的数据,我们选取了在国外发表文章这一项作为考察2006年度中国国际关系学对外交流的主要指标。除了国外机构的学者在中国主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外,我们选取了美国(3种) 、欧洲(1种)较权威的国际关系期刊,考察中国学者在上面的发文情况。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2006年度,中国学者的对外交流表现出明显的“单向度”特征,对外学术交流出现严重“赤字”。一方面是国外机构与学者在中国10种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总计55篇文章,占文章总数(815篇)的6175% (见表4) ;另一方面是2006年度中国机构与学者无一人在4种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见表5) 。尽管在样本选择上,中国期刊的考察范围要更大(10 ∶4) ,但55篇对0篇的情况仍能反映出中国学者在对外交流方面所处的尴尬局面。另从表4的情况可知,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家当数美国,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存在的“美国重心”这一事实。

学术“赤字”严重可能与多数学者缺乏国际关注和相应的国际交流渠道、过硬的英文写作能力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

较低层次,目前仍难以产生一定数量,且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进行国际交流。尤其应引起学界注意的是,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与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如果仅仅接受国外学术成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的输入,而缺乏相应的学术输出能力,那么就只起到了看别人如何思考甚至是接受别人思维模式的效果,而没有达到影响别人思考的目的。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与对外政策实践来说,这都是远远不够甚至是有严重负面影响的。

表4　海外机构与作者文章在中国发表情况[11]

国别/ 机构数量(比例)
美国18(32.73%)
英国5(9.09%)
德国、FaGuo各4(7.27%)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各3(3.64%)
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各2(3.64% )
联合国、墨西哥、比利时、南非、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国际奥委会各1(1.82%)
合计55(100.00%)



表5　中国作者文章海外权威期刊发表情况

期刊名称(统计期数)文章总数(中国
学者文章数量)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No. 1, 2006 - Vol. 60,No. 4, 2006)33 (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4, 2006 - Vol. 31,No. 3, 2006 /2007)25 (0)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1, 2006 - Vol . 85, No. 6, 2006)86 (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1, 2006 - Vol. 12, No. 4, 2006)22 (0)



二　主要研究领域:进展与问题

　　研究广度(所涉及领域、议程的广泛性)和深度是衡量一国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发达的两个主要指标。通过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2006年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广度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多元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开始体现出作为一个潜在学术大国应有的广度与气度。但在研究深度方面还十分不够,从而影响了研究质量的整体提高。下面分别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方面予以考察、分析。[12]

(一)理论研究:有重点的多维度探索

国际关系研究包括了众多领域与相关议程,中国对此经历了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令人欣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就出现了一种多元的状态,各家各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赞同者和批评者。2006年度的理论研究继承了这一趋势,呈现出一种多维度探索的态势。从10种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见表6) ,理论文章涉及的研究领域相当分散,除了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文章外,没有哪一类文章超过整个理论文章数量的10%。从流派取向上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有涉及,新理论与旧理论平分秋色(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莫过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文章与均势类文章占有相同比例) 。从理论归属上看,除有美国“背景”的理论外,英国学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状况也开始成为关注热点。此外,涉及研究方法的文章在数量上引人注目,表明了学界的方法意识逐步觉醒。除了上述特征外,另有两个重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相比,建构主义成为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理论流派,文章数量居于前列。秦亚青主编的《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是全面阐述与分析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13]建构主义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势头似乎与建构主义本身的理论积淀和(在美国的)学术影响不成比例。这种情况反映出多数中国学者一种独特的研究爱好,即强调观念与文化因素的建构主义比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好地满足了中国人的哲学传统。而建构主义认为世界可以能动地建构,则迎合了中国学者对于改变自身与世界这样一种潜在的愿望。有学者指出,建构主义这种对宏大议题的追问、从历史视角和哲学传统中寻求更广泛理解的风格使得具有类似传统的中国学界更加熟悉和容易适应。此外,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与狭隘性”认识的日益深入等等,也促进了中国学界迅速接受和传播建构主义。[14] 第二,近年来,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与学科反思的文章不断增长, 2006年度亦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问世,其数量高居理论文章榜首。其中,秦亚青对创建中国学派的思考、王逸舟对学科建设的持续反思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学者具备了更多的反思与质疑的精神,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开始致力于探究建设中国理论或流派的发展之道。这种努力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始摆脱那种评介式的理论研究模式,为下一步的理论创新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表6　理论研究涉及的主要流派与领域[15]

流派或领域文章数量(比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12 (7.89% )
国际制度、研究方法各10 (6.58% )
建构主义9 (5.92% )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各8 (5.26% )
国外国际关系学7 (4.61% )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均势各6 (3.95% )
地区主义与一体化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各5 (3.29% )
国际安全研究、外交理论与思想、非传统
安全、英国学派、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各4 (2.63% )
其他42 (27.63% )
合计152 (100.00% )




在理论研究的成果形式方面,除了期刊文章外,相关理论专著也在不断推出,体现了中国学人在理论探究方面的持续努力。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世界政治研究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则推出了《国际关系学前沿教材丛书》。[16] 这些著作反映出与主要期刊文章大致相同的旨趣,如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英国学派的重视等。可以说,一方面是上文列举的10种专业期刊,另一方面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特别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

概括起来,在多维度的理论探索过程中, 2006 年度的主要成就与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学术研究更趋精细化。相对而言,精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术研究规范化,二是理论研究实证化、案例化。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规范程度、逻辑严谨程度相对较弱。[17] 对规范化程度我们很难以数量化的证据来衡量,但从对2006年度文章的综合分析中确实可以看出,理论文章的规范程度(包括选题、逻辑、方法的运用甚至是注释)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在理论实证化方面,我们经过统计发现,通过案例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为26篇,占理论文章总数(152篇)的17111%。这个比例虽然并不太高,但较前已有一定进步。除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外,案例研究在近年来的博士论文选题中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其中一些已经出版。[18] 这些成果多为年轻学者的作品,但其中体现出来的扎实功底与新锐观点,可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2. 理论引进与理论梳理进一步深入,但仍未实现从“跟踪”到“研究”的转变。经过前几年较大规模对国外名著的翻译引进,主要的学者、流派的代表作已基本上以中文版的形式与中国读者见了面。2006年度,一些新的作品被引入进来,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冲突的战略》、《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以及《外交理论》等专著。[19] 在引进的同时,一些学者致力于消化原有引进的理论,在理论的概念辨析、流派划分、发展前景方面做出了更多、更深入的探索。[20] 但这种努力并未消除学界中的一种普遍印象,即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大部分仍是“跟踪”而非“研究”,整体理论水平仍不足以与国外主流学者在同一层次对话。与此同时,理论的引进仍是有倾向性的、不全面的,许多非美国的、非主流的理论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例如规范理论( normative theory) 、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著作就很少被译介进来。这种“偏食”现象导致了中国学界在知识基础与理论视野方面的不全面性,致使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许多“死角”。要填补这些“死角”,不承认目前国外理论建设的先人一步、不承认继续全面翻译引进的必要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目前实际上面临双重任务:一是继续深化理论的引进,夯实知识基础;二是摆脱单纯的翻译介绍模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反思、批评上来,真正实现从“跟踪”到“研究”的转变。

3. 在建构中国理论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大致的思路与方向。相对于前几年是否该建立中国理论或中国学派的讨论, 2006年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建设中国理论或中国学派上面。秦亚青认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以及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将成为中国学派的三大思想渊源。他进一步乐观地指出,围绕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21] 鲁鹏则指出,当前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存在四种不同的途径:(1)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 2)借鉴英国学派的视角、方法以及学科建构经验; (3)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 (4)从中国经验出发。他认为,这四种途径既有其优势,也有其问题。只有借助科学哲学的成果,对于学科史以及理论发展史进行重塑,才是切实可行的创建中国学派的第一步。[22] 张志洲则强调,“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要真正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主流话语体系”。[23]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来促进中国理论建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强调。除了秦亚青的论述外,叶自成和王日华采用当代国际政治学通用概念与话语整理和阐释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并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24]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则专门召开了这方面的研讨会。

(二)经验研究:立足本国的思考

经验研究方面,我们将主要期刊的相关文章分成四类:中国外交与战略、地区/国别研究、国际组织研究和世界政治问题研究,四类文章的数量分别是: 144篇、218篇、42篇和71篇(参见表7至表10) 。文章的数量分布表明,地区与国别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构成了2006年度经验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本国外交与战略的关注自不必说,地区与国别研究更是成为经验研究中的重头戏,其文章数量高居各类文章之首,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直以来的大致情况。在中国,综合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下设的研究所或研究室普遍是按地区与国别来分工的。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的八个研究所中,除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其他研究所都是按地区或国别来命名的,如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些高校下设的研究机构往往也按照国别和地区来命名,如众多的美国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等。与此相对照的是,问题研究文章数量不及地区/国别研究文章数量的1 /3。这反映出我们研究内容结构上的某种缺陷。可以说,地区/国别研究与问题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构成了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两种路径,两者均须予以同等重视。重视地区/国别研究传统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以一种“板块”镶嵌似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一个世界全景,但可能难以像问题研究导向那样使我们发现世界“板块”下面深藏着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一些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问题研究视角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能更加需要地区/国别研究与问题研究之间的结合与平衡,过于侧重一方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缺陷。具体来说,经验研究中的成就与问题主要有:

1. 研究的针对性有所加强,但其深度仍有待加强。例如,针对曾有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战略文化是进攻性文化”的论断,有学者借鉴政治心理学的行为代码分析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现代战争中领导人的心理决策过程,得出中国战略文化是防御性的文化。[25] 也有学者从社会角度考察了中国外交,提出“国际正义或者国际公平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从事国际道义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势”。[26] 针对中国能源安全严重受制于海上通道的现实,有学者提出要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稳定因素,并提出几个避开该海峡的油气管道建设方案。[27] 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海外频频遭遇各种安全事件,有学者就此对近年来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事件进行了统计分析与评估,并就如何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从个人、公司和国家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28]

研究深度不够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可行建议总体不多,上述列举的仅是难得的几例;二是对某些重大关键问题缺乏耐心、细致和全面的研究,对日本的研究就是一例。近几年,中日关系陷入某种困境,从而导致了中日关系文章增多,其数量甚至超过了中美关系方面的文章(参见表7) 。但在国别研究方面,关于日本的文章却大大落后于关于美国的文章,不到其数量的1 /4。而没有扎实的、大量的对日本的国情研究作为支撑,中日双边关系研究能否取得重大进展,其政策建议是否切实可行,确实是存在疑问的。

2. 全局性、战略性方面的反思文章似乎不够。我们从来不缺乏对全局重大问题的探讨,例如,关于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文章数量在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高居首位(见表7) ,而关于国际形势与格局的文章在世界政治问题类文章中的数量则排在第二位(见表8)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文章中,多有粗线条式的勾勒,少有精细化的判断;多有跟踪式的描述,少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多有对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正面解读,少有源自中国长远利益的反思与批评。总的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经验研究仍没有从过去那种“情况介绍”、“政策解读”的模式中完全摆脱出来,从而减弱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含量。如何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独到而有实际价值的分析、思考与智慧,仍是学界有待努力的方向。

表7　中国对外关系中各双边关系/主要问题受关注的比例[29]

双边关系/主要问题文章数量(比例)
外交政策与战略24 (16.67% )
中日关系21 (14.58% )
中美关系20 (13.89% )
中非关系10 (6.94% )
内政与外交8 (5.56% )
安全与核战略、周边与地区政策、
公共与文化外交各7 (4.86% )
中俄关系5 (3.47% )
民族主义、朝鲜半岛与朝核危机、
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各4 (2.78% )
其他23 (15.97% )
合计144 (100.00% )



表8　世界政治诸问题受关注的比例

问题数量(比例)
国际法11 (15.49% )
国际形势与格局、恐怖主义各9 (12.68% )
核扩散7 (9.86% )
全球环境与治理、资源与能源各5 (7.04% )
全球化4 (5.63% )
内政与外交3 (4.23% )
文明与文化、多边主义与外交、爱
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跨国传媒与国
际舆论、对外援助、世界经济各2 (2.82% )

国家形象、人权、国际共运、综合国
力、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各1 (1.41%)
合计71 (100.00% )



3. 研究中的不平衡倾向。在中国外交与战略、地区/国别研究、国际组织研究和世界政治问题研究等四类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的线索,即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是否与中国国家利益具有相关性这样一点来进行的。但在总线索之下,存在一些尚待改进的不平衡倾向。其一是地区/国别研究方面的传统研究重点与新兴研究目标之间的不平衡。美国是我们传统研究的重中之重,但相关文章的比例显得过高,占地区/国别文章总数的42166% ,占了该类全部文章的近一半。近些年来重要性渐显的拉美仅有文章1篇(见表9) 。非洲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此次统计有7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的影响。其二是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问题与次要问题之间的不平衡。在表8中,关于国际法、国际形势与格局、恐怖主义、核扩散的文章居前三名,占了该类文章总数的50171%。除了国际法外,这些主题多与传统的高级政治相关,而关于内政外交、跨国传媒、危机管理等虽属新兴领域、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问题研究文章比例过少。应该说,根据与中国利益相关的程度来决定其在研究投入上的多少是正常的,但在这两个方面显露出来的严重不平衡则说明,我们的研究也出现了过于功利化、跟风化、过于重视当前利益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不利于从根本上推进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世界上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从目前来说似乎对中国的利益相关不大,但其存在潜在价值,这尤其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前瞻和开拓式的研究。

表9　各地区/国别受关注的比例

地区与国别文章数量(比例)
美国93 (42.66% )
东亚(其中日本21篇) 37 (16.97% )
欧洲17 (7.83% )
北非、西亚15 (6.88% )
俄罗斯、东南亚各12 (5.50% )
南亚(其中印度10篇) 11 (5.05% )
非洲7 (3.21% )
中亚3 (1.38% )
澳大利亚2 (0.92% )
拉美、加拿大各1 (0.46% )
其他7 (3.21% )
合计218(100.00% )



注:“其他”类指一些地理归属不太明确或范围过于广泛且与其他类别有重复的地区概念,如“亚太”、“欧亚”等。

表10　不同国际组织受关注的比例

国际组织文章数量(比例)
欧盟13 (30.95% )
联合国10 (23.81% )
上海合作组织8 (19.05% )
欧安组织3 (7.14% )
北约2 (4.76% )
亚太经合组织、独联体、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1 (2.38% )
其他2 (4.76% )
合计42(100.00% )



注:“其他”类指关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一般研究。

三　学术创新与批评

　　学术创新与批评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方面的滞后也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痼疾。本文将就2006年度这方面的情况做一评估,并分析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学术创新主要包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创造或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观点与视角等。按此标准看, 2006年度与以前一样,在学术创新方面仍然乏善可陈。首先,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我们基本上仍是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后面亦步亦趋,自身很少提出某种新的、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领域。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现在仍处于对研究方法的学习与普及阶段,还远远谈不上创新。例如,数量分析的方法近年来才开始在中国学界推广,但它在国外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最后,在新问题、新观点和新视角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将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实践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或是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些新的视角。这项工作前些年就有学者开始着手在做。[30] 在2006年度,有学者继续致力于这一方面的探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天下观念与传统的朝贡体系实践在建构中国学派中的作用。[31] 但严格地讲,这些成果只是提出一个方向。学者们所期待的中国学派还远未成形。学术批评与学术创新直接相关。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没有健康、活跃的学术批评,也很难产生学术创新。因此,学术批评是否活跃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创新是否繁荣。通过对所选10种国际关系专业期刊文章的检索,我们发现2006年度学术批评的情况很不乐观。首先,在全部文章中,我们仅发现两篇题名中标有“商榷”字样的文章,其中仅有一篇是关于理论研究的,只占纯理论文章[32]的1% (见表11) 。当然,学术批评并不一定非得以“商榷”之名进行,但该类文章之少则可证明直接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仍然匮乏。其次,从对书评文章的分析中也可发现正常的学术批评远未开展起来。书评在学术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但是介绍最新学术成果的渠道, 也是开展学术批评的重要方式。

“国外的学术期刊,书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些刊物的书评论文一般都是由本领域的专家撰写”。[33] 中国学界对书评的重视程度就差得多,一是量少,二是很少有名家“放下身段”来写书评的,更谈不上通过书评进行学术批评了。我们将书评分为四类: ( 1)纯介绍型,指绝大部分内容为原文概括,评论性文字在20%以下者; (2)推荐肯定型,指评论性文字在20%以上,但主要以赞扬推荐为主; (3)比较分析型,指评论性文字在20%以上,内容主要是对所介绍的理论、观点与相关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 4 )批评商榷型,指评论性文字在20%以上,意见以批评为主或提出新观点。统计结果发现,在书评文章中,纯介绍型就占了33133% ,推荐肯定型占38110% ,两者加起来超过全部书评数量的2 /3,而以批评商榷为主要目的的书评文章一篇也没有。这突出表明,中国学界更多的是把书评当做一种“书讯”甚至是宣传手段来使用,而不是将其作为开展学术交流与批评的重要方式。即使有所批评也是“温和”型的,基本上没有起到开展学术批评、促进学术创新的作用。


表11　纯理论文章类型

类型数量(比例)
理论介绍与梳理60 (60.00% )
理论问题分析39 (39.00% )
商榷批评1 (1.00% )
合计100(100.00% )



表12　书评文章情况

分析指标数量(比例)
被评作品类型理论6 (28.57% )
经验9 (42.86% )
综合6 (28.57% )
评论内容类型纯介绍7 (33.33% )
推荐肯定8 (38.10% )
比较分析6 (28.57% )
批评商榷0 (0.00% )
被评作品作者中国9 (42.86% )
国外12 (57.14% )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情况表明, 2006年度的学术创新和批评与以前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善,一种成熟、健康、活跃的学术交流与批评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从而使得学术创新缺乏重要的推动力量。这对基础仍然薄弱、面临迫切发展需要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是一种十分令人忧心的现象。这种情况的根源何在?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学术底蕴不足

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也不算短,但它真正被当做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和建设的时间却不长,从而缺乏足够厚实的学术积淀与人文底蕴,无力产生重大的学术创新成果。学术底蕴缺乏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研究传统来看,我们没有现成可用的思想积淀。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迄今也不到百年历史,但其间迭出的理论成果是建立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例如,自由主义从康德到威尔逊再到基欧汉,现实主义从霍布斯到摩根索再到华尔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条前后相承的思想轨迹。但在中国,这种连续的思想轨迹并不存在。现有的国际关系学框架本身带有浓厚的“西方制造”印记,中国古代虽有较丰富的战争与外交思想,但由于与西方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框架,目前仍然无法较好地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一些学者目前正在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但是否能成功地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应用于现代西方的学科框架,或是将西方的框架改造得具有中国特色,使之容纳中国的传统思想,这方面还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第二,从研究主体来看,当前多数学者主要仍是从传统的时事分析、政策研究方面转过来的,在理论基础、知识结构等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结构性限制导致我们目前的研究往往功利色彩过重,更多的是做现状研究和新兴理论的研究,而关于历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显得格外冷清。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历史分析和思想史的梳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学术创新的经验与灵感来源。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潜心研习,也很难产生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

第三,方法论基础仍然十分薄弱。虽然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多了起来,但多数文章中的方法意识仍然十分薄弱。有学者曾指出,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落后。这种落后主要体现在: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性;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与操作化;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缺乏逻辑思维,专业术语不统一等。[34]近几年来,以阎学通为代表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普及工作, [35]但由于原来积累不多,其他单位与个人的跟进也有限,整个学界的方法论水平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较大的提升。

2. 教研机制制约

教研机制构成了研究人员“生存与发展”的无形空间,其制度导向极大地左右了研究人员的研究导向。当前的教研机制鼓励数量型的“学术生产”,但是不利于质量型的学术创新。从研究机构的情况看,目前多数教研机构都是属于行政部门主办或管理,在定位上主要是为决策提供服务,缺乏进行学术创新的动力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属于理论层面、与经验层面不太挂钩的学术创新主要是由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来进行的,没有整体的制度支撑,在争取项目、经费上都面临着诸多困难。高等院校在这方面较为超脱,但其他问题也很严重,具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现行机制鼓励教师追求学术数量而非质量。在多数高校,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论奖励,看重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衡量成果是否突出的主要办法是将其与出版社、发表期刊的级别挂钩,至于成果本身质量如何则很少论及。在这种制度下,教师往往日益功利与浮躁,争着做的事是每年多在所谓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很少愿做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创新。

第二,现行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许多高校在培养研究生时,开设课程、授课方式与本科教育没有较大的差异,缺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现行机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几篇以培养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其动机主要是增加学校论文数量,提高学校的影响) ,其结果与鼓励教师多发表论文类似,助长了研究生的功利思想,不利于培养其严谨、创新的学术精神。

3. 行政主导下的政策导向问题

在现行的学术研究与评价体制中,行政主导色彩十分浓厚,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对各类各级课题的申报、对各种奖项的评定等方面,都是由相关的行政部门来主导进行的。例如,就社科基金项目而言,从国家到各省、市,各级社科规划办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社科规划课题供申报;在教育系统,教育部与各省教育厅也设置了相当数量的课题。这是研究人员特别是各高等院校教师开展科研并获得资助的两个主要渠道。尽管各种课题申报和奖项评定过程中也设立了各种专家委员会,但在实际决策中,专家的意见往往并不是决定性的,行政力量才是主要决定因素。由于专家作用有限,课题申报与奖项评定往往受到更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课题申报工作难以发挥鼓励学术创新的功能。

第二,现有的政策导向缺乏对创新精神的鼓励。作为最权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都有一份各学科课题指南。在该指南中,国际关系学主要被归纳为“国际问题研究”。我们分析了2006年度课题指南的国际问题研究部分(参见表13)发现如下特点: ( 1)从研究问题的导向上看,表现为重实践、轻理论(从数据上看应用对策研究占近七成,在该指南所列的基础理论研究部分中还有一些实际上是属于实践研究的课题) ,强调为具体的外交实践服务; ( 2)在理论研究中较强调意识形态色彩,等等。总体来看,该指南的考虑基点在于为外交政策与实践服务的需要,较少着眼于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总体来看,虽然在行政主导体制下,课题经费投入有了较稳定的保障,但其缺陷在于行政色彩过浓,研究人员受到较多限制,无助于促进学术创新精神的发挥,对整个学科发展不利。

表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度课题指南(国际问题研究部分)

课题类别课题数量(比例)
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4 (8.70% )15 (32.61% )
国际关系前沿理论1 (2.17% )
具体理论问题(如国际格局、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7 (15.22% )
国别外交思想史1 (2.17% )
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史1 (2.17% )
犹太人在华问题1 (2.17% )
应用对策研究中国国家发展与对外关系
相关问题研究12 (26.09% )31 (67.39% )
国别及地区问题研究9 (19.56% )
国际关系问题研究10 (21.74% )



资料来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 http: / /www. npop ss - cn. gov. cn /2006 sj /ktzn_gj. doc。

四　结　论

　　综合2006年度的情况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深层缺陷,特别是学术创新疲软乏力,健康、成熟、活跃的学术批评远没有开展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谨在此提出如下建议,供学界同行参考:

1. 加强并充分发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的作用,使其不但服务于实践决策,更要在学科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作用途径可包括:参与和制定学科规划、设置专业奖励、组织更多的学术活动、制定本学科的学科规范等。为促进理论创新,可以考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或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下面设立类似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那样的二级学会,集中学界理论方面的骨干,吸收有志于理论的青年学人,引导并倡导理论创新,推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2. 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与建设,推进其包容性与开放性,加强地区间特别是北京与全国各地学者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高专业刊物的开放程度,使之成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中国作为一个理论大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成为一个包容且多元的学术共同体。

3. 改革现有的科研体制,扭转学术功利化、浮躁化倾向,建立独立于行政评价之外的业内学术评价机制,探索并完善依托专业学会进行课题、项目研究的途径。这点应与加强行业学会的建设结合起来,可以考虑由相关学会设置某种奖项,奖励在学术创新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或表现突出的青年学人。在评奖过程中应由相关学会主导,通过公开、民主、公平的方式进行。

4. 在鼓励广大科研和教学人员加强能力建设的同时,尤应要改善和加强学科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培养的内容与方式,强化后备人才的培养。培养过程中须特别注意提高基础理论的讲授比重,加强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教育,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学术创新意识的培育。鼓励各学术单位举办各种学习活动,鼓励研究生的校际交流,开拓视野,提高能力。

5. 继续保持和弘扬学术独立与自由传统,提倡学术多元化,发挥学术质疑与创新精神,鼓励学术批评,形成积极、包容、活泼、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与国家政策的前提下,鼓励学界就各种学术问题开展公开、深入的讨论,不设禁区,讨论过程中不戴帽子,倡导主流意见,包容少数观点,给予各种声音以平等的发言权。

6. 理论引进与研究、创新并重,在继续深化译介国外理论、夯实学科基础的同时,鼓励开展理论批评与对话,提倡依托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资源、从研究自身问题入手,实现学术突破与理论创新。

7. 加强研究方法的推广,继续推进经验研究与倡导学术规范,促进学科的更加成熟与精细化。

8. 立足于中国长远利益,加强对中国对外交往中重大问题的战略性、反思性研究,为外交部门提供既具针对性又有前瞻性的决策参考。

(执笔人:谭秀英、主父笑飞、赵远良、张达、李开盛)

注释：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资助的所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朱立群教授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资讯,在此谨致谢意。

1. 相关成果参见:陈岳、李永成:《国际关系学:进展与问题》,载《教学与研究》, 2003年第12期;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1期;于铁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 2005年第11期;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4期;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载《外交评论》, 2006年第3期;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 2006年度系指20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主要调查对象包括该年度的主要专业期刊、代表性著作和相关学术会议与学会活动等。文中所指的国际关系学是广义的,包括法学门类之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参见教育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3. 这里指拥有本科点、硕士点、博士点其中之一或更多者,一级学科(政治学)博士点/硕士点所覆盖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或外交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也包括在内。

4. 参见http: / /www. moe. edu. cn / edoas/website18 / info18326. htm。

5. 这10种刊物是:《现代国际关系》、《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原《外交学院学报》) 、《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国际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国际政治科学》。前9种均是200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来源期刊“政治学”中的国际关系类期刊。《国际政治科学》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的连续出版物,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故列入统计范围。本文中的主要刊物均指这10种,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6. 在统计中,如果同一篇文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来自不同机构的作者时,或同一作者在署名单位中写上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时,以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准。

7.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于2006年5月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举办了首届博士生论坛; 2006年7月,该学会召开第七届第三次全国理事会,并于同期召开了“中国外交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在2006年3月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学术研讨会。

8. 于铁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 2005年第11期,第54页。

9. 在本表中,关于刊物特色,主要体现为不同类别文章的比例。在理论、经验和其他(包括难以明确归类的访谈、回忆录、书评、世界经济文章等)三类文章中,如A项比例超过半数,即为A类;如同时又有B项比例超过20% (左右) ,即为AB 类;如没有一项比例超过半数,为综合类。关于开放性,是指来自期刊主办单位以外的文章占全部所刊文章的比例。应该说,开放性是一个内涵更广的概念,单靠此比例并不一定能全面反映出某种刊物的开放程度。但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以此比例衡量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某种刊物的开放程度。

10. 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11期,第74页。

11. 在本文中,海外文章指作者署名单位在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外的文章,而不论作者本人的国籍。

12.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文章分为如下三类:理论类,包括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含思想史) 、学科建设与研究方法、理论实证研究;经验类,包括中国战略与外交、地区与国别研究、国际组织、其他世界政治实践与问题;其他类,包括历史研究、人物与访谈、学术思考与随笔、书评、世界经济及其他。

13.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14. Yongjin Zhang, “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 A Travelogue of Ideas and Their Diffu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1, 2003, pp. 99 - 100.

15. 此处的流派与领域并非按某一特定标准来划分,而是根据文章的实际选题而定,因此在诸领域与诸流派之间可能互有交叉。同一篇文章涉及多个领域或多个流派时,以其主要领域或流派为准。

16. 参见陈志瑞、周桂银和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1995 ～2005)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李英桃主编:《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秦治来编著:《国际政治学简明教程》,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少军主编:《当代全球问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7. 王逸舟主编:《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第12页。

18. 任洪生:《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9. 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美]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美]阿尔诺德·沃尔弗斯著,于铁军译:《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英]杰夫·贝里奇等著,陆悦　、高飞译:《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0. 这方面的成果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薛力、邢悦:《新自由制度主义含义辨析———兼谈范式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11期,第29～34页;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载《国际政治科学》, 2005年第4期,第109～131页;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6年第3期,第1～23页,等等。

2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3期,第7～13页。

22. 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6期,第52～59页。

23. 张志洲:《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83页。

24.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 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

25. 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载《国际政治科学》, 2005年第4期,第1～23页。

26. 庞中英:《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2期,第13页。

27. 汪海:《构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通道———中国与海湾油气安全连接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1期,第48～54页。

28. 夏莉萍:《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分析》,载《国际论坛》, 2006年第1期,第41～46页。

29. 为避免统计结果受到刊物选择的影响,表7和表9统计范围仅包括所选10种样本期刊中的综合期刊,作为地区/国别研究期刊的《欧洲研究》和《美国研究》尚未包括在内;出于同一考虑,表10统计范围亦未包括《欧洲研究》。

30. 相关成果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俞正　、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7～13页。

32. 指不包括学科建设与研究方法、理论实证研究方面的理论类文章,国外作者的文章也排除在外。

33. 于铁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与反思》,载《教学与研究》, 2005年第11期,第54页。

34. 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1期,第23页。

35.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除了上述方法论专著之外,阎学通主持下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已经连续四届举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为在青年学人中普及研究方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踏雪鸿泥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