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基辛格《论中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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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基辛格《论中国》

发布时间：2012-10-08  作者：达巍  来源：《战略》2012年7月


     40年前的1971年7月9日，美国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由此开始的中美战略合作彻底改变了冷战走向与世界面貌：苏联逐渐输掉冷战，并在20年后彻底解体；美国走出之前的内外颓势，在20年后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在近十年后启动改革开放，40年后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



     40年后的2011年，基辛格出版新著《论中国》。作者的身份、学识与独特经历，决定了此书的重要性。基辛格本人的多重身份以及他对中国问题、对中美关系所要表达的丰富思考，造成了《论中国》的糅杂风格。基辛格博士在书中时而像一位学者，探寻中国文化当中一以贯之的内在一致性，并且用这一独特文化来解释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与政策；在另一些时候，他又像所有退休的外交实务实践者所热衷的那样，回忆甚至炫耀自己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交往细节，言谈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与自得；在全书的最后，基辛格则显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视野与思考：这位88岁的老人提出，中美要走出历史上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宿命，建设“太平洋共同体”，并在其中“共同演进”。



     非专业读者特别是中文非专业读者如对基辛格、尼克松在70年代初与毛**、周恩来的对话内容知之不多，书中涉及的历史秘辛或许是读起来最兴味盎然的部分。然而从专业角度看，这些历史细节均已解密，并无太多新意。更加重要也更值得探讨的，恐怕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对外行为的连接，以及基辛格对中美共同演进的战略设计。



一、中国：特殊的还是一般的？

     《论中国》的开篇，是从1962年毛**召集中国高级军政官员讨论中印战争开始的。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在那次会议上，毛**提到了唐朝及蒙元时期中印打过“一次半仗”的历史经验。贯穿《论中国》全书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对外战略影响的讨论。基辛格反复强调中国的“先发制人威慑战略”。基辛格相信，中国在处于战略劣势时，不是像西方那样倾向于外交解决，反而是通过猛烈的先发制人打击，使对手陷于心理劣势。朝鲜战争、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案例中均体现了这一原则。再如，基辛格认为，中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时面临美苏两国压力，转而与美国靠近来平衡苏联，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以夷制夷”的传统。中央王朝的优越感，让中国当代决策者绝对不愿对压力低头。在基辛格1971年访华前，中美为了谁先向对方发出邀请颇费周折；1989年“**事件”之后，面对西方压力，中国领导人绝不愿示弱，都是这一传统的当代体现。



      如果以学术语言来表述，基辛格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根植于古老独特文明的独特“战略文化”。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文化对当代中国对外战略仍有重大影响。西方决策者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就会在其对华政策上摔跟头。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战略的民族风格、国家风格问题多有讨论。因为现实政治的影响，冷战期间的苏联、冷战后的中国都是美欧学术界战略文化研究的焦点。近十几年来在这一问题的领军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即专门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问题（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1995)。基辛格在《论中国》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战略是因其独特历史而具有特殊性，还是与其他的民族国家没有本质区别？



      对此，我们至少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当代的战略选择，是否真的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经验？二是如果中国当代战略至少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对这种影响是否有清楚的认识与表述？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最近完成并即将出版的新书《文明：西方与其他》(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Penguin Press, 2011)恰好提供了与《论中国》迥异的一种观点。弗格森认为，西方19世纪以降靠着竞争、牛顿的科学成就、法治与财产权、现代药物、消费合作社会、严格的工作道德规范等六种重要制度和思想而领先全球。而中国和其他国家现在“下载”了这些应用，并将由此超过西方。实际上，基辛格和弗格森所代表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是对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解释：基辛格认为中国过去60年的发展归根结底仍然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思想基础，而弗格森认为应归功于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提出预测：因为中国的独特性，基辛格或许认为，中国强大后也未必完全按照西方的逻辑（例如权力政治）行事；而弗格森的逻辑则是在说，中国强大后，也会像其他西方国家崛起后同样行事，与美苏日德没有什么两样。



      判断基辛格与弗格森谁对谁错绝非易事，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的内在一致性与连贯性有夸大之嫌，将这种传统文化因素与当代战略的连接有时也显得勉强。毕竟，与西方世界近两百年的互动以及晚近六十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上留下烙印。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提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的“和谐世界”的理念的时代，在中外学者热衷于探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模式的特殊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否认当代中国思维中传统因素。更重要的是，研究、解释并传播中国战略中的民族文化风格，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的责任。中国对主权不受干涉的高度重视，中国对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强制力的勉强态度，中国政府经常说的“不称霸”、“和谐世界”、“韬光养晦”、“不信邪”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表述，中国人对“势”等中国概念的重视，或多或少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论中国》再次提醒我们，在中国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当口，中国学界需要自己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不是被别人解释。



二、中美关系：“共同演进”是否可能？

      四十年交道打下来，基辛格对中国文化、中国领导人、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未来前景饱含敬意。他主张接纳崛起中国，与崛起的中国合作，而非试图遏制或削弱中国；与此同时，基辛格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需要承认两国是如此不同、又如此庞大的两个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基辛格对两国关系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他认为中美不应追求“伙伴关系”，或许那只是口惠而实难至的辞藻。基辛格希望中美共同演进：“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得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远景：中美两强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两国都专注国内而非在全球争夺霸权。与此同时，两国不仅可以在需要合作的事项上合作，而且两国可以互为发展和纠错的参照。



“共同演进”前景的困难之处在于，基辛格可能低估了中美两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基辛格与尼克松以秘密外交闻名，当他在1971年7月取道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展开其“波罗”行动时，华盛顿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高级助手黑格（日后的国务卿）知道其真正目的地是北京。然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是多元和公开，总体来看，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不是美国外交的常态而只是插曲。今天，奥巴马还有可能策划秘密行动，逆转与伊朗、古巴或者塔利班的关系吗？



     1971年的中国正处**，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船舵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毛**一人手中。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有着多元而活跃的思想争论和利益博弈；拥有世界最多、最活跃的网民；有一批利益遍布全球、富可敌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一切，都让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不再集中于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



     毛**和尼克松在1971年有条件策划两国外交战略的惊天逆转。在他们操作这一转变时，两国国内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得以有条件自上而下地策划富有远见和想象力的战略构想。今天，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不再享有这样的“奢侈”。



    《论中国》出版后，在西方受到不少批评。一些人甚至埋怨基辛格当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给了中国机会。同样曾经为美国共和党服务过的学者阿伦·弗里德伯格今年8月出版的新书《争夺霸权：中国、美国与中美亚洲控制权之争》（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W. W. Norton & Company，2011）就代表了美国保守阵营的另一种声音，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挑战，中国试图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法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中美关系有可能走向对抗，美国对此必须做好准备。反过来看中国，认为中美迟早要“摊牌”，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的声音也不乏市场。



      中美关系在最近十年里越来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导向稳定，有些因素导向冲突。在体系层次，中美两国高度的相互依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持续稳定因素，但中美国家权势的相对变化在近年则成为紧张的来源。在国家层次，中美两国政府制定的中美关系战略本身大体一直维持积极与稳定，但2009年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都有政策微调，例如美国的“重返东亚”以及中国在涉台、涉藏问题上的“强硬试探”。在社会层次，中美两个社会以及两国人民虽然联系越来越多，但是互不信任、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感、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感”在两国民间特别是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决策环境里，中美两国决策者真的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设计并执行一套“共同演进”的方案吗？



     其实，所谓“共同演进”并非完全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一前景恐怕很难是两国领导人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两国反复博弈、最终形成的一种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如果两国发展都没有特别重大的变故，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仍将维持“谁也吃不了谁”的局面。而战略武器和宏观经济“确保相互摧毁“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中美关系维持和平合作局面的最大维系力量。中美两国决策者要做的，恐怕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执行“共同演进”方案，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持两国关系的平衡以及两国各自国内的平衡，不让两国社会的不安情绪推翻政府层面的战略稳定，也不让两国政策层面的对抗（例如围绕美国对中国抵近侦察而展开的军事对抗）“擦枪走火”。一旦中美两国政府维持30年的战略稳定成为国内多元外交行为者的众矢之的，或者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并且升级，过去30年形成的方案就有被抛弃的危险。



三、价值观重要吗？

      基辛格常被中国人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享有巨大声誉。然而，基辛格在美国是一个或多或少有一定争议性的人物。这位15岁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将典型的欧陆权力政治风格带入美国外交实践。他一方面被看作杰出的战略家与现实主义的大师，另一方面也因其崇尚现实主义、不强调价值观而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在《论中国》中，基辛格不忘强调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如果不坚持对人类尊严基本准则和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承诺，美国将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但他又坚持“强加于人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宏图的国家。”他对“**事件”后老布什派遣特使访华的肯定以及对克林顿上台后试图将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的否定态度，可以看出基辛格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这使得基辛格提到价值观时，显得更像是其面对国内读者的一种自我辩护。



      问题在于，基辛格的欧陆现实主义风格与其秘密外交风格一样，在美国并非常态。在其1995年的著作《大外交》（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1995）当中，基辛格自己指出，“虽然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容纳了许多老罗斯福的观念，他却主要以威尔逊的国际思想传人自居，还在白宫会议室中悬挂着一幅战时的威尔逊像，这真正证明了威尔逊在外交思想上大获全胜。”在美国外交史上，老罗斯福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威尔逊则是强调价值观与国际制度的理想主义代表。乔治·凯南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慨，美国外交的传统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价值观以及法制观念基础上（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美国与中国在冷战前期的对峙、在1989年之后的困难莫不于此密切相关。及至今天，人权、互联网自由等问题仍是中美间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台湾、西藏等问题背后，也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所谓“世界权势重心东移”似成定论。伴随美国人深刻的危机感与焦虑感，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精英开始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弗里德伯格《争夺霸权》再次批驳了美国国内的一度流行的观点：即伴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意识形态必将走向自由化。这一观点实际上自从2007年即已经被以孟捷慕(James Mann)为代表的一些人强烈质疑（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Viking Adult, 2007）。2009年以来所谓“中国强硬论”成为质疑中国意图的主要证据。基辛格在此问题上的观察值得认真思考。他在《大外交》中深刻地指出，“美国人倾向于把外交问题看成是善与恶之间的交战。”“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她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在中美权势发生中国相对上升、美国相对衰落这个总的背景下，基辛格在中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观点在美国有可能会逐渐成为少数。如何尽量避免被美国决策精英定义为价值观上“恶”的化身，或者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发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许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的问题。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企鹅出版社, 2011年5月。(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Press, 2011)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