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经久不衰的主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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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邮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作者：《历史教学问题》　2004年第4期

现实主义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流派之一。在西方思想史中,“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在哲学中译为“唯实论”或“实在论”)这一术语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近代以前。作为中世纪哲学中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学派的唯实论,强调人类的一般观念或抽象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强调一般观念仅仅是一种符号的唯名论相对;后来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唯实论是指作为人类感知对象的物质乃实际存在,与断言概念的外在对象乃由观念构成的唯心论相对。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使用现实主义一词就意味着肯定真实之所在、现实之所在,”这就是承认冲突乃是国家间关系中固有的现象;现实主义者所关注的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和战争的成分。①英国学者Ｅ.Ｈ.卡尔(Ｅ.Ｈ.Ｃａｒｒ)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此意义上最早使用“现实主义”术语的人之一。

现实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流派。这首先因为现实主义理论适应了美国战后冷战政策的需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期间,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它强调道义和人类良知,主张维护国际联盟的作用、建立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国际合作避免世界战争悲剧的重演。理想主义国际思潮迎合了英国等国政府的政策需要,但遭到了以Ｅ.Ｈ.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的强烈抨击,随着国联集体安全和绥靖主义政策的失败、大战的再次爆发而偃旗息鼓。二战后美苏冷战的逐渐形成使权力政治观被广泛接受,现实主义由于能够更好地解释美国的遏制政策而受到美国官方的青睐,通过大学与政府的联系和各种研究基金的资助,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乃至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际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战后现实主义思想的流行为它成为一种理论范式②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条件。经过二战前后与理想主义、法理主义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西方出现了像Ｅ.Ｈ.卡尔的《二十年危机》(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 Ｃｒｉｓｉｓ1919—1939)和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国家间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ｍ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这样杰出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成果,它们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著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假设不仅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而且使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例如,现实主义者假设,支配国内社会的法则与决定国际体系性质的法则具有本质的不同,如果不是如此则无法确定国际关系自己特定的学科边界。与此同时,二战后十年中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大学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系科无不很自然地把现实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有人认为,“现实主义通过设定(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界而界定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群体;这个群体反过来又界定了学科。”③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在论及国际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所出,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研究方法为归纳法:强调实际存在即是什么而不是理想或应该是什么;强调事实而不是义务,“这似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事先推论。”④马丁·怀特进一步认为,所有现实主义基于三门科学理论,即机械论、生物进化论和心理学,它们“决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因为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生存竞争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分别与它们相联系。⑤实际上,怀特这里指出了现实主义理论家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这在下列事实中反映出来:经典现实主义者熟谙史学、哲学和法学研究中的所谓传统主义方法,新现实主义者则吸收所谓科学主义方法的精华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

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内容是由它的基本假设或命题构成的,它们反映了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必须指出的是,现实主义流派由各种各样的相关理论汇集而成,它们的观点并不总是与下述假设完全一致;但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这些假设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或实践的出发点。

现实主义理论基于四个主要假设:第一,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的和统一的行为体。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是基本的分析单位,无论它们是指希腊城邦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研究就是这些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际体系中还存在着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如多国公司、恐怖主义集团以及其他跨国和国际组织等,它们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与主权国家相比,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总是次要的,国家是具有支配地位的行为体。

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是被一个坚硬的外壳所包围着的分析单位,或者是大小不等的“台球”,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意味着这些“台球”表面的碰撞,其结果决定于它们各自的力量和速度而与其内部结构无关。⑥简言之,国际政治被理解为主权国家互动的一个领域,该领域与国内政治分离。

现实主义者认为,一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和冲突能够在国内最终得到权威性的解决,所以一国政府可以代表作为整体的国家。因此,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事件和问题上它只有一种政策。当然,例外的情况不时会发生,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些例外只是相对于规则的例外,最终仍然支持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的一般假设。即使在出现例外情况时,例如一国外交部表述的政策不同于国防部的政策表述,更高的权威机构会予以干预以排除官僚部门或非政府行为体的那些有悖于中央政府政策的行为。

第二,从悲观主义的人性观出发,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在现实主义思想中,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在这种相互的竞争关系中他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福利,并渴望成为支配者而不希望为别人所利用。因此,享有他人的利益和避免为他人支配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结果,在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国际关系中,他们致力于获得优势地位,至少在此意义上,人类被认为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在汉斯·摩根索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反映,他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权力意志”,这在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中尤为明显:“政治是争夺统治人的权力之斗争,无论其最终目的如何,权力是其直接目标,获得、维护和宣示权力的模式决定了政治行为的技巧。”⑦因此,国际政治被现实主义者首先描述为“权力政治”:它是国家间对立、冲突和战争的舞台。

现实主义者假设,国际政治是在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即在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权威或世界政府的体系中运行的。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中,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在国家间实力等级结构中,最重要的国家是大国和强国。因此,国际关系被理解为列强争夺支配权的斗争;各国如何实施其国际行为决定于势力均衡的复杂作用,理解势力均衡机制也就是理解国际政治。

与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相比,国际政治中不存在进步的变革;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对特定时期而且对所有时代都是有效的,因为国际政治中的上述基本事实从来没有变化。

第三,现实主义规范性理论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在诸多国际问题的排列次序中,国家安全通常处于最高的位置,军事和相关的政治问题支配着世界政治,而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次要的或低政治问题,前者常常被理解为支配或设定后者发生的环境。国家被看作是其领土、居民、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保护者。现实主义者关注现实的或潜在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考察国际稳定如何获得和维持,它如何被打破;还关注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武力的使用,以及防止领土完整被破坏。因此,国家实力是一个关键概念。

国家利益是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决定因素。所有国家必须追求它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事实意味着其他国家和政府都是不能完全依靠的,所有国际协议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依赖遵守它们的国家的意愿。如果国际义务与自身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冲突,所有的国家都准备牺牲它们的国际义务,这使得国家间的条约和其他所有协定、公约、惯例、规则、法律等仅仅成为临时性安排。主权国家间不存在道德即相互责任约束意义上的国际义务,政治家的基本职责就是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这在马基雅维里的名著《君主论》中得到了最直露的阐述。

第四,国家本质上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一个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包括设定目标、根据国家能够获得的各种资源评估所有合理的选择、通过所评估的各种选择实现目标的相对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选择相联系的获益或代价。按照这一理性决策过程,决策者估价每一种选择,决定其中获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一种。

现实主义者意识到把国家看作一个理性行为体的难度。政府决策者可能不拥有决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或知识;整个决策过程可能为不确定性所笼罩;他们还需处理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的个人偏见和认知错误的问题。无论如何,理性选择的结果至少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或次佳的选择。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在博弈理论和威慑理论中尤其重要。

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人类思想宝库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从西方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历代先贤圣哲的学术成就为现代现实主义理论大厦奠定了基础,其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Ｎｉｃｃｏｌｏ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和17世纪英国哲学和法学家托马斯·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的影响最为深远。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中,修昔底德通常被看作是第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Ｗａｒ)中,他精辟地阐述了后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视为信条的国际政治思想。作为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约前5世纪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及其各自同盟者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战争过程的生动描述和战争的直接起因的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讨了战争的真正或根本原因,这就是:“雅典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⑧修昔底德认为,正是均势的变化引起斯巴达对其丧失在希腊世界优势地位的忧虑,导致它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争取盟国的支持,而雅典出于同样的原因采取类似的措施。于是,军备竞赛、威慑、结盟、外交活动以及树立威望等等围绕着维持均势在两大集团之间展开。这样,对势力失衡的恐惧成了军备竞赛和战争本身的动因。

在修昔底德看来,希腊世界是由大小不等的城邦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是强权政治,而正义和道德是没有地位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雅典和米洛斯两国统帅对话的形式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对于米洛斯人要求遵守正义原则的呼吁,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凭其实力可以做的事情,而弱者接受其所只能接受的东西。”⑨从根本上来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除了按照强权政治的原则行事别无选择;在这种强权政治中,安全和生存是主要的价值,而战争是最终仲裁者。

马基雅维里从包括修昔底德的古代希腊国际思想中得到启示,以15、16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间风云诡谲的纷争现实为背景,在他的《君主论》(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ｅ)中总结了一套政治斗争的理论。马基雅维里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把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看作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统治者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保证它的生存和安全,这一目的决定了统治者不择手段的合法性。因此,政治家必须既是狮子又是狐狸:如果一国不够强大,它将招致他国来捕食;如果统治者不够精明和狡猾,就会失去能够给国家带来利益的机会,甚至因忽视危险或威胁而毁灭自己和国家。这是马基雅维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

马基雅维里理论的出发点是正视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理想的即应该成为的世界,在他看来,统治者不能按照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来行动,不如此就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不仅在现实中行不通,而且会牺牲其公民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因将道德因素排除在外而受到诟病,但有人认为,这种批评“不仅忽视了统治者对自己或自己的政权的责任,而且忽视了他们对其国家和公民的责任”。

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是一部最早阐述一般政治学理论的英文著作。在这部名著中,霍布斯提出,如果我们把人类看作是生活在先于主权国家制度建立的某种“自然状态”之中,我们就能深刻理解政治生活。“自然状态”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无政府状态,其性质是“所有人彼此敌对”的永恒“战争状态”:每一个男人、女人、儿童受到每一个其他人的威胁,生命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摆脱这种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的办法是他们缔结契约以建立和维护一个主权国家,它具有绝对权威和保护他们远离内部无序和外部敌人威胁的能力。在国家保护下,人们可以获得相对安全和秩序,从而有了发展和繁荣的机会。

然而,建立主权国家以摆脱个人恐惧的自然状态的行为同时又会制造另一种国家间的自然状态,这就是世界政治中一种“安全困境”:通过建立国家所获得的个人安全和国内安全必然伴随着源于国家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不安全状态。以摆脱个人安全困境的办法不能摆脱国际安全困境,因为不存在建立全球国际或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不像原始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主权国家不愿为了任何全球安全保证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虽然由于国家提供安全的功能,国际“自然状态”不具有国内的“自然状态”那样的危险性,但这仍然是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战争状态:主权国家间不存在永恒的或有保证的和平。在霍布斯看来,国家间也可以缔结条约以提供它们相互关系的法律基础。然而,国际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它只有在符合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利益时才能得到遵守,反之,它就会被忽视。因此,像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那样,霍布斯认为,安全和生存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价值。

英国学者罗伯特·杰克逊(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ｋｓｏｎ)等将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共同特征总结如下:第一,人类的国际生存环境是一种不安全的和冲突的状态;第二,人类具有处理安全问题的政治知识或智慧;第三,不存在最终摆脱这种人类状态的可能性,它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特征,即虽然人类具有政治智慧,但不存在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永恒的或最终的解决办法。 显然,他们的这些观点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他们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洞察力却是深邃的,因而不难理解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世的现实主义者所承继。

20世纪中期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成就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范式和流派,一大批关注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和学者先后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ｂ)、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Ｅ.Ｈ.卡尔、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Ｎｉｅｂｕｈｒ)、外交家和外交史家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Ｆ.Ｋｅｎｎａｎ)、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Ｊ.Ｓｐｙｋｍａｎ)、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决策者兼外交史家和战略分析家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以及社会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雷蒙·阿隆(ＲａｙｍｏｎｄＡｒｏｎ)等。 其中,20世纪中期Ｅ.Ｈ.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

Ｅ.Ｈ.卡尔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39年初版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人希望通过建立以国际联盟盟约为形式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安全制度来避免大战的重演。卡尔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思想,它源于19世纪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主义,把国家间利益的天然和谐当作普遍适用的原则。在卡尔看来,这种思想对“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未加区分,将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道德准则混为一谈,忽视了现实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存在,如战后就存在着维持现状国家与不满现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侈谈利益和谐实际上反映了拥有既得利益的国家的要求。“利益和谐论”还忽视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作用。卡尔指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权力总是政治中最重要的成分。” 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卡尔认为两者应该进行协调,对乌托邦主义者以空洞的道德掩盖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本质和“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赤裸裸地追求权力而无法建立国际社会都进行了批评。 卡尔在抨击乌托邦主义中所阐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受到了高度评价,被认为“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大师,他在1948年出版的杰出著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集现实主义理论之大成,迄今为止最充分和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各种概念,成为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学科长盛不衰的经典教科书。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在其基础上将他的研究集中在权力或国家利益及其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上,并进一步结合国际关系的实践阐述与国际和平相关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广博精深而又简洁通俗,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 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在1965年出版的《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中,摩根索进一步提出,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他们生来就追求权力和享受权力的果实,这就是人类的“支配欲”。追求权力不仅为了获得相对利益,而且为了争取保护自己和不受别人政治支配的安全政治空间。这种安全政治空间最终来自独立的国家,离开国家无安全可言。2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权力政治观,这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摩根索认为,个人权力意志适用于国家追求权力的本质,当个人追求权力的本性扩大至国家时,其追求权力的倾向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力量也会变得更大。从该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力的追求,这在国家行为上表现出人类战争和外交活动两种方式。同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在一个主权国家争夺权力的世界里,生存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低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利益等于国家的生存,它包括“国家的领土、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完整”。 因此,国际政治就是各国追求权力的斗争,其本质就是追求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一旦生存有了保障,国家便可追求次要的利益。但是在摩根索看来,追求对国家生存并非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常常导致国际冲突,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就受到了摩根索的批评。3 摩根索承认国际政治中道德因素的作用,但他同时认为道德制约与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主权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就像马基雅维里所指出的,政治伦理允许国家采取某些个人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另一方面,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则不适用于国家行为,“政治现实主义拒绝将特定国家的道德目标等同于支配一切的道德法则,”如果不加区别,某国就会以普遍道德之名来掩饰自己特定的目标和行为。 4 国家权力是受制约的,除了受国际道德和舆论与国际法的制约外,摩根索详细分析了均势的作用和局限。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各国相互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均势是制约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但均势的作用依赖于对该作用的国际共识。5 外交在维持和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在外交或战争的基础上协调国家利益的过程:“国家利益概念预先假设,所有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既不会造就一个自然和谐与和平的世界,也不必然导致战争。恰恰相反,这个概念假定,通过外交活动不断调整相互冲突的利益,就可以把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传统外交曾是调整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虽然在20世纪其作用有所减弱,但摩根索主张恢复外交的重要地位,通过它来促成和平和国际共识,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更为完善的世界政治制度。从以上简要归纳中可以看出,摩根索继承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结合欧洲国家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阐述了“规范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摩根索本人被誉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新现实主义的兴起

经典现实主义者一般都是历史学家、法学家或前外交官,他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使用的是人文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植根于哲学、历史和法学,其特点是依赖于研究者的判断,被称为传统主义。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统主义受到了行为主义的挑战,遂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所谓第二次大论战。行为主义者属于新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通常受过政治学、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训练,或者熟悉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行为主义者试图像自然科学家通过阐述客观的法则来解释物质世界那样,通过对收集到的经验数据进行分类、计量和归纳,证明研究者的预先假设即科学地解释国家行为模式。行为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一方面,传统主义者将国际关系看作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关注政治家个人的作用及其在决策中所面对的道德困境,重视安全、秩序、自由和正义等基本价值,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是一门宽泛的人文学科,不可能成为严格科学的或狭窄的技术性学问。另一方面,行为主义者并不关注道德的作用,因为道德中包含有价值,而价值是无法被客观、科学的研究的。传统主义被行为主义者批评为不够“科学,而行为主义又被传统主义者指责为只是看到人类行为的外部现象或者其作用有限。

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并没有分出高下,但行为主义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60、70年代国际领域出现的许多新现象需要人们去解释,在此背景下所谓新现实主义学派应运而生。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假设和观点与经典现实主义并无二致,如使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并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关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体系的主要特征权力政治,并同样认为生存和安全是主权国家的基本国家利益等。但是,与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基本的政治价值和决策者的作用不同,新现实主义主要从体系或结构的层次来分析国际关系,因而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这体现在其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Ｗａｌｔｚ)的主要著作《国际政治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1979年出版)中。

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行为体的权力分配是国际关系分析的重点,行为体本身并不很重要,因为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在沃尔兹的结构理论中,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间非集权的无政府结构,各国在其所有基本功能方面都是类似的,即尽管在文化、意识形态或体制上存在差异,国家单位都履行着同样的职责,如征收赋税、推行对外政策等等。它们的主要区别只是它们各自的实力差异。沃尔兹写道:“这样一种秩序中单位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履行类似职责的实力大小的不同。……体系结构随着体系中诸单位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大国的兴衰及其相伴随的大国均势的变化决定了体系结构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典型手段是大国的战争。因此,在沃尔兹看来,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主要国家是大国;尽管国家间的均势是可以建立和维持,但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根据冷战中美苏对抗的现实,沃尔兹进一步对两极和多极两种均势体系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两极均势更易提供稳定和安全,因为两个大国都愿意维持体系,而维持体系就是维持自身的存在。

可是,两极体系的结束并没有按照沃尔兹所设想的方式发生,这就涉及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问题:没有包括国内政治的理论,因而未能解释最终导致体系结构变化的单位层次上力量变化的真正原因。沃尔兹试图为国际政治提供一种科学的解释,表现为所谓“价值中立”,但是在其理论阐释中他并不能避免使用经典现实主义的规范概念和假设。例如,沃尔兹认为,所有国家只在正式和法律意义上是平等的,在实质或物质意义上是不平等的。但这仍然意味着某种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规范是存在的,在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遵守它。因此有人认为,新现实主义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区别并不如沃尔兹所声称的那么大。

新现实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使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界独领风骚,虽然这很快就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而形成第三次大争论 ,但它的影响是持久的。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两极结构的解释力和其他局限,新现实主义的地位有所下降,人们回到经典现实主义以解释冷战后世界的趋向在加强。

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评价

理论产生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它又服务于社会需要。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居于主流理论范式地位而经久不衰,首先是因为它适应了这种需要。从现实主义传统来看,马基雅维里写作《君主论》的目的是为了给意大利城邦的统治者提供治国指南,霍布斯的《利维坦》所阐述的主权国家学说无疑奠定了专制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同样,如前所述,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期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支配着国际关系研究,是与二战后的美苏冷战现实分不开的,摩根索和其他现实主义者的“权力政治”观是美国政府推行“遏制政策”的理论根据,而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则论证了两极冷战结构的合理性。因此,美国的决策者如亨利·基辛格和Ｚ.布热津斯基等毫不讳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在其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2001年出版)中将经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米氏认为,在一个没有超国家权威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而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即无政府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其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这种对国家追逐权力的动因的解释区别于摩根索等经典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后者认为其动因是源于人类本性的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因此经典现实主义被米氏称作“人性现实主义”),但类似于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因此米氏称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结构理论”。但是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际结构的性质促使大国维持现有的均势而“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长的诱因”,这一观点符合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稳定性,但米氏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因为“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因此,大国是“无情的追逐权力者”从而导致大国冲突的悲剧,这一命题又使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经典现实主义并无二致。

实际上,与其说米尔斯海默对现实主义原理有什么发展的话,毋宁说他对冷战后美国霸权的现实解释更令人感兴趣。米氏认为,由于大洋阻遏所造成的军事技术上的困难,大国的最终目标只能是追逐地区霸权而不可能形成全球霸权,美国则是现代历史中惟一获得这种地区霸权的国家。然而,米氏的根据似乎并不充分,在别人看来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至于米氏借鉴英帝国的历史,将所谓“海外制衡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ｒ)作为美国的战略选择,似在为美国维持其冷战后世界中的单极霸权地位提供理论依据;而按照其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演绎出21世纪崛起的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 的结论,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披上了一件学术的外衣,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决策圈内外奉行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人产生影响。

现实主义理论的长期影响还来自它的学理价值。尽管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所有对它的改进、阐释、增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基本上没有触动它的核心假设,这不仅折射了严肃的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关系本质探讨的认真谨严态度,而且反映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它力图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理想的世界。因此,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Ｗ.汤普森(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坚持道,“由于冷战时代寻求权力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在后冷战时代只是有了不同的特点,所以很少有人会对现实主义的信条是否与国际关系的事实相符合提出质疑。” 属于英国学派的罗伯特·杰克逊则写道:如果世界政治的结构一直建立在主权独立国家的基础上,而一些强国对最重要的国际事态的发生负有更大的责任,那么显然,现实主义将继续是一种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当出现放弃主权国家和无政府国家体系的历史变革时,现实主义才会过时。然而,“在可见的将来,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现实主义是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范式,它的若干基本观点为其他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派别如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等所采用。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自己的缺陷,不仅它的研究方法受到视野狭隘、视角单一的批评,而且它的基本假设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挑战:1 现实主义强调人性恶的一面但忽视了人性中合作的一面,因而重视国家间冲突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合作的程度;2 忽视除国家之外的国际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未能对世界的变化作出充分的解释;3 强调权力政治而忽视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对国家行为的作用;4 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自古以来没有发生变化因而未能洞察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嬗变对国际体系性质的影响,还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开来因而不能充分解释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源;5 忽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等等。这些批评及其引起的争论同样是有价值的,它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理解现实主义的观点和多视角地认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注　释:①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ｏｌｍｅｓ＆Ｍｅｉｅｒ,1992,ｐｐ 15-16 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提出了影响广泛的“范式”定义,他认为范式是指一种或多种科学成就,它们应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范式“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和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③ＳｔｅｆａｎｏＧｕｚｚｉｎ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1998,ｐ 6 ④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 17 ⑤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ｐ 18—22 ⑥ＪｏｈｎＢｕ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ｒｏｍＪ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 ,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1996,ｐ 110 ⑦引自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ｋ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1999,ｐ 68 ⑧ＰａｕｌＲ Ｖｉｏｔｔｉ＆ＭａｒｋＶ Ｋａｕｐｐ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ａｌｉｓｍ,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1993,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 38 ⑨Ｉｂｉｄ ⑩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ｋ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1999,ｐ 73 Ｉｂｉｄ ,ｐ 76 可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英文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和肯尼思·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中的有关内容。 Ｅ Ｈ Ｃａｒｒ,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 Ｃｒｉｓｉｓ,1919—1939: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1964,ｐ 102 Ｉｂｉｄ ,ｐ 93 肯尼思·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第80页。 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ｅａｔＤｅｂａｔ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Ｊ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 148 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ｗｉｔｈＫｅｎｎｅｔｈ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ｒｅ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ｔｈｅｓｉｘｅｄｉｔｉｏｎ,1985,ｐ 13 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ｅａｔＤｅｂａｔ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Ｊｏｈｎ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 149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81页。 两派的争论可参见赫德利·布尔与Ｊ 戴维·辛格的交锋(ＨｅｄｌｅｙＢｕ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18:3(Ａｐｒｉｌ1966);Ｊ.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ａｔ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ＪａｍｅｓＮ.ＲｏｓｅｎａｕａｎｄＫａｕｓＫｎｏｒｒ,ｅ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1969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 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1979,ｐ 97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ｋ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ｐ 87-89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和大卫·鲍德温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和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25页。 引文见米尔斯海默上引书,第20页。 米尔斯海默,前引书,第543页。 肯尼思·汤普森著、梅仁和王羽译:《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44页。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ｋ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 101 在这一点上,新现实主义中除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外的另一支,即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除外。

Alan1990year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